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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平樂》:平庸皇帝,背后為何群星璀璨?
《清平樂》:平庸皇帝,背后為何群星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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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7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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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平庸皇帝,背后為何群星璀璨?
歷數(shù)古裝大劇,《大秦帝國》、《漢武大帝》、《康熙王朝》……
但擁有
璀璨文明的宋朝傳奇
,總在
野不
在朝,只有《蘇東坡》、
《
包青天
》
、《
水滸
傳》等戲說備受追
捧。
從此,在歷史
朝代粉
們眼里:
秦漢相殺
,漢唐對立,三國稱雄,明清撕得厲害,而宋朝只能吟誦著
中國文明
造極于大宋,苦哈哈地蹲在坑底。
直至近日熱播的古裝大劇
《清平樂》
,
以
北宋為
背景,將宋仁宗趙禎的一生娓
娓道來,
才終于還原了大宋“黃金時代”的盛世風采!
宋仁宗背后為何全是大咖?
宋朝的皇帝,大家記得黃袍加身趙匡胤、書畫一絕宋徽宗……提起仁宗趙禎,總要想一想,才恍然大悟,好像是貍貓換太子的原型,是包青天中平平無奇的背景板。
史家將其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
“仁宗盛治”
,長期的和平,經濟文化繁榮,紙幣交子首次進入市場,軍隊裝備了火藥,航海業(yè)發(fā)達,百姓安居樂業(yè),遠勝于貞觀、開元盛世。
但為什么大家總是記不住仁宗呢?
實在是他的執(zhí)政和性格過于寡淡,居于宮墻之內,少年登基,太后垂簾聽政,親政后依托于宰相、臺諫制度,仁德納諫,一生循規(guī)蹈矩,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朝堂之中,宰相能把圣旨退回去不蓋章,慶歷新政因保守派勢力受阻便罷了;后宮之事,朝臣舉薦皇后的標準竟是“貌丑不至惑君
”
,哪怕妃嬪升遷賞賜都緊迫相逼,時時進諫,前后兩任皇后均非出自仁宗所愿……
一句話,就很無趣,完全沒有爽點!
怨不得《清平樂》的劇粉們,也一邊驚嘆服化道的精美還原,一邊吐槽節(jié)奏慢,誰叫導演選了這么個難啃的骨頭,戲劇沖突絕緣體,
平平無奇宋仁宗
。
當然,宋仁宗存在感低沒關系。
且看他身邊的一眾名臣:晏殊、范仲淹、歐陽修、韓琦、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司馬光……
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其他六位均出自仁宗朝,其中
根源并非無跡可尋。
閱讀并背誦全文軍團
向你走來,就問你怕不怕???
其實,能出現(xiàn)這樣一批大咖,有以下這么幾個原因:
一是,大背景:自唐末戰(zhàn)亂,宋太祖趙匡胤登基后,
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
,為扭轉五代時的重武輕文風氣,通過變革科舉考試制度,大量的寒門之士通過考試進入仕途,徹底瓦解了唐朝遺留的的貴族政治與武人政治,
建立了皇帝與
士大夫共
治
天下的
“士大夫
政治”,歷經三朝,已達鼎盛
。
二是,宋仁
宗本身宅心仁厚
。宋仁宗尊崇古法,不殺諫臣,
給
了
文
人
足夠的
話
語權,又克制權欲,虛心納諫,這才涌現(xiàn)出一批
敢
于進諫的能
臣;而
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的文人,學而優(yōu)
則仕,宋朝的官員待遇優(yōu)厚
,
縱觀宋朝書畫文稿,
常看到
文
人優(yōu)游山水之間,吟詩作對,焚香
聽
琴。
還有這樣一個故事:蘇轍參加制舉科殿試,在試卷里就公然寫道,我聽說,皇帝昏庸無能,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和舞升平。這擱在哪個君王身上,能輕饒這樣的狂人?
仁宗看了卻說,歡迎敢言之士。蘇轍只是一個小官,敢于如此直言,應該特予功名?!弊罱K,蘇轍與蘇軾同登制舉科。宋仁宗還高興的手舞足蹈。
饑荒年間,總會發(fā)生一些盜米和傷主事件,仁宗道:“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于食不足耳?!别嚸竦乃雷锝y(tǒng)統(tǒng)免除。
看完了這兩個故事,你是不是一下子對宋仁宗就“愛了,愛了”?是的,正是有了一個好時代,又有了一個心慈仁厚的好君王,
促進了文化
的繁榮,
也才有
了群星璀璨的
輝煌時刻。
正所謂: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晏殊身兼帝師、宰輔,首先登場。
出場便是勸仁宗放棄逢迎生母回宮,而后雨中醉酒吟詠浣溪沙,婉約派的氣韻隨之而來,可見寫詞已融入士大夫精英階層,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新藝術活動。
范仲淹是個眾所周知、徹頭徹尾的事業(yè)狂。
先天下之憂而憂,進亦憂,退亦憂
;短短十集,三起三貶,從歷史來看,這還不是終點。
他頻繁奔波于廟堂與鄉(xiāng)野之間,堅定地做一個為生民立命的君子,但這個天下讀書人眼中的道德典范,為節(jié)省盤纏,也不介意搭商船往返京城。
歐陽修科舉殿試名次落于十四,劇中設計太后看到他取樂時寫的小黃文,認為德行有虧;而歷史上則是認為他鋒芒畢露,要挫挫銳氣;當范仲淹被保守派排擠出京,歐陽修寫《朋黨論》,與君權直接沖突,眾人在市井劇集誦讀評判,儼然宋朝版大V發(fā)稿經典現(xiàn)場。
明明有一手好文章,卻要叛逆走偏鋒。
正如歐陽修年輕時喜歡牡丹這等俗花,為此沒有底氣地著書立文為牡丹上價值;晚年迷上寫日記也是開風氣之先,自知背離傳統(tǒng),就是堅決不改。
說起賞花來,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還不算傳奇。
劇中與仁宗少年相識、相交甚篤的韓琦簪花的故事甚至入了《夢溪筆談》,“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還曾以主題繪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圖》條軸和一幅《金帶圍圖》扇面。
韓琦任揚州太守之時,邀人觀賞后花園一種“金帶圍”的芍藥,而后與當時賞花簪花的賓客王珪、王安石、陳升之四人竟都做了宰相。
《清平樂》展現(xiàn)的宋朝審美意趣備受贊譽,但其實其風流人物反而更有嚼勁,文人放浪形骸、激蕩文字,可見其時風氣開放。
士大夫一直是精英階層的代表,引領著時尚的潮流,是高雅精致的象征。
市井是百姓的居所,繁榮的經濟,催生了大型的都市和多種多樣的玩樂游戲,但卻是百姓生活的地方,是
“世俗”
。
從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雅與俗是相互對立的觀念。
柳永這位奉旨填詞的白衣卿相便是“雅俗之爭”中的焦點人物。
“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span>
柳永作詞內容多描繪市民階層男女感情,都市生活和市井風光,以及羈旅,文人與市井生活之間的界限似乎更模糊了。
歷史上柳永是公認的頂尖詞人,將宋詞傳唱世間,但在宋代詞人之中,他的地位卻是最低的,被士大夫階層視為“淫治謳歌之曲”,柳永屢試不第,仁宗在進士榜上除去柳永的姓名,只是一個表象,實際是統(tǒng)治階級對柳永代表的俗文化的壓制和打擊。
審美巔峰來源于焦慮?
我們經常會說,宋代堪稱中國古代審美的至高峰。
追其宋代成為審美巔峰的原因,往往會歸因于士大夫階層的興起。
是的。政治是“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務,他們的文化素養(yǎng)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書法、繪畫、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繼承者和創(chuàng)造者。
但是,擁有一批精英階層,就可以達到文化繁榮了么?那么明清時代的精英階層,為何沒有把中國古代審美推向另一個巔峰呢?
美國漢學家艾朗諾《美的焦慮》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北宋時期士大夫中間出現(xiàn)來自市井的藝術活動:賞花、寫詞、寫日記等,從中發(fā)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心中面對傳統(tǒng)的不安和焦慮,這是創(chuàng)新與傳統(tǒng)之間的沖突。
艾朗諾發(fā)現(xiàn),北宋文人在寫道牡丹、石頭還有詞這些東西的時候,經常會讓人感覺很焦慮。那是因為這些東西本來都是不入流的俗物,但是他們沒辦法對這些全新的美視而不見。
在宋代的商業(yè)背景下,市民社會空前活躍,這些所謂的俗物老百姓特別喜歡,它們像雨后的春筍一樣萌發(fā)出來。這就讓文人感到為難。
一方面,他們不敢推翻既有的審美規(guī)范,因為這套規(guī)范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不能毀了三觀;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自己能坦然地欣賞這些新的文藝形式。
所以問題的癥結是,怎么讓欣賞這些俗物變得名正言順。解決方案也就明擺著了,他們得想辦法給這些“俗物”正名。
比如書中舉例子,詩話這個文體是歐陽修發(fā)明的,但是他發(fā)明這個文體的時候其實也特別沒底氣、特別焦慮。這是歐陽修在晚年成名后發(fā)明的文體,篇幅短小,毫無邏輯,但是是對詩的一種顛覆。有人批評他,參與國家大事的士大夫怎么能寫這些沒意義的口水文呢?歐陽修卻沒有反駁,默默選擇了接受。
他肯定不會想到,這種體裁以后會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主要形式。
這也許就是士大夫“端著”,又糾結的地方了。
當外在世界與內心哲學產生沖突,當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無法達成統(tǒng)一,那焦慮自然如影隨形,而這種焦慮促使了新一代知識分子風貌的最終形成。
金字塔頂尖的文人敏感地發(fā)現(xiàn)世界與內心的沖突,終究會跨過心里的障礙,從而向外向內尋求解決的方法。他們政治家、文學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屬性,決定了堅定的入世立場,無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總是憂國憂民,他們眼界開闊,不以個人得失為懷。
引領世間潮流的士大夫精英們,在市民文化的影響下,在高雅和世俗之間反復橫跳,對文學形式求新求變,為哲學加入自己的注解,進一步催生了文化繁榮。
盛世下的暗流
混亂激蕩的時代,如同烈酒,酣暢淋漓;
清平安樂的時代,如同清茶,暗流深藏。
朝堂之上,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慶歷新政的新黨,以“呂夷簡”為代表遵循傳統(tǒng)的保守派,二者相互爭斗,直至自范仲淹、韓琦相繼被貶,慶歷新政宣告失敗,從此也為政壇開了一個黨同伐異的壞頭,但文壇大家們對儒學的探索卻一直沒有停歇。
從歐陽修堅持不重詩賦、以古文和策論科舉開始,新古文運動興起,曾鞏、蘇軾、蘇轍中舉,司馬光、王安石相繼進入朝堂。
新的時代開始來臨,但他們面對的卻是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愈演愈烈,朝廷養(yǎng)了無數(shù)的閑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繁榮富庶的大宋朝竟也難以為繼,急轉直下,終于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變的時刻。
王安石率先舉起變法的大旗,與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又是數(shù)十年的恩怨糾葛。
蘇軾卻自成一派,王安石當政時,他支持司馬光一黨,認為變法不宜太急,慘遭貶謫;變法失敗,司馬光當政,他又認為變法亦有可取之處,不贊同全盤復辟,從此他的人生就如同我們所知的、開始不斷地流離。
蘇軾的行為讓人迷惑,但細想卻自有道理,促成他行動的指導思想正是早期的“思辨“,也是后來宋代儒學發(fā)展的重要基石。
正如政治上的追求一般,儒學發(fā)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在不斷的探索下,融合宇宙自然和人生命運,并能治理國家的新儒學開始萌芽,這便是后世延綿的
“理學”
。
有趣的是,真正成為正統(tǒng)的思想,卻不是上述三個學派,與蘇軾同年取進士科的程顥、程頤兄弟提出核心觀點“存天理、去人欲”,確立了宋明理學開創(chuàng)者的位置。
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逐步成為官方哲學。
唐宋八大家,六位宋朝的士大夫們,在這黃金時代輪番登場,他們思索著治世的學問,探究著儒學的至理。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引領萬萬千千知識分子的呼喊,就是從這個時代發(fā)出的盛世之音!
儒學兼收并蓄的特性,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完成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使命。
朱熹在南宋時期匯編了前朝思想,理學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可行的實施方案,儒學的系統(tǒng)性第一次變得完整,重新確立了統(tǒng)治地位。
但從長遠來看,理學的衰落也有跡可循。
明清時期,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為維護社會秩序,通過科舉制度,嚴格控制士人知識和思考的范圍,
導致后期知識分子思想僵化,
逐步發(fā)展為統(tǒng)治者維持統(tǒng)治正統(tǒng)性的工具,同時,作為封建等級社會的思想,也無法保證公平、平等,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直至近現(xiàn)代中華文明遭遇滅頂之災。
知曉歷史的我們,此時再看《清平樂》,看著君臣協(xié)力,前赴后繼,難道不會眼含熱淚?
這或許就是宋的氣質,盛世的底色下一腔熱血、難掩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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