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工作下當下鄉(xiāng)村的文學意義（節(jié)選）
——《百里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后記
作者丨朱朝敏
朱朝敏走訪貧困戶
這個紀實作品是我的采訪手記。說實話，近距離只是標榜“我”在場而已，卻并不能說明，我完全融入了那個獨特的場系。距離無法避免地存在。但又感謝這個距離，恰恰因為它的存在，給予一個觀察者和記錄者的空間，去喘息去發(fā)現(xiàn)去思考。
現(xiàn)在，回到“精準扶貧”這個詞語上來。
這是上升到國策的大事。精準扶貧的對象就是一塊地域一個群體。這個地域叫作“鄉(xiāng)村”，這個群體叫作“貧困者”（我私下更愿意叫作“生活弱勢者”）。精準扶貧的目的也明顯，用簡短的詞語概括不外乎就是，挽救、救贖。
當我在電腦上敲出上面的詞語，我醍醐灌頂?shù)匦盐?。這項國策，于文字工作者而言，記錄下來，也是責任，也是一個人以文學的面目回歸本源的最好途徑。當我們摳掉那些繁縟的條條框框，只剩下其骨架和內(nèi)核時，國策與文學合二為一了。文學的功用，說到底，不就是救贖嗎？當然，文學的救贖功用并非劍指他人，而是為自己。但自己——寫作者，在記錄當下的瞬間，她又怎能是旁觀者是記錄者是在場的參與者？
在場的參與者，無法缺席時，才有底氣記錄下來，亦為責任和使命。
當你讀到我敘述的那些系列時，我相信，你不會產(chǎn)生陌生感、隔離感。那些熟悉的場景、人事及悲辛歡愉，從文本跳出，躍入你的眼睛和心靈發(fā)生“量子糾纏”時，哪怕只有部分甚至一點點，這個文本就有了意義。因為“我”這個在場者，何嘗不是你不是他人？而那些深陷在物質(zhì)和精神泥沼中的群體，又何嘗不是我們？
在那塊地域，接近生命本源的地方，有生命的初心，有生命胚芽的倔強成長。任何一個外來者，她或他都會嗅到致命的童年氣息和強烈的生活同感。
命運一詞，夾裹的暴風雪，總是不定時地襲擊一個個脆弱的肉身。沒有誰能夠例外。而這些身處鄉(xiāng)村，與土地為鄰的人們，不過因為條件的薄弱，代替我們早先感受了命運的暴風雪，并將他們的痛苦和感知痛苦的心理及精神傳遞給我們，提供一個個參本，供我們感知應對。
朱朝敏采訪百里洲福利院
扶貧中，最經(jīng)常聽見的一句話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些身處底層的群體的人性人心。這是村干部和扶貧同道者的感慨。那些簡單的靈魂，那些因為地域限制，走在陳舊時光中的靈魂，他們?nèi)馍砀啵馐芗膊『鸵馔馐鹿实哪雺?，卻總在不經(jīng)意之間抖摟螢火蟲似的光芒。你能感受到鄉(xiāng)村這個母系詞語的最初溫暖。你也能感受到，我們這些對接的扶貧脫貧對象，經(jīng)常就發(fā)生了身份轉(zhuǎn)換。
我們正是其中一員。
我們感謝那些人群，正如感謝我們自己——死皮賴臉地活在這個世界，與命運游戲，還想翻盤出一些幸福和喜悅。
如今，我們結(jié)成對子，不過是時間的安排，要我們溯回，回到人生最初的地方，去相認那些被漠視的被丟棄的東西，去見證孕育了我們現(xiàn)在快要成為廢墟的子宮胎盤。
也只有那樣的瞬間，我們才能體會到，相識不相識都不要緊，其實，大家就在一個場系中。場系里有一塊磁鐵，吸引我們，歸類我們，又讓我們彼此辨認。最終我們會異口同聲地說出我們這些同類——好了，至此，我可以用上一個詞語了，人民。而人民，更多的時候是指生活弱勢者。鄉(xiāng)村中的生活弱勢者其人數(shù)龐大，遠遠超出了新聞統(tǒng)計的那些數(shù)字，因為它們的標準不再是單純的物質(zhì)方面，還有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
朱朝敏，湖北枝江人，七十年代出生，出版有《百里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黑狗曾來過》《遁走曲》等書籍。作品多次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各大選刊轉(zhuǎn)載，有作品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和韓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