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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選自百度
吃大鍋飯的外貿工作者
作者：龔如仲（美國）
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前，這塊社會主義好的大地上是不存在私有企業(yè)的。為各行各業(yè)忙碌著的中國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人人“愉快地”服從于組織安排、個個盡情地享用著國家供給的“大鍋飯”。
在我經歷過的幾個不同行業(yè)中，我深切地感覺到，外貿工作者應該是“大鍋飯”餐桌上最為出色的“食客”，因為當時的外貿從業(yè)者既品嘗著“平均主義”、“中庸之道”、“公私兼顧”、“論資排輩”和“刻板教條”的“美味”，同時也無不深受這些“特色菜”的傷害。您也許會問：“何以見得啊”？那您就聽我說說原由。
首先，“平均主義”的待遇難以激發(fā)干勁。
在當時的外貿行業(yè)里，不管你能力多強、成績多好，也不管你如何勤奮、何等盡職，你所得到的工資待遇和你同年畢業(yè)的同窗、同事是完全一樣的。也就是說，同一時期“參加革命”或是同一年大學畢業(yè)的人，都只能按國家統(tǒng)一規(guī)定的標準，領取同級別的俸祿，不偏不倚、絕對“公平”。這種看似公平的做法其實是平均主義的翻版，實質上并無公平可言。這既不利于獎勤罰懶，也不利于激發(fā)人們的工作干勁。
既然“干與不干”、“肯干與不肯干”并無多大區(qū)別，那么大家就索性“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干”，“你好、我好、大家好”，客客氣氣、天下太平。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也許是后來發(fā)現(xiàn)這種“平均主義”帶來的弊端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公司決定：除了每月的工資外，給大家發(fā)一點獎金。然而發(fā)放獎金的多少不是以工作表現(xiàn)為依據，而是用“考勤”作為唯一的標準。倘若你一個月內出滿勤，或是請假不超過一天，那么你可以獲得12元人民幣的一等獎；如果請假超過一天但少于三天，那么你就拿10元錢的二等獎；對那些請假多于三天又少于五天者，只有屈領8元錢的三等獎；如果一個月里請假多于五天，那你當然就沒有任何獎金可得了。規(guī)定一下達，大伙兒都盡量天天上班，以獲取這不菲的額外收入，但對待工作的態(tài)度并無任何改變。
其次，“中庸之道”的盛行造就“好好先生”。
這里講的不是儒家的正統(tǒng)中庸之道，我想說的不過是當時外貿工作者經常奉行的“好好服從領導、時時保持低調”的典型作風。在那個年代，“組織上”的規(guī)定就是鐵的紀律，領導人怎么說似乎總是“正確”的。倘若誰敢頂撞上司或對領導不敬，恐怕他很快會被穿上一雙“玻璃小鞋”。當然，闡述與領導僅僅局限于工作中的不同看法，那就另當別論了。
“大鍋飯”體制下一個明顯特點就是人們不能張揚，也就是說必須事事保持謙虛謹慎、一團和氣。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認可，才有機會被提拔、被信任。比如你在需要調動工作而去面試時，千萬不能大談自己如何出色、如何能干，因為“自我推銷”一定會被面試官視為“狂妄”和“自傲”，而這樣的人是絕不可能被公司錄用的。在這種環(huán)境下，大批“好好先生”就應運而生。而這些奉行“中庸之道”的同事們的小日子一定比你過得滋潤。
其三，“公私兼顧”的甜頭容易引發(fā)私心。
當我正讀大學三年級時（我讀的是五年制大學），作為在校學生的我，頭一回被派往廣州，參加中國進出口商品廣州交易會（簡稱“廣交會”）的實習工作。到了廣州后，我被分到上海糧油食品交易團當英語翻譯。在整個交易會期間，我們的一切吃喝、住宿均由國家包辦。這期間最令“煙鬼”們快樂的是：成筒、整盒的中華、紅雙喜等高檔香煙擺放在談判桌上。這些名義上是為招待外賓的“工作煙”卻被“煙鬼”們無休無止地享用了，他們還美其名曰“公私兼顧”。這幾位來自上海的“煙鬼”們不僅自己煙不離嘴地沉浸在“活神仙”般的“仙境”中，而且還以“抽煙不掏錢、試試又何妨”的歪理一再教唆我領略一下煙的“妙處”。涉事不深的我抱著好奇心開始了與香煙的親密接觸，后來便成了一桿“小煙槍”（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把煙癮戒掉）。由此可見，公私兼顧的“甜頭”引發(fā)了我的私心。
后來我在輕工總公司工作的幾年中，這種“公私兼顧”的事也時有發(fā)生。由于當時的外貿行業(yè)仍然處于“國家計劃經濟”、“國有企業(yè)獨大”的壟斷式狀態(tài)，總公司是指揮和掌控全國分公司及屬下工廠進出口業(yè)務的“太上皇”。我們這些在總公司工作的“大員”們每年制定進出口計劃或是落實具體指標時，召開全國會議是在所難免的。于是總公司與有關分公司便達成默契：把全國會議的會址今年選定在“西湖風光美如畫”的杭州，明年安排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后年干脆把會議桌搬到“日照香爐生紫煙”的廬山上。
這樣的決定不會引起任何非議，因為全國各地都有分公司，而有關分公司也會因為你把會議組織的大權交付于他們而對總公司感恩戴德。就這樣，為公為私，均無不妥。說句老實話，我也就是借這種“公私兼顧”的良機，才有幸乘開會之便，游覽了中國不少旅游圣地。
除國內開會外，出國訪問也可“照方抓藥”。要知道外貿工作有一特點，就是要與外國商人打交道，因此出國作商務訪問是名正言順的。
再說一句老實話，我也是利用了當時每年多次出國訪問之便，游歷了世界許多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或大或小的商人們，和我所管轄的分工司有著或多或少的生意，借“了解市場”、“擴大出口”的名義，堂而皇之地滿足一下“見見世面”、“開開眼界”之私利，倒真是無可厚非的。一句話，“大鍋飯”下的“公私兼顧”很容易引發(fā)人的私心。
其四，“論資排輩”的慣例不利人才培養(yǎng)。
“論資排輩”是當時干部提拔的攔路虎。
記得我剛進輕工總公司工作時，我所在出口二處的“一把手”是一位年近七旬的正處長王先生。老王處長還是一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就擔任中國駐朝鮮國大使的老革命。經過近三年的努力工作，我終于成了輕工二處不可或缺的業(yè)務骨干。某一天，老王處長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是有事和我談。等我進了老王處長辦公室，然后面對面地與他坐定后，我們開始了談話。
老王處長先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績，然后問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道：“今年三十九歲”。老王處長聞后深深地嘆了口氣，然后不無遺憾地對我說道：“我本來是準備向公司老總建議，提拔你為副處長的，但你現(xiàn)在連四十都不到，太年輕了。過兩年再說吧”。過了不久，他就把一位年長我五歲的王先生扶上了副處長的位置。
其實這件事并不奇怪，因為在那一年，輕工總公司老總級（局級）干部的平均年齡為五十九歲，而處長的平均年齡已是六十一歲。在老人當政的情況下，我這個后生晚輩又如何能與前輩們平起平坐？又過了一年，當我年滿四旬時，我這才有幸被提拔為副處長。
其五，“刻板教條”的規(guī)定令人啼笑皆非。
“大鍋飯”制度下的另一特點就是教條主義，有些規(guī)定刻板得讓人無所適從。舉兩個例子來說吧。有一回，我?guī)Я艘粋€貿易小組訪問德國（當時的西德），而其中的一名成員來自上海。出訪完畢，我們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公司報銷出訪的費用。總公司的財會處還算寬容，加上我所出示的票據與所花費用也無任何出入，事情就順利地辦完了。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上海的那位仁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他的公司不接受他的報銷申訴，原因是在西德漢堡坐出租車的單據上沒有標明具體上下車的地名或街名。我聽了后覺得很可笑，因為在國外坐出租車只是付費取票而已，誰會在坐出租車時記住或在單據上寫明具體上下車的街名？我當即對他說道：“你真笨！難道不可以在收據上隨便寫上幾個地名？你們公司的會計也不可能專程飛到漢堡去調查你的真?zhèn)巍保?/span>這位老兄果然聽了我的建議，在收據上亂寫了幾個外國地名，這件事才算順利了結了。
還有一件事。有一回，我?guī)б粋€貿易小組訪問俄國（前蘇聯(lián)），完事歸來后手頭留下了少許沒有用完的盧布（蘇聯(lián)貨幣）。等我拿著這些盧布，加上所有出國開銷的單據到財會處報帳時，我的麻煩來了。會計拒絕接受我?guī)Щ氐亩韲泿?，因為?/span>中國銀行是不會接受這種不在國際上流通的貨幣的，你帶回來的錢我無法把它換回人民幣”。這種教條而刻板的規(guī)定令人啼笑皆非。其實這件事并不難解決。財會處可以留下這些貨幣，等再有人訪問俄國時供他們出去使用（我后來找財會處長特批，才把這個費用報銷問題解決）。
時過境遷，如今的中國早已告別了那個“大鍋飯”年代，中國經濟的騰飛早就把這些過了時的東西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此文選自拙作【歲月如重—兼談華國鋒】之第五章“從商之路”）
龔如仲：生于上海，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系畢業(yè)，畢業(yè)后奔赴非洲任鐵道部援建坦贊鐵路工作組總部英語翻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英語播音員、記者，外貿部中國輕工業(yè)品進出口總公司出口二處業(yè)務員、副處長，外貿部輕工業(yè)品進出口總公司駐美國公司總裁（處長）。
有關作品：
自2012年至2016年，臺灣采薇出版社出版自傳【歲月如重】（該書已被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美國紐約市立圖書館和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作為自傳體作品正式收藏），【東西南北中國人---細談如何在大陸做生意】，【悠然時光】和【悠然時光---如仲詩語】。
2018年4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悠然齋詩文選】
2018年9月，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花兒在身邊開放】
2019年4月，臺灣采薇出版社出版英文書【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
作者現(xiàn)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經典文學網特約作家、臺灣采薇出版社資深顧問、奧地利英文網Sinopress特聘專欄作家、北美北斗星文學社副社長、副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