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畢兆為何坐主席擔架
路福貴
“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索爾茲伯里說：“長征，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全世界的！”
我發(fā)現(xiàn)了中央紅軍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三科報務員的錢江(1915-1996)，1955年開國少將，曾任總參副部長的回憶錄。
錢江回憶說：“我們（長征）北上抵達俄界的當天晚上，發(fā)現(xiàn)在二局搞無線電技術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丟了。
他從巴西出發(fā)時就得了肺炎，一出發(fā)就是用擔架抬著的。
9月11日沿達拉溝行進時，河對面有人打黑槍，我們疏散開一個一個迅速跑步通過，估計就在那里出了事。
當晚發(fā)現(xiàn)后即沿來路去找，沒有結果。我們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長向毛主席和軍委首長作了匯報。
毛主席對此非常重視，他說：我們要關心愛護每一個戰(zhàn)士，生病的同志也要盡量帶走，一個也丟不得。
要知道每一個紅軍戰(zhàn)士都是一顆革命的種子，是骨干。
現(xiàn)在多保存一個同志，將來會是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我聽了非常感動，毛主席是從整個革命的事業(yè)著想關心每一個戰(zhàn)士的”。
錢江回憶說：“當毛主席知道二局還有其他病號時，在全軍正處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還下令調(diào)撥了一匹老黃馬給我們。
（二局）領導上當時把這匹老黃馬分給我用，因為我在過彝族地區(qū)時就開始腹瀉，在毛兒蓋又誤食了野菜毒菌，身體非常虛弱。
但我仍堅持和大家一起行軍，值班。9月14日離開俄界，沿白龍江前進到了麻牙。
9月16日從麻牙出發(fā)經(jīng)花園向車眼前進時，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腸小道，崎嶇不平。
開始時我不忍心騎這匹老馬，因為馬背上還爛了一個大洞，我只把毯子放它背上。
當日下午六七點鐘，由于陰雨天黑得早，風雨交加，山路更難行。我受了凍，腳抽起筋來，膝關節(jié)不能打彎。
往后全是下山路，我渾身濕透，掉隊了，前后沒有一個人。
這時已寸步難行，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心里想，我只有20歲，難道就死在這大山里嗎？
正在絕望之時，聽到后面忽拉忽拉的響聲，回頭一看竟是我的老黃馬走來了。
我自言自語地說：‘謝天謝地，來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騎你不可了’。我費盡全身力氣爬上路旁一個樹樁，爬上馬鞍，死死地趴在馬鞍上，任憑老黃馬馱著我下山。
兩旁的荊棘把臉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鉆心，但一切都顧不得了，下得山來，已是深夜了。
在飼養(yǎng)員幫助下，我費力地從老黃馬身上下來，就趴在地上起不來了。
休息一會才掙扎著進了屋。幾十年來我總是記著：是毛主席送來的老黃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錢江回憶說：“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說他自己有一匹馬，還有一副擔架，叫我們?nèi)ヒ粋€病號坐他的擔架。
曾希圣局長根據(jù)二局病號的情況開始要我去。
我當時骨瘦如柴，兩眼像金魚似的鼓起來，真是嚇人。但我不肯去。
因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褲子這樣臟，身上又長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擔架呢。我終于沒有去，讓雷永通同志去了。
又走了半個多月，急行軍過了六盤山，走到鐵邊城，快到吳起鎮(zhèn)了。
一天，毛主席騎了馬從我后面走過來，我走 一旁讓路。
毛主席忽然停下來向著我說：這不是錢昌鑫嗎？你怎么病成這樣子啊，是什么病呀？
我一看見毛主席，突然像離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見到親人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激動到了極點，眼淚止不住嘩嘩地流下來。
我11歲時母親死了也沒有這樣地流過眼淚。心里有話要說，硬是哽咽著說不出來。
毛主席立即叫警衛(wèi)員扶我上他的擔架，我直搖頭。
等了好一會，毛主席只好說：那就慢慢走吧，我們快到根據(jù)地了。
第二天10月19日，我們就到了吳起鎮(zhèn)。
在長征中行軍，賀子珍大姐平時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灣，才見到賀大姐。
她把毛主席用過的一條半新的夾褲送給我，并且說：這是主席穿過的，還能穿，給你應應急吧。
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見到賀大姐時把我的情況告訴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歲月流逝，沒有沖洗掉我記憶中的這些往事。階級情深，恩重如山”。
“毛主席是從整個革命事業(yè)著想關心每一個戰(zhàn)士的”
我還找到中革軍委二局報務員賀俊偵（1913—2004，1961年少將）回憶錄。
賀俊偵回憶說：“1935年6月，（長征）隊伍快到達川西天全地區(qū)（今四川天全縣）時，遭到6架敵機的輪番掃射，雷永通（江西贛州興國縣人，開國少將）的小腿被炸開一個銅錢大小的洞，鮮血直流。
當時，我和二局戰(zhàn)友李力田按著雷永通的身體，協(xié)助傅連暲（福建長汀縣人，開國中將）醫(yī)生給他快速處理傷口。
貫通傷，直接縫合。沒有麻藥，疼得雷永通渾身直抖。
包扎完畢后，曾希圣（湖南人，新中國安徽省第一書記）局長就讓大家找材料做擔架。
這時毛主席過來了。毛主席和曾局長簡單商量了一下，就一起蹲下看傷員。
最后，毛主席用手輕輕拍了拍雷永通，站起身來，讓警衛(wèi)員去把他的擔架找來。賀俊偵把雷永通抱起，移到了擔架上。
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騎牲口了，才把擔架送還毛主席”。
中革軍委二局報務員錢江也回憶了同樣情節(jié)。錢江一再說：“毛主席是從整個革命的事業(yè)著想，關心每一個戰(zhàn)士的”。
中革軍委二局報務員賀俊偵。1961年少將。
神秘的軍委二局
中革軍委二局報務員賀俊偵回憶錄中，對紅軍中流傳的“神秘的軍委二局”有過直接描述。
他說：“長征中，軍委二局和一局（作戰(zhàn)）、三局和機要科等部門一起編在軍委紅星縱隊第一梯隊的序列中，與軍委首長一起行軍，組成了長征中紅軍精干的指揮中樞。
為了確保不漏掉敵情，二局的20余位報務員在長征途中基本是24小時全天候地守機工作。
將工作人員組成小分隊，每個小分隊由2個報務員、1個譯電員、3個抬機器的運輸員。
另外還有一個班的保衛(wèi)人員組成。小分隊每天要提前三四個小時出發(fā)，約走了40來里就開始架機器工作。直到后面的大部隊到達。然后由另外一個人接著工作。
一直到大部隊走后一個小時，再撤機追趕大部隊。到了晚上碰頭交換情況，即所謂的“接力賽二部制”。
賀俊偵說：“我和戰(zhàn)友錢江、唐明、劉少宏、肖森、雷永通、李力田等一起組成小分隊用‘接力賽跑二部制’，擔負對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國民黨師以上電臺的嚴密監(jiān)控。
我和錢江一人一部電臺，一般是我在前，錢江在后。到了宿營地，再累再困，再饑再寒，我和錢江也要立即架機工作”。
（圖中為作者路福貴）
紅軍長征，不僅僅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讓我們熱血沸騰。還有一個紅軍群體,隱秘在歷史長河七十年。
大家只知道他們部隊的番號是“紅星縱隊二大隊”，不知道他們的任務，更不知道他們的戰(zhàn)斗成果。
尤其不知道他們曾經(jīng)為黨中央、毛澤東挽救紅軍挽救黨提供快速及時情報的歷史事實。
他們同樣穿草鞋、吃野菜、爬雪山、過草地，同時他們又要抬著沉重的發(fā)電機、收發(fā)報機，每日強行軍上百里。
卻又24小時接力開機，從不間斷地捕捉太空中稍縱即逝的無線電信號，偵察敵情。當好中央的“科學千里眼順風耳”。
但是，他們的全部行動，卻又不能留下任何讓敵人發(fā)覺的痕跡，更不要說留下片紙只字。
尤其是那種為了絕對保密而沿襲下來“上不告父母，下不傳子女”。
“活著爛在肚子里，死了埋在棺材里”的無形規(guī)則，更讓中央軍委二局神秘莫測。
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未完待續(xù)）
今天是建黨一百周年的日子，我要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