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F(xiàn)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元代末年，政治腐敗，天災人禍，交加迭起。至1351年，長期潛伏運行著的地火終于噴薄而出，爆發(fā)為農民戰(zhàn)爭性質的紅巾軍大起義。這場斗爭雖以失敗告終，但它持續(xù)十三年，大小數(shù)百戰(zhàn)，給元蒙貴族集團以致命的打擊，使得趁亂而起的朱元璋軍能夠在掃平南方割據(jù)群雄后，輕而易舉地北伐中原，將元蒙殘余勢力逐出大都（今北京），驅往沙漠，代之以一個漢族地主階級重新執(zhí)政的封建王朝——明。
南朝齊劉勰在評論漢末建安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span>（《文心雕龍·時序》）元、明易代之際的詞，亦有同樣的特點。如果說高啟《沁園春·寄內兄周思誼》之所謂“摩挲舊劍生苔，嘆同掩衡門盡草萊”云云還只是神肖的話，那么劉基《水龍吟》中“雞鳴風雨瀟瀟，側身天地無劉表”，“問登樓王粲，鏡中白發(fā)，今宵又添多少”等語，則干脆就以建安才士自命了。而陶安的《水調歌頭·偶述》及同調《秋興》二首，一面展示元末戰(zhàn)亂給人民帶來的深創(chuàng)巨痛（“血濺中原戎馬，煙起長江檣櫓”，“苔鎖河邊白骨，月照閨中嫠婦，赤子困沉疴”），一面抒發(fā)自己輔佐朱元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的豪氣雄心（“寫兵機，修馬政，詠鐃歌。西風莫添華發(fā)，壯志未消磨”，“天意必有在，早聽《大風歌》”），最能反映這一亂而后治之時代的特征。此類作品，風骨遒上，是明詞的良好開端。
然而，自開國以后直至熹宗天啟末的二百六十年間，明詞卻由序幕的哀管亢角轉入了低軫輕弦。劍光牛斗，壯氣蒿萊，南宋、金、元豪放派之清剛，一時收斂；艷歌桃李，芳心蘭蕙，唐、五代、北宋婉約派之溫柔，再度風發(fā)。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上述嬗替的奧秘，自然還得向當時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中去搜求。
夫前期二祖，雄才大略，治國治軍，咸有建樹，然專制獨裁，忮忍劖刻，屢興大獄，濫殺無辜；后起列宗，率多凡庸，唯知逸樂，不足守成，而輔臣爭權，宦官擅政，廠衛(wèi)跋扈，特務橫行。是以文人學士，屢受摧殘。如高啟以作文連坐，竟至腰斬；劉基以剛直見猜，乃罹鴆毒；楊基以被讒奪職，夭折役所；凌云翰以貢舉乏人，貶死蠻荒；瞿祐以詩禍下獄，謫戍保安；解縉以藩王構陷，身亡囹圄；夏言以閹魁誣詆，論斬西市；楊慎以議禮獲譴，長流南滇；至若邊貢以素著才名，屠隆以放浪詩酒，并遭彈劾罷官，猶其小焉者耳。
這一樁樁慘痛事實所造成的后果，不僅僅是從肉體上消滅了一批詞人的才華，給明詞帶來了有形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在精神上磨去了一代詞人的棱角，使明詞受到了無形的戕害。
俊才雅多風流倜儻，時世且令鉗口噤聲，而欲其不以醇酒婦人為麻醉，又烏可得？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六載楊慎放廢之后，益縱任不羈，“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怍”，且按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類似情形曷勝枚舉，這不過是典型的一例罷了。
加之明代都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有過于唐、宋，勾欄酒肆，鱗次櫛比，詞即不復作金尊檀板歌舞之資，亦足為花前月下遣興之詠；南曲諸腔的盛行迥異于金、元，曼聲軟語，玉聯(lián)珠貫，詞雖未必盡效其音容節(jié)拍，仍不免略受其浸淫漸染，更何況詞本起于市井嘌唱，向有言情旖旎的傳統(tǒng)呢？
如此，則本期明詞之“競尚側艷”，“惟長綺語”，“才士模情，輒寄言于閨闥；藝苑定論，亦揭橥于《香奩》”（近代吳梅《詞學通論》第九章《概論四》第一節(jié)《明人詞略》），就不須多怪了。而專以應歌侑酒、主于批風抹月的《花間集》（后蜀趙崇祚編）、《草堂詩余》（南宋書商纂輯）為何能在當時屢刻而暢銷，也有了合理的解釋——特定社會風氣下的特殊需要么！反過來說，二書的風行，亦未始不是推波助瀾、使此種社會風氣愈煽愈烈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看明人竟有將此兩編全數(shù)擬和一遍者（陳鐸《草堂余意》、張杞《和花間集》），便可知她們對明詞的牢籠之力了。
上引吳梅云云既提及晚唐韓偓的《香奩集》，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其序中夫子自道的兩句儷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睋?jù)說宋代高秀實聽人誦此，一疊連聲道：“動不得也！動不得也！”（宋許顗《彥周詩話》）道學家之酸腐，一至于此，大堪捧腹解頤。其實，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七情六欲，怎地便“動不得”？要當明邪正之辨耳。動而不失其正，斯則為善。剔除此期明詞中若干流入褻狎的篇什，那些純潔、真摯的愛情歌詠，自是人類精神美的財富，應予充分肯定。至于政治失意者“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宋姜夔《翠樓吟》）性質的苦悶之詞，蓋有托而逃，既非縱欲，又非純情，理當別論的。
我們反對不作具體分析地一概抹殺此期明詞，但并不等于說我們對她嚴重脫離社會現(xiàn)實的傾向持贊賞態(tài)度。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這一傾向都是令人遺憾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明詞確乎經(jīng)歷了一段較長的中衰。
崇禎暨南明時期，政局板蕩，戎馬倥傯。清代八旗的剽師悍旅先是頻年入侵；繼而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亡明后，大舉開進山海關，吞噬了北中國；旋即又跨過長江天塹，橫掃南方。鵲噪而起的福王、魯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權，抵擋不住清人的強弓勁矢，一一鴻逝于歷史的縹緲遠空。
面對著這樣一個山崩地裂、海水群飛的時代，明詞在謝幕之前以急筑悲笳、緊鑼密鼓重新回升到了她的高音區(qū)。如孫承宗之《水龍吟》（平章三十年來）、盧象升之《漁家傲》（搔首摩天問巨闕）、吳昜之《念奴嬌·渡江雪霽》、張煌言之《滿江紅》（蕭瑟風云），以賦體直抒慷慨報國之志，作穿云裂石之聲；如陳子龍之《點絳唇·春日風雨有感》《江城子·病起春盡》、夏完淳之《一剪梅·詠柳》《燭影搖紅》（辜負天工），借比興曲達傷悼亡國之情，出驚神泣鬼之語：表現(xiàn)手法容或不同，藝術旨趣庶幾有別，其人之為殉國的烈士，其詞之為愛國的佳篇，則后先一揆。她們是淚濤和血瀑的變奏曲，她們是炮管和弓弦的交響樂，她們是明詞的豐碑、明詞的驕傲！
明亡以后，還有一大批遺民詞人，竄伏草野，抱貞守節(jié)，不向新朝臣服。論時代他們已入初清，而論創(chuàng)作猶是明詞之裊裊余音。其最負盛名者有二“山”——王船山（夫之）和屈翁山（大均）。
王夫之、屈大均俱曾投身于南明的抗清斗爭，暨斗爭失敗，又都以長歌當哭，借詞筆寄托孤臣孽子的哀思，傾瀉俠客義士的忠憤。所作皆姿態(tài)橫生，未拘一格。然翁山嘗北走雁塞，詞或挾幽并風沙肅殺之氣；船山長南匿衡陽，詞或染瀟湘煙雨凄怨之情——面目亦不盡相同。他們的創(chuàng)作生涯在南明灰飛燼滅后還持續(xù)了三十多年，明詞那沉甸甸的句號，不啻是以他們?yōu)榇淼倪z民詞人在彌留之際圓睜著的含恨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