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現(xiàn)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在唐以前，文學被貴族壟斷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較低。隋唐時期，開始采用國家考試的方法，主要是進士科的考試，來選拔人才，促使中國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隋代的歷史太短，很多事情僅僅開了個頭。因此談到科舉考試，我們往往從唐代說起。不過，唐代一般每年錄取的進士至多幾十人。而且，唐代的讀書人考中了進士，雖然很榮耀，但僅僅是出名而已，并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還得經(jīng)過吏部的選拔。更何況，唐代的進士考試，并不只看，甚至并不怎么看重考試的成績，還要看考生平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成績，以及考生的社會知名度。顯然，出身寒微的讀書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間的競爭，機會不可能均等。而宋代的進士科舉考試，則有了重大的改進。經(jīng)過一段時期的摸索，終于固定為三年一考，每科錄取數(shù)百人，且一中進士便授予官職?？季聿坏?，隱去考生的個人信息，而且謄錄，由官方派人將考卷謄抄后，再讓考官去評閱。因此，考官無法知道哪張試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筆，評閱時便能夠相對地作到客觀、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錄取，完全由卷面成績來決定。這樣，有宋一代，就有比較多的普普通通的讀書人，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進入官場，甚且做到大官，乃至于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長官；比如樞密使——主管軍事的最高長官，宋代的最高軍事長官一般也由文人來擔任。高尚的人，可以借此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國平天下。低俗的人，可以借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享受榮華富貴。不那么高尚，也不那么低俗的人，這類人是大多數(shù)，則一方面想為國家做點事，一方面也想為個人和家族謀利益，兩樣都不放棄。讀書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這個現(xiàn)實的誘惑和刺激，是很強烈的。它在一定的社會范圍內(nèi)，促使讀書作文蔚然成風，促使宋代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來有了很大的提高。要求每位作者都成為思想家、學問家、文學家，是不現(xiàn)實的；但寫點隨筆，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還不算什么困難事。——只要看現(xiàn)今有許多人在手機上開通了自己的公眾號，不時發(fā)表自己寫的隨筆，與廣大讀者分享自己的見聞與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會缺乏這樣的寫作沖動。由于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提高，宋代的出版業(yè)、圖書銷售業(yè)也逐漸發(fā)達起來，筆記類書籍的出版和傳播都不成問題。當時沒有報紙之類的大眾傳媒，而筆記類書籍相對來說又頗輕松可讀，比較適合人們茶余飯后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擔心沒有讀者市場。作者、書籍、讀者，三個要素互為因果，良性循環(huán)，筆記作者、筆記類書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還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宋代筆記的內(nèi)容為什么比起前代來會有很大范圍的擴展，我們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會出身的廣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釋。宋代多數(shù)讀書人、著書人，包括許多考取了進士，做過官，甚至做過大官的人，或出身于平民，或至少出身于與平民接觸較多的中小地主階層；出身于貴族大地主階層的，畢竟占少數(shù)。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來，平民的色彩似乎要更多一些。總而言之，宋代的筆記是一個很大的寶庫?？上В捎谒凝嬰s，由于它的零亂和瑣碎，也由于學術(shù)界的傳統(tǒng)觀念不大重視這類著述，歷代的學者往往只在那里邊尋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別的學問，比如，研究社會，研究歷史，研究文學等等；很少有人將它本身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我個人的專業(yè)研究方向是中國古典詩詞，但在長期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的筆記類書籍，特別是宋代的筆記。那里邊許許多多啟人遐思，發(fā)人深省，令人開懷一笑，使人皺眉嘆息的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對宋代的筆記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曾經(jīng)想把宋代筆記中那些對于現(xiàn)代讀者仍然有教育意義和認識價值的故事精選出來，匯成一編，加以注釋、評論，并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但只開了一個頭，就因為工作太忙而放下了。趁著這次講座的機會，我重新閱讀、整理了自己多年前所抄錄下來的一些宋代筆記資料，向諸位介紹一下宋代筆記中我覺得有意思的部分內(nèi)容，也談一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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