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革命熔爐鍛煉成長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變繼宣武門之變1300多年發(fā)生“兵諫”，灞橋的見證歷史發(fā)，清脆的槍聲打破了黎明前寂靜。兩個小時內，西安城完全控制在東北軍和西北軍手中。在俘獲蔣介石后，張楊二將軍向全國和南京政府發(fā)出通電，提出抗日救國八大綱領，(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zhàn)；（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東北軍交通處處長蔣斌當日扣下了張楊起草的致全國人民的通電，反而向南京何應欽密報了事變的情況。何應欽獲悉情報后，立即嚴加控制全國的郵電系統(tǒng)，嚴格封鎖來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南京的宣傳機構不惜捏造謠言，混淆視聽，一條條關于西安的駭人聽聞的消息傳遍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在這種形勢下，全國輿論界開始紛紛譴責張楊，胡適、傅斯年等學者都在報紙上寫文章要求無條件釋放蔣介石。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則大多持觀望態(tài)度，只有廣西桂系對西安事變表示同情支持。
張學良楊虎城西安“兵諫”，震驚了中國與世界，掀起了驚濤駭浪。各種社會形態(tài)暴露出來，都想走向歷史舞臺。
12月12日下午，他邀請在京國民黨黨、政、軍首腦交換意見。戴季陶、居正、吳稚暉、朱培德、葉楚傖等都同何應欽一致，主張武力討伐。李烈鈞、孫科、馮玉祥等則為蔣氏的安全擔憂，主張和平解決。當晚，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和中央政委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討伐派人多占上風；會議決定：行政院由副院長孔祥熙代理院長，指揮調動軍隊由何應欽負責，任命于右任為陜甘宣撫大使；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
何應欽立即調遣軍隊，組織東、西兩路集團軍，準備對西安進攻。12月16日，軍事部署大致就緒。國民黨中央政委會再次開會，決定任命何應欽為 “討逆軍總司令”，并由國民政府發(fā)布討伐令；同時任命劉峙、顧祝同分別擔任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舉行白衣誓師儀式，渲染聲勢。蔣嫡系部隊進入潼關，占領華縣，飛機轟炸渭南、富平、三原縣城和赤水車站。西安因下大雪而未能轟炸。還派飛機在西安上空偵察、恫嚇，連被扣留在西安的蔣介石，也“甚盼中央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多數將領并不像何應欽那樣主動積極。
西安張、楊一時陷入孤立無援境地。其部隊“出現(xiàn)不穩(wěn)”，有的已叛投蔣軍。軍委和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紅軍迅即出動，直接援助張、楊，配合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形成軍事上的“三位一體”鞏固西安，已成為我黨能否立足西北，推動全國抗日局面出現(xiàn)的關鍵所在。于是，一方面堅持紅軍主力立即南下，同時也修正了原兵出河南、進逼南京的計劃。決定以紅軍主力取直徑南下，迅速出至西峰鎮(zhèn)地區(qū)，靠近東北軍，“或增援西安打何應欽，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事實證明，這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針。據此，彭、任立即向紅軍各部發(fā)布出動命令，部署紅軍主力分為三個梯隊，“均以七天為限到達指定地點(西峰、慶陽附近)集結待命”。第三十二軍、第二十八軍等組成追擊軍，鉗制胡宗南部，掩護紅軍主力南下。12月14日，劉峙、顧祝同、胡宗南、李默庵、樊崧甫、關麟征、宋希濂、毛炳文等三十八名將領聯(lián)名致電張學良，指出“任何問題，無不可從長討論，盡量采納，見諸實施”，要求立即釋放蔣介石回南京。討伐令下達后，西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留在南京協(xié)助孔祥熙策劃和平營救活動，沒有及時赴任；東路集團軍總司令劉峙行動遲緩；胡宗南軍觀望不前。只有中央教導總隊桂永清于17日率領兩個團由華縣向赤水西岸進攻，被守軍擊潰。此后，雙方即處于對峙狀態(tài)。
在何應欽指揮討伐派進行收效甚微，宋美齡和孔祥熙、宋子文等主張和平派，他們不顧何應欽、戴季陶等的反對和阻撓，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展開了積極活動。
宋美齡于12月12日當天，在上海得到蔣介石被扣的消息；13日晨即同孔祥熙一起趕回南京。宋美齡對何應欽等主張討伐西安，以及12日晚國民黨中央緊急會議所作將張學良革職查辦等決議，極為不滿，表示堅決反對。她和孔祥熙在上海已經決定，請與張學良和蔣介石都有私交的英籍澳大利亞人端納赴西安探聽情況。宋美齡回到南京后即將此意電告張學良。端納也電告張學良，他已經啟程赴洛陽轉途西安。為爭取時間，端納不顧何應欽的阻撓，于13日下午乘飛機去洛陽。
14日下午四時，端納到達西安。他立即會見張學良，了解西安事變的真相和張學良、楊虎城的意圖。得知釋放蔣介石必須得到楊虎城等人的同意，他又即拜會了楊虎城和一些高級將領。隨后，端納在張學良陪同下見了蔣介石，轉交了宋美齡的親筆信。
西安事變后第三天，張學良閱讀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帶來的宋美齡的信，宋美齡在信中說她正在努力營救蔣介石，并為此準備親自到西安。信的最后還說：“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
端納于14日晚致電宋美齡，報告蔣介石在陜平安，并轉達了張學良邀請她和孔祥熙來西安商談和平解決辦法。
從14日開始，張學良連續(xù)向南京發(fā)電，反復申明他們扣留委員長的意圖，表示如果政府派代表前來討論時局，他便放蔣介石。他還特別希望宋美齡和孔祥熙能夠來西安。但蔣介石囑咐端納，要他告訴夫人千萬不要到西安來。
12月15日，端納飛抵洛陽，打電話給宋美齡，詳盡告知在西安的活動和蔣介石、張學良第一次交談的情況，表示有和平解決之可能，并再次轉達張學良對孔祥熙和宋美齡的邀請。宋美齡也把何應欽決定立即進攻西安的事告訴端納，要他立即轉告蔣介石設法制止。當天深夜，宋美齡又給端納打電話，說孔祥熙身體不好且身份也不宜去西安，擬請宋子文和顧祝同（時任貴州省主席）代替。南京軍事領導人極力阻止她去西安，但她決意前往。
12月16日，端納由洛陽飛回西安，向張學良、楊虎城轉達了宋美齡的口信。張學良、楊虎城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此時，南京空軍已對渭南、三原等地進行轟炸，七個師集中在潼關前線，整裝待發(fā)，所有軍用飛機集中在洛陽待命。于右任赴陜西“撫慰”。38名高級將領，278名黃埔軍校畢業(yè)的年輕軍官，分別聯(lián)名致電張學良，施加壓力。端納向蔣介石轉述了宋美齡要他制止何應欽進攻西安的口信。張學良在旁插話說：“何應欽欺人太甚，要打我們就打！”遂商定派蔣鼎文攜蔣介石寫給何應欽的手令從西安回南京。蔣的手令為：“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可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來，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沖突，并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戎祉！中正手題?！?/span>
張學良為表明希望和平但并不懼戰(zhàn)的態(tài)度，也在18日給何應欽發(fā)去一電，說“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弟部初未前進，而貴部已西入潼關，肆行轟炸，果誰動干戈耶？誰起內戰(zhàn)耶？兄部如盡撤潼關以東，弟部自可停止移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
主戰(zhàn)派及野戰(zhàn)派，在和戰(zhàn)派努力下，張楊主張“停止內戰(zhàn)，統(tǒng)一抗日”初衷“兵諫”，并沒想到加害蔣介石圖謀，時態(tài)逐漸緩和下來，力求和平解決前進了一大步。
與此同時，宋子文在南京還主動向媒體發(fā)表談話，表示自己愿意擔任斡旋者角色，并趕赴西安。12月20日，張學良陪同宋子文去見蔣介石，宋子文給蔣介石帶來了宋美齡的信，信中說，如宋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在宋子文用英文寫成的《西安事變日記》里，描述了蔣介石見信落淚的情景。
12月22日，身患蕁麻疹病的宋美齡克服了眾人的阻饒和暈機的困難，飛抵西安。在下飛機之前，宋美齡交給端納一把手槍，用英語說，如果叛軍嘩變，無法控制時，你立即開槍打死我。那天早上，蔣介石翻開《圣經》，正好翻到一句話：“耶和華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護衛(wèi)男人”。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中，記了下午四時他與宋美齡見面的情況，二人相見“感動悲咽，不可言狀”。
宋氏兄妹的到來使蔣介石的態(tài)度又了很大轉變，蔣介石開始同意與張楊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個月內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lián)俄聯(lián)共。
1936年12月22日，在宋氏兄妹和蔣鼎文等飛抵西安后，蔣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與西安和中共進行談判，23日和24日，經過談判雙方分別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協(xié)議。
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對西安事變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他們一面復電孔祥熙、何應欽表示“自應遵命，維持大局”，一面向全國發(fā)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濟琛領銜的十六位高級將領聯(lián)名的一份通電，主張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對外。通電指出“西安事變應政治解決”，應該“確立舉國一致政府，反對獨裁政治”，要求“迅速將進攻西安的中央軍開至綏遠前線”，并表示“廣西軍一部援綏”。李宗仁、白崇禧等在通電中表示以“雖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精神堅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
四川的劉湘在事變發(fā)生后召開了防務會議，實際上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出兵準備。12月18日，發(fā)表通電公開表態(tài)，提出“擁護中樞、抗御外侮、弭息內爭、營救領袖”四點意見。對事變的處置，提出“促成和平解決之辦法，以保全御侮救國之實力”。表明他是贊同張學良、楊虎城抗日救國主張而反對武力討伐的。
綏遠的傅作義同張學良關系較深，對聯(lián)合各方力量包括紅軍在內態(tài)度積極。他對西安事變提出的政治主張是支持的。12月24日，他乘飛機赴西安擬以調停，并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討抗日援綏辦法，因飛機迷航而延誤。
冀察的宋哲元和山東的韓復榘，在事變前與張學良、楊虎城有信使往來，事變發(fā)生后態(tài)度不夠明朗。12月21日韓復榘致電張學良，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和主張倍加贊譽，并說他的軍隊已奉命西開，望兩軍接近時勿生誤會。在和平解決前景逐漸明朗時，韓復榘與宋哲元于12月23日聯(lián)名通電全國，主張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事變應謀求政治解決，避免軍事沖突。
山西的閻錫山同張學良關系不錯，10月底在洛陽為蔣介石祝壽時曾進行過深談。事變第二天張學良發(fā)專電給閻錫山征詢意見，閻錫山復電張學良，卻滿篇責備，毫無半句同情，說什么“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后乎？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日力量乎？抑減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內戰(zhàn)為對外戰(zhàn)爭乎？抑移對外戰(zhàn)爭為內戰(zhàn)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是否更以救國熱心，成危國之行為？弟為國家、為民族、為兄弟抱無限之悲痛……”閻錫山這封電報一連提出四個反問，都以“乎”字反詰，被謔稱為“四乎”電報。他還把這封電報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對閻錫山的態(tài)度非常生氣。其后，閻錫山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和山西省清鄉(xiāng)督辦徐永昌代表他前往西安打算進行調停，張學良未予理睬。
新疆的盛世才一貫反對蔣介石。張學良以為在逼蔣抗日問題上可以得到盛世才的合作，并可借以溝通和蘇聯(lián)的關系，８月曾派人去新疆聯(lián)絡。事變發(fā)生后，盛世才本有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打算，但獲悉蘇聯(lián)對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持反對態(tài)度，即改變主意。12月18日，盛世才電令新疆駐南京辦事處發(fā)表聲明稱：“西安事變不但與新疆毫無關系，且亦絕不贊同?！备鞯胤綄嵙ε呻m有種種表態(tài)，但主要態(tài)度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反對內戰(zhàn)，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們并不支持討伐派。
國內勢力派，多數都支持“停止內戰(zhàn)，統(tǒng)一抗日”，可見軍隊中多數“兵諫”，和平解決這次事端。
國際輿論不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竭力避免內戰(zhàn)，都要求盡快釋放蔣介石，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溫和。以和平解決西安事件。
1929年史沫特萊作為外國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fā)生5天以后，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后，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她的報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并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
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中，由于政治觀點不同，有人認為她是英雄，有人認為她是無賴。美國報紙說：“她背后有龐大的軍隊”，“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lián)社在一篇很長的背景介紹中，說史沫特萊“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為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
1936年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伐張學良；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lián)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留蔣介石的行為。12月14日，蔣夢麟、梅貽琦、李蒸、翁之龍、劉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別致電指責張學良。馬相伯致電張學良表達對事變的擔憂。12月16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fā)表宣言。12月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fā)表對陜變宣言，譴責張學良。知識分子中的頭面人物，如胡適、傅斯年等則公開斥責張學良、楊虎城“叛亂”，還乘機攻擊中共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極力為蔣氏“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辯護。
12月16日，《申報》《大公報》《益世報》等100多家報館、通訊社聯(lián)署發(fā)表《全國新聞界對時局共同宣言》；
12月17日，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發(fā)表緊急宣言《全國聲討叛逆一致?lián)碜o政府（各界通電痛斥張學良）》。
12月16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志社以及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聯(lián)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英、美兩國政府為維護在華權益，一貫支持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反對日本侵略華北。事變期間他們贊同宋美齡等營救蔣介石的活動。英、美兩國通過其駐華大使向國民政府表示擬進行調解，他們希望這樣做“可能有助于雙方達成協(xié)議”。英商匯豐銀行應孔祥熙、宋子文請求提供的幫助，使事變當時上海金融市場得以保持穩(wěn)定。英、美報紙充當了他們的喉舌。1936年12月14日美國《民聲講壇報》評論道：“張學良此次行動，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庇短┪钍繄蟆吩u論：“張學良之叛變，或已救助日本政府，蓋日本之對華政策，乃與德締結反共協(xié)定，已引起多數政治家之抨擊也?！?/span>
蘇聯(lián)主張和平解決事變，但對于事變性質和作用的評論大出人們意料。西安事變發(fā)生后，蘇聯(lián)的《消息報》（政府機關報）、《真理報》（聯(lián)共中央機關報）和共產國際的刊物《國際新聞通訊》，接連發(fā)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和汪精衛(wèi)合作搞起來的，甚至說張學良是受日本煽動，利用反日口號來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是“煙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國之統(tǒng)一，破壞日益高漲的人民抗日運動”，“破壞中國御侮力量的團結”。這些社論、評論，無視張學良、楊虎城和東北軍、西北軍將士的抗日要求，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純屬臆斷和偏見。蘇聯(lián)政府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變，12月16日，外交部部長李維諾夫會見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19日，蘇聯(lián)駐中國使館代辦斯皮里瓦尼克發(fā)表聲明，以相同的內容，聲稱蘇聯(lián)政府“與西安事變始終無任何聯(lián)系，且自‘滿洲’事變以來，……未與張學良發(fā)生任何關系”。
事變當晚，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東北民眾救亡會、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等十四個團體的代表舉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來陜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全國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的代表和從國外回來的全歐華僑救國聯(lián)合會的代表。代表們認為，張學良、楊虎城舉行“兵諫”、提出八項主張，是反映了時代和全民族要求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行動，決定發(fā)表通電，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隨后，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代表團及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等十八個團體聯(lián)名發(fā)表通電，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愛國主張。
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lián)合會等三十多個團體聯(lián)名發(fā)表《致全國各政黨、各法團、各機關通電》和《致全國各將領及全體武裝同志電》，要求加強團結，共赴國難。13日以后，學生上街演講、貼標語，擁護八項主張；市民送茶送水， 到處一片團結救亡的景象。事變后新出版的刊物達四十多種。十多天成立了三十多個群眾抗日救亡團體。二十多縣陸續(xù)成立了救國會。有的地方還出現(xiàn)了“西北人民抗日先鋒隊”、“抗日義勇軍”等群眾武裝組織。12月14日，在西安召開了有九省回族代表參加的全國回族代表大會，擁護張學良、楊虎城救國主張。
西安事變后，各界學生及各界群眾上街舉行游行，聲援蔣介石，并聲討張、楊二人反動“兵諫”，要求張、楊二人立即釋放蔣介石
12月15日，在上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發(fā)表緊急宣言，呼吁“全國各方實力派、各軍政領袖，在抗敵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棄前嫌，和衷共濟，為全國抗戰(zhàn)而努力，為收復失地而奮斗”；“希望政府當局對于陜事，能謀迅速和平的解決，實行抗日救亡的主張”；“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驟”，“停止一切現(xiàn)存的內戰(zhàn)，反對一切可能的新內戰(zhàn)”；“保護救國運動，開放民眾的愛國言論與組織”；“希望張學良、楊虎城將軍一面恢復蔣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領東北和陜中健兒，馳赴綏遠，援助我晉綏將士，用事實來表示收復失地的主張”，并“和中央剴切磋商，實行抗日大計”。
全國救亡協(xié)會積極回應張學良、楊虎城通電的八大綱領，提出五項主張：（一）停止內戰(zhàn)；（二）停止鎮(zhèn)壓共產黨；（三）組織統(tǒng)一戰(zhàn)線；（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五）加強和援助綏遠的抗日戰(zhàn)爭。
北平學聯(lián)通過決議：“（一）我們以人民的名義要求立即對日宣戰(zhàn)。（二）我們要求建立代議制政府。（三）我們譴責以任何借口發(fā)動任何形式和任何種類的內戰(zhàn)。（四）我們要求蔣介石聯(lián)合張學良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五）我們要求南京政府全部接受張學良提出的抗日主張，必要時宣戰(zhàn)。（六）我們要求南京政府和中國所有各黨派、各種力量召開一個全國國防會議，共商抗日救亡之大計。（注1）”
站在大眾中，聲援張揚，“停止內戰(zhàn)，統(tǒng)一抗戰(zhàn)”，是民眾的聲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軟禁蔣介石，究竟如何處置蔣介石有了主張，怎樣達成共識，放蔣尋找多方支持。
張、楊尋求中國共產黨。中共于當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們歡呼雀躍，不斷傳來“審判蔣介石”、“審蔣”、“殺掉蔣介石”的呼聲。中共領導人激情后，很快就冷靜下來，密切注視著事變的發(fā)展，準備應變措施。
當天，中共中央書記處連續(xù)三次去電共產國際書記處，通報西安情況以及中共意見；復電張學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義舉，并提醒他看管好蔣介石；急令紅軍南下，與張、楊部靠攏，為張、楊壯膽振威。
緊接著，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西安事變，地點在陜北保安城（今志丹縣），東南張聞天窯洞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人。
毛澤東負責對國民黨的外部（即統(tǒng)戰(zhàn)）工作，毛澤東首先在會上講話。毛澤東根據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意義、事變后的形勢以及如何看待蔣介石等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指出：“此事變是革命的，抗日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從此打破了由蔣介石控制的局面?！笔伦兒笮蝿莅l(fā)展有兩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過去成為親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實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黃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轉到西安方面來，在西安形成一個實質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統(tǒng)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毛澤東在報告中還談到：“蔣最近的立場雖是中間派，然在‘剿共’這一點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立場對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這樣的矛盾葬送了”，“審蔣、除蔣”。
隨后，與會者就毛澤東的講話進行討論。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關于西安事變意義的分析，對于“審蔣、除蔣”，只有張國燾認為張、楊舉動第一是對蔣表示同意，第二才是抗日，從而低估了事變的意義。
周恩來的發(fā)言委婉，他提出在政權上不要與南京對立，“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xiàn)，（比建立實質政權）更為有利。”他認為蔣介石扣在張、楊手里，這事情的處理最終要看張、楊的態(tài)度，從而暗示了他反對在西安建立政權中心和“審蔣”、“除蔣”的看法。
張聞天最后發(fā)言：“政治形勢很緊張，不斷發(fā)生全國性的政治問題，在抗日問題上表現(xiàn)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妥協(xié)派（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主流派）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總要發(fā)生一種突變。因而，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xié)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fā)展。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而要盡量爭取、分化、孤立妥協(xié)派，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tǒng)，聯(lián)系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span>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同時預測說，西安事變是一次最好的時機，“黨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臺?！?/span>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紅大第一期學員200多人紛紛“下山”，擔負起“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政治，實現(xiàn)對日抗戰(zhàn)”的新任務，羅瑞卿則作為中共處理西安事變工作組成員，赴西安和談國共關系。在繼續(xù)爭取國內和平、組織對日抗戰(zhàn)的關鍵時刻，紅大第一期學員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選自人民政協(xié)報《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張偉。
張聞天的發(fā)言，明確了不在西安建立實質政權方式的主張，反而強調要爭取南京政府正統(tǒng)，自然包括爭取蔣介石。因為南京政府正統(tǒng)和蔣介石是分不開的。在當時群情高昂情況下，張聞天能夠冷靜考慮，提醒大家不要急躁，有一定預測性。他的觀點很快被形勢的發(fā)展所證明。
事變發(fā)生三個月之前。中共中央在9月1日向黨內發(fā)出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在目前形勢下，抗日反蔣口號是不適當的?！拔覀兊目偡结槕潜剖Y抗日”，這標志著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大策略轉變。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為聯(lián)蔣抗日再邁進一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的進程。
然而，蔣介石不甘心與中共合作，不甘心給中共及紅軍以合法地位，他一面談判，一面調集重兵，準備對陜甘寧蘇區(qū)發(fā)動大規(guī)模“圍剿”，企圖徹底消滅中共及紅軍。一時間，蔣介石的行為令人猜疑，黨內也有人開始懷疑蔣介石能否走上抗日道路。
鑒于此，中共中央在11月13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并做了重要發(fā)言，他在分析全國形勢后明確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進攻，英的態(tài)度強硬，蔣動搖走向抗日的可能性來得較快。不能因他壓迫我們，我們就輕易認為他是專門來打我們，與日妥協(xié)的?！?/span>
盡管歷史證明張聞天在事變后第二天的發(fā)言是正確的，但在當時持此種看法者寥寥無幾，人們聽到的多是“除蔣”、“審蔣”、“建立西安政權中心”等呼聲外，張聞天對自己的主張能否一直堅持到底呢？事態(tài)又是如何發(fā)展呢？
西安事變，國內外震驚，反應強烈。一時南京與西安對立的焦點、世人關注的熱點都集中在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的問題上，換言之，對蔣介石的處置成了問題的焦點。
西安事變剛一發(fā)生，中國共產黨就明確表示紅軍要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毛澤東致張電表示：“紅軍準備全力增援”。周恩來也表示要在解決事變的實際工作中發(fā)揮“紅軍作用”。所以，當張請求紅軍集中環(huán)縣附近時，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即電復：擬以二萬紅軍移駐環(huán)縣、曲子、豫旺堡、毛居井地域于你部靠近。如果胡宗南等部自北向南進逼時，紅軍堅決從其側后進擊，配合你部堅決消滅之。
彭、任率紅軍主力南下分兩個步驟：一是12月20日紅軍兵分兩路，取直徑南開到慶陽、西峰、正寧、寧縣地區(qū)，楊虎城、王以哲等以為事變和平解決，要求紅軍停止南下。紅軍這一步驟發(fā)生在西安事變期間，作用重在穩(wěn)定張、楊部隊。蔣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應欽借“營救”之名，調兵遣將，準備向西安張、楊部大舉進攻，其主力已進逼西安。此時張、楊部隊內部出現(xiàn)許多不穩(wěn)定跡象，南京方面還采取拉楊打張的分化策略，張、楊部隊有被化分解體危險。而紅軍主力南下與其靠攏，一可以“壯其膽而振其氣”，二可以解救張、楊危機，“應付各種事變，遠離則不能”。
張、楊發(fā)動事變的初衷是促蔣抗日、逼蔣抗日，并非除蔣抗日。因此，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12月17日到達西安，周恩來與張、楊在西安商定：以楊部控守西安；東北軍主力集結渭河南北備戰(zhàn)，另以東北軍一部集結固原、平涼，監(jiān)視胡宗南部；紅軍立即接防膚施(今延安)、甘泉，以便南下渭北，側擊蔣軍，參加決戰(zhàn)。隨后，彭、任率紅軍主力，兵分兩路，夜行曉宿，兼程南下。同時了解各方反應，西安情況和與張學良商談后，立即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蔣安全”建議。前方后方，周恩來與毛澤東、張聞天電報往來不斷，互傳信息，共商計策，推動西安事變向和平解決方向發(fā)展。
12月19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仍由張聞天主持，這次會議是繼13日會議后第一次討論西安事變，最終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策略方針。
毛澤東認為：目前存在著嚴重的內戰(zhàn)危機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兩個方面都在發(fā)展著。張聞天也在會上做了發(fā)言。他的發(fā)言共七點，比較系統(tǒng)和明確，闡述了我黨在西安事變上的認識和采取的策略方針。
張聞天認為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一是全國性抗日的發(fā)動，一是內戰(zhàn)的擴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為爭取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方針?！辫b于黨內曾有過“審蔣”主張，張聞天在這次會上提出了：“我們應把抗日作為中心，對于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彼@種明確的態(tài)度與其13日會議發(fā)言精神是一致的，對于統(tǒng)一黨內思想。
張聞天談到了關于蘇聯(lián)在西安事變上的輿論問題。蘇聯(lián)報紙自14日起，對張、楊舉動橫加指責，稱事變的發(fā)動是親日派的陰謀等等，令人迷惑。此時，中共還沒有收到共產國際清晰的指示，所以對蘇聯(lián)的輿論黨內有得到了統(tǒng)一認識。
張聞天認為：“蘇聯(lián)的輿論，是應該解釋的。蘇聯(lián)因為日本的造謠，只能這樣說。同時蘇聯(lián)如表示同情，便會與南京對立。這樣的輿論，自然對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礙的?！蹦敲矗泄材芊癫扇∨c蘇聯(lián)同一立場呢？“當然是不能的。”張聞天的回答。中共是獨立自主制定解決西安事變的策略方針，不是屈從于蘇聯(lián)或聽命于共產國際指示，有自己獨特見解。
會議結束，產生了兩個重要文件：一、公開發(fā)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二、對黨內發(fā)布《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
張聞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周恩來，提出了關于時局和釋蔣的看法，對促成和談順利進行提供了前提條件。
張聞天認為時局的特點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lián)盟，企圖奪取蔣系中派，造成大內戰(zhàn)；另一方面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派在動搖中。所以，我們與西安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zhàn)為抗戰(zhàn)。”具體請周恩來與張、楊協(xié)商，可以在下列條件下與蔣介石、陳誠談判，“成立和平”，恢復蔣介石的自由。該電文受到周恩來重視，后來成為西安談判的基礎。
編著者：
左顯成（1947.6— ），男，資中縣人。1964年參加水電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學土木建筑地下建筑畢業(yè)，在水電十局教授級高工退休職工，現(xiàn)都江堰市作家協(xié)會會員，《西南作家》雜志簽約作家。自費出版有長篇小說《我要成家》，《濃濃校園情》業(yè)已完成長篇小說《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還寫有詩歌和散文作品，發(fā)表在《西南作家》雜志、《中國詩歌網》、《人民網社區(qū)論壇》、《當代文學藝術網》、《四川文學網》、《麻辣社區(qū)四川論壇》、《美篇》。編著的《人民心中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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