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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熱點 “新兵連”走出的大家
——劉震云的小說
張興源
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年作家當中，多數人都接受過正規(guī)和系統(tǒng)的高等教育（含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兩屆作家研究生班）。這些被稱為“大學才子”的人群中寫詩的如海子、駱一禾、西川、于堅、李亞偉等，寫小說的如余華、蘇童、格非、葉兆言、洪峰等，先寫詩后寫小說和其他文體的如楊爭光、魏志遠、鄒靜之等。這些“知識分子作家”以集團軍的陣容占領當代文壇之主陣地，至少有這樣一個意義，那就是，他是對建國以來歷次運動中（不光文革）對于知識分子從精神到物質全面剝奪的一次反撥；是相對于高玉寶、崔八娃、吳運鐸、王老九等種種“現象”的具有代表社會發(fā)展與進步之本質意義的真正的“現象”；是知識經濟時代，文人在文學藝術中全面實現其自身價值的具有直觀可視的標志性“精神建筑群落”。
這一篇先說劉震云。
一切真正優(yōu)秀的藝術都是多解的。西方關于莎劇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的說法，在中國，關于韓（愈）文與杜（甫）詩也同樣有“千家解”和“萬家注”的史實，這一切都絕不夸張。那么，我對劉震云從直覺印象出發(fā)的論證以及此前對王蒙、陳忠實等和此后還將寫到的對于楊爭光與忽培元等的界說，無非只說出張興源眼里與心中的“這一個”，不僅與別的論者筆下的“這一個”會有很大不同，恐怕與真實的“這一個”也會相去萬里。而劉震云的小說，更可作“無窮大”之多解。
先看看劉震云之簡歷，它將有助于我們對他的小說的解讀：他于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延津縣，1973年服兵役，1978年復員在家鄉(xiāng)當民辦老師，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yè)到農民日報社工作，1988—1991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第一屆作家研究生班讀研究生，現為農民日報文體部主任。成名作是短篇小說《塔鋪》，此后相繼推出中篇小說《新兵連》《頭人》《單位》《一地雞毛》《官場》《官人》，長篇小說《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故鄉(xiāng)面和黃花》。至今仍時有重要作品不斷面世。
劉震云是被當作“新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看待的，但在我看來，他不僅與池莉等女性新寫實主義作家大不相同，與同是男性作家的例如余華、蘇童、格非（他們是否屬于這個流派，我也弄不大清楚）等也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他是文壇特立獨行的一種存在，他的小說不是西方任何一種文學流派（例如海勒之“黑色幽默”或“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引進與翻版；恰恰相反，他是最中國化、民族化與現代化的小說家。他的小說的“不可譯”性可與任何真正杰出的現代詩篇相比擬。
劉震云的小說不是演義生存的意義和展示生存的智慧，而是關于一系列無意義的冷靜呈現，是對任何“生存智慧”幾乎都必然走向其反面的“惡毒”而不動聲色的嘲笑，是關于人生之“網絡結構”的細密紡織和殘酷毀棄，是對許多個偶然最終走向必然和許多種必然卻終于釀成一種大偶然的哲學思考。幾個河南青年應征入伍到了新兵連，這之前可能一切都帶有偶然性，但既然來到新兵連，你就進入到這個網絡結構的必然之中，你要上進當“骨干”，別人就當不了“骨干”；你要分到好連隊，別人就沒有了好位置。于是，本來“都是老鄉(xiāng)”的幾個人，便完全“不由自主”地被這個“網絡結構”搞得一個個烏眼雞似的。然而，就最終的結果看，幾乎此前的一切“辛苦”都是白費：想當小車司機的卻因羊癲瘋而被病退，最終“失足”落井而死；為能擠掉小車司機之競爭對手而告密的卻種了大白菜，不過種大白菜又有利于“進步”（入黨）；大家都不待見的王滴卻分到了軍部，不過也是給軍長的父親端屎送尿；而一心想著入黨，“光身子是死也不回去”的老班長李上進，竟因為“經不起組織考驗”而成了殺人犯、階下囚……當年，我正是因為偶然的機遇讀到這篇《新兵連》，才一下子喜歡上這個絕對不可等閑視之的劉震云的。后來，我在北京師范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第二屆研究生班研修，劉震云作為第一屆研究生班的成名作家而被請來給本院短期班學員講課，講的是《紅樓夢》，我還去旁聽了一節(jié)。農民日報社所在的十里堡與魯迅文學院不過半里之遙，有時看到劉震云背著孩子（那時他的孩子大約三四歲左右，現在該上中學了吧？）帶著妻子從人群中平平常常地穿梭而過，一種莫名其妙的“荒誕感”忽地涌上心頭。作家的職業(yè)是令人生畏的職業(yè)，沒準兒哪一天你就會被不由自主地推進他的小說，到那時，他又會給你派個什么樣的角色呢？
中篇小說《官場》與《官人》，雖然都帶有“官印”，卻都與時下那些揭露貪官政治的小說不同。前者寫縣、地區(qū)直至省里“官場”中種種尋常事象?？h委書記到省里開會，會間省委組織部長找縣委書記們談話，將從中選調一名副專員，幾個縣委書記先是自己“緊張”了起來，接著彼此的關系也不再“松馳”。結果是白忙活、瞎操心，省委早有考慮和安排，談話種種不過走走過場，因為新來的省委書記是春宮縣委書記金全禮的舊交。此前春宮縣縣長小毛很有點看不起老金，但老金升遷的消息傳出，小毛也就即刻轉變立場，老金也就認為“小毛這人不錯”。地區(qū)的工作也不好弄，既要被迫到各縣查“違紀”問題，又要與二百五（一副專員）明爭暗斗。老專員“不行了”以后，老金又面臨能否再上新臺階的問題，但這一次連省委書記這“舊交”也幫不上忙了，他自己也被別人“暗杠”，要到北京一個研究所里“享清?！比チ?。顯然，不光小小的縣官是“網絡結構”中的一個“結”，便是大大的省委書記也仍然只是一個“結”。一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錦囊妙計”與生存策略似乎全都派不上用場。官場搏斗與別處之生存毫無二致，“網絡結構”將完全按照它自己的喜好擺布與作弄著每一個“官場中人”。
《官人》更絕。某部一個局（廳局級）有局長老袁及張、王、李、趙、方、劉、豐等七位副局長，新部長到任，是否要對局里的人事“動手術”，誰也不得而知，且誰也不敢等閑視之。一時間八個局長都離開原有的生活軌道，去力爭更好的“位置”或保住已有的“食祿”。從這時起，局里原先的“階級陣線”也在進行著一次次新的排列與新的組合，小報告打了，告狀信寫了，女打字員的“新聞”編了，各種低三下四的可憐角色也扮了……然而，歡喜的真是空自歡喜，絕望的倒未必真逢絕境。自以為能保住局長職位且希望部里在留下他自己的前提下對別的副局長全都“一鍋端”的老袁，被擠兌到另一個有級別而“不正規(guī)”的單位；上竄下跳的老張，離開原先的位置后竟沒有了新的去處；老王絕處逢生，與老李留了下來，卻也受到新來各局長的合力排擠；其他幾個作了充分表演的副局長，全都一個“退”字了了。新到任的正局長是部長之親信，即此前幾天還給局長老袁暗示“好消息”的老曲，而老曲又將面臨新的派仗、新的“搏斗”，新的陰謀與暗算，一切也都才剛剛開始……從結果推測前因，八個局長原先的“窩里翻”本來就是庸人自擾，部長本來就打算“動手術”的，你們不過是這個“網絡結構”中可以左右處級卻無力干預部級的一個“結”罷了。
劉震云的小說在敘事藝術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說在我國元明清戲劇中有所謂“行當派”（適合舞臺演出）與“案頭派”（適合書面閱讀）之別，那么我們不得不特別強調，在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劉震云給我們提供的“文本”是真正“行當派”的、將敘事藝術發(fā)展到極致的“小說”。它簡潔、直白，摒棄詩意，回歸小說藝術之本體。甚至連他的小說題目如《塔鋪》（一個地名）《單位》《一地雞毛》《頭人》《官場》《官人》《溫故一九四二》等也都簡潔，直白，不假修飾，沒有詩意，一切關于人生的智慧與小說的智慧，就在他小說文本自身之中。
不少小說家（例如已故的汪曾祺老人）追求小說寫作的“語流”效果，但大多沒能真正達到那樣的境界，而劉震云的小說幾乎每篇的第一句話就成為一個有力的支點，推動了全篇小說的自然“運轉”與“流動”?！啊濉ひ弧?jié)到了，單位給大家拉了一車梨分分?！薄靶×旨乙唤锒垢凁t了?！鼻耙痪涫恰秵挝弧分?、后一句是《一地雞毛》（這兩篇小說被合改為電視劇《一地雞毛》）中的第一句話，而這兩篇小說就沿著“分梨”與“餿豆腐”這樣的毫無詩意也瑣屑不堪的尋常事件爽然前行，并直抵生活的荒誕不經與人在生活中的“不得自由”之大主題。一篇大大的《官人》也不過由一句“二樓的廁所壞了”這樣的大白話推動著前行。原來，別的樓層的廁所壞了，反涌了，爬蛆了，倒都沒什么要緊，但二樓是局長們所在的樓層，“二樓廁所壞了”也就是“局里出事了”的同義語。
劉震云的長篇小說至今未能讀到（只是知道其故事梗概），但僅就這些中短篇小說而言，一個小說“大家”的劉震云已然無可懷疑與無須論證了。如果說這一代小說家有誰真能夠給后世留下點“永久的不動產”（高建群語），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文靜而清瘦的劉震云。
2001年10月9日于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