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文學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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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而忠義也 忠義而《水滸》也
--《水滸》主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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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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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是一部影響很大的古典小說。但是，對于這部作品的一些重要問題，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它究竟是應當肯定的古典名作，還是應當批判的反面教材”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徹底解決。就是肯定《水滸》是一部現實主義杰作的人們，肯定的程度和肯定的角度也很不相同。在這些分歧意見中，最根本的分歧，是在作品主題和總的傾向的看法上。主題思想的問題不解決，就無法對作品作出全面的歷史的評價。本文試圖就《水滸》的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一點粗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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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滸》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一部充滿著矛盾的作品。作者一方面歌頌梁山泊的英雄好漢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極力頌揚宋江的招安主義；一方面贊揚梁山的聚義，另一方面又大肆誣蔑方臘起義；一方面把高俅寫成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另一方面又讓宋江對他"納頭便拜，口稱'死罪'"；一方面對端王不無微詞，另一方面又頌揚道君皇帝"至圣至明"；一方面寫武松最早提出招安問題，另一方面又寫他堅決反對招安；一方面寫李逵抗旨罵欽差，反性十足，另一方面又寫他死心塌地跟宋江走到底，奴性可掬……諸如此類的"自相矛盾"的現象在全書中俯拾皆是。應該怎樣看待《水滸》中的這些矛盾現象呢？人們發(fā)表了許多意見，都希望能夠自圓其說。但恕我直言，真正有說服力的論點還不多。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抓住《水滸》全書的主題思想或總的傾向。魯迅先生在評論人們對《紅樓夢》的看法分歧時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水滸》的研究也有類似情形。而主要分歧是在《水滸》主題上。當前，對《水滸》主題的看法很多，其中主要有：《水滸》是歌頌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史詩；《水滸》是為市井細民寫心；《水滸》是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水滸》歌頌忠義反對奸邪；還有一種"兩種《水滸》，兩個宋江"的觀點，則對金本和其他版本采取區(qū)別對待的辦法，但就主題而言，則沒有超出上述第一種和第三種的范圍。這許許多多的看法，究竟哪一種比較正確？我們只需看看哪一種說法能圓滿地解釋上述《水滸》中"自相矛盾"的現象，哪一種說法真正符合《水滸》的實際就可以確定了。
先看"農民起義史詩"說。堅持《水滸》主題是歌頌農民起義的同志，在他們面前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既然《水滸》是歌頌農民起義的，為什么對同是農民起義的方臘義軍卻要斬盡殺絕而后快呢？對同是農民起義領袖的方臘卻要"凌遲處死，剮了三日示眾"才解恨呢？既然是農民起義，為什么只字不提農民的根本問題，如強烈的土地要求和反經濟剝削的問題。有些同志企圖用作者世界觀的矛盾來解釋這種現象，但世界觀的矛盾決不會導致情節(jié)上的自相矛盾。所以，"農民起義史詩"說雖然堅持者不少，但我們認為是沒有說服力的。
另一種較新的見解是"為市井細民寫心"說。堅持這一觀點的同志以為這種提法"確確實實符合《水滸》本身的實際情況，并能從根本上概括出《水滸》的精神實質……"(《水滸新議》第43頁）。但它是同樣經不起人們反駁的：在資本主義萌芽尚未產生的北宋末年，"市井細民"竟然會有如此巨大的軍事實力，這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資本主義已經萌芽的明代中葉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書中表現出來的政治觀、倫理觀和道德觀很難說是代表市民階層的。試拿《水滸》表現的婦女觀為例，它對"奸夫"、"淫婦"斬盡殺絕的堅決態(tài)度，對"好色"者的深惡痛絕，同《三言》、《二拍》中的對"好色"以及對人的其他自然要求的肯定，不啻是天壤之別。潘金蓮的錯誤與王三巧兒（《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錯誤性質是一致的，情形是相似的，但是作者對他們的處置卻截然不同。我們舉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水滸》作者決不是為市井細民寫心，他同市民階層的世界觀是迥然異趣的。
張國光先生的"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為研究《水滸》打開新局面立下了功勞。張先生覺察到了《水滸》中的上述矛盾現象，力圖加以解釋，這對《水滸》主題的探索，有著重要意義。但其主要觀點的實質是"農民起義史詩"說和"投降主義反面教材"說的綜合。這種觀點一方面肯定"金本""歌頌了農民的起義斗爭"，一方面又肯定《忠義水滸全傳》"實際上它是把投降主義主題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描寫了投降的全過程的本子"（張國光《＜水滸＞與金圣嘆研究》第173頁）。但是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金本與《全傳》并無本質上的不同，所以這種說法仍然無法解決《水滸》中的上述矛盾現象。
"投降主義"說，由于它曾被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來達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而受到嚴厲的批評，但是作為一種學術觀點，它仍然有其合理的內核。人們批評了它對《水滸》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并沒有能徹底否定這種觀點，張國光先生不得不承認《水滸全傳》"把投降主義主題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其實，"投降主義"說的理論支柱是"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這是完全正確的，符合《水滸》實際的。不管是《全傳》還是"金本"，都是如此。但是這個正確的觀點不能導致"投降主義"的結論。既然宋、高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從階級立場來說就不存在誰投降誰的問題。我們通常所說的"投降主義"，是指對民族和階級的背叛。對宋江來說，不存在民族投降主義，如果說是階級投降主義，豈不是向農民階級投降嗎？所以"投降主義"說也有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
"忠義"說接觸到了《水滸》主題的實質，現在學術界持此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但是人們往往強調了義和忠的矛盾，認為"在宋江身上，忠于宋王朝的'忠'和農民起義的'義'始終是矛盾的"(《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07頁）。而看不到"忠義"在《水滸》中自始至終是統(tǒng)一的，在宋江身上自始至終也是統(tǒng)一的。所以我們認為《水滸》主題就是宣揚忠義、頌揚忠義，但對目前一些堅持"忠義"說的同志的意見卻有不敢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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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么，應當怎樣看待《水滸》的主題思想呢？文藝作品的"主題是從作者的經驗中產生的，由生活暗示給他的一種思想，可是它蓄積在他的印象里還未形成，當它要求用形象來體現時，它會在作者心中喚起一種欲望﹣﹣賦予它一個形式"。從高爾基的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一、主題是生活暗示給作者的一種思想，它是作者從生活素材中得到啟示而形成的。二、主題是通過形象來體現的，而在小說中，主要是通過主人公的形象來體現的。正如恩格斯所說"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致斐．拉薩爾》)。恩格斯還指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致敏·考茨基》）這就告訴我們，作家總是喜歡把自己的傾向"特別把它指點出來"。而我國的古典小說包括《水滸》在內，作者的傾向往往用詩詞贊語，"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水滸》的主題應當主要地體現在《水滸》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之中。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作者外加的詩詞中窺見到。那種完全否定《水滸》詩詞反映了作者傾向的觀點，同完全根據詩詞來分析《水滸》主題的觀點一樣，也是片面的。
《水滸》材料的來源十分復雜，但主要材料的來源不是歷史而是民間傳說、話本小說和戲曲。從這些材料到《水滸傳》，這中間有質的差別，是經過了作者的再創(chuàng)造。但是這些材料本身所含的思想，對于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無疑是有影響的。
宋江事見于《宋史》:"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徽宗紀》）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對宋江稱"盜"不稱"賊"?！蹲髠鳌芬詾?quot;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即打家劫舍的人。而"毀則為賊"，指敗壞法度，犯上作亂的人?？梢娝未慕y(tǒng)治者并沒有把宋江看成是農民起義領袖，他被當成大"盜"，并且終被"招降"，回到了統(tǒng)治者的懷抱。在這個原始材料中，宋江的形象就寓有"始為劇盜，終于忠義"的意味，無疑給了《水滸》作者以啟迪。
大約宋江被招降以后，他原來為"盜"時的故事，被當作"奇聞異說，生于民間，輾轉繁變，以成故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F在我們能看到的關于宋江"奇聞異說"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大約要算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宋江事見于街頭巷語，不足采著"，就是說他的事跡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然而為什么名畫家李嵩輩卻要為之寫真，"士大夫亦不見黜"，而龔開這位封建文人不但"少壯時慕其人，欲存之畫贊"，而且終于寫了《宋江三十六人贊》呢？可見在李嵩、龔開以及士大夫心目中的宋江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賊"（農民起義領袖）。龔開覺得宋江的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移，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龔開不寫方臘贊，而寫宋江贊，是因為宋江有他認為可贊的地方："立號既不僭移，名稱儼然猶循軌轍。"聯(lián)想起《水滸》作者對方臘的描寫，說他"占據州郡，擅改年號"，并表示十分不滿?？梢姺饨ㄎ娜嗽谶@個原則問題上態(tài)度是何等鮮明！所以龔開認為"與其逢圣公（方臘）之徒，孰若與江也"。《水滸》的作者，歌頌宋江而攻擊方臘，與龔開完全是同一立場。龔開對宋江、關勝、孫立、張順、史進、花榮、索超、楊雄等人的贊語中已明顯表達了"忠義"的思想。"尉遲壯士，以病自名。端能去病，國功可成。"對孫立的贊語，表達了龔開對宋江們的愿望，希望他們去掉為"盜"之"病"，而為國立功。這就是他寫贊語的意圖，即存"詩人忠厚之心"。《水滸》作者顯然讀過《宋江三十六贊》，并且在醞釀《水滸》主題時從中得到了啟迪。
《大宋宣和遺事》是《水滸》作者創(chuàng)作《水滸》時所依據的重要素材?！端疂G》的基本情節(jié)，都是從這部書中提煉拓展而成的，《水滸》主要人物的姓名，這部書都給提供了。作者在確立《水滸》的基本主題和總的傾向時，顯然也從這部書中得到了啟示。在《大宋宣和遺事·元集》中對方臘的描寫，同《水滸》對方臘的描寫是一致的，作者的態(tài)度也是一致的?！对分姓f方臘"僭號",改元永樂，并且借麴嗣復、詹良臣之口，罵方臘為"妖賊"，說他"猖獗至此，旦暮官軍至，爾肉餒狗鼠矣！"《水滸》則說："方臘作耗，占據八州二十五縣，改年建號，如此作反，自霸稱尊。"可見像方臘這種"僭號"、"稱尊"的人，《遺事》和《水滸》的作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他不合忠義的宗旨。對宋江一伙，《遺事》的作者則竭力頌揚。首先，對孫立、李進義（《水滸傳》作盧俊義）等十二人搶救楊志，肯定是"義"的行為，楊志因等候孫立，犯了罪，"當初結義之時，誓在厄難相救"，不救是不義的。其次寫劫取生辰綱，《遺事》的作者也是肯定的，方臘因花石綱造反，作者予以否定；晃蓋因生辰綱造反，作者予以肯定。這中間的道理，是因為花石綱是皇帝特命收采，而生辰綱是奸臣的不義之財；前者反朝廷，不忠，后者反奸臣，忠。最后，《遺事》作者借九天玄女娘娘授予的天書，指明梁山泊聚義的實質﹣-"廣行忠義，殄滅奸邪"。而《水滸》作者的基本立場同《遺事》作者的基本立場完全是一致的?！缎瓦z事》用忠義這根紅線貫串全書，是因為宋末"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正如魯迅所指出這是"南宋時檜黨失勢后士論之常套也"?！端疂G》作者當然脫離不了這個"常套"，把忠義的主題，接過來移置于《水滸》之中，這就非常自然了。
《水滸》作者顯然還從宋元戲劇中吸收了一些材料?，F存宋元水滸劇目三十七種，保存下來的劇本則有六種元人雜劇。其中如康進之《梁山泊黑旋風負荊》的情節(jié)，已被《水滸》作者略加改動收入了《水滸》之中。其他五種雜劇的情節(jié)，《水滸傳》未加采用，人物性格與《水滸傳》亦有差異。但我們應當看到，這六種雜劇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魯迅所指出的"但于宋江之仁義長厚無異詞",都是通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英雄來表現"忠義"這個主題的。《爭報恩三虎下山》強調"梁山泊上多忠義"，宋江"只殺濫官污吏"。《同樂院燕青博魚》則明確指出："則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須不比幫源洞量的方臘。"二者的區(qū)別，顯然在于"忠義"之與否。這種思想，我們在《水滸》中隨處可見。由此可見，《水滸》作者在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時，不僅采用了宋元水滸戲中的一些情節(jié)，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它們的基本主題。
《水滸》的素材還有許多沒有發(fā)現。人們推斷在《水滸》成書前有許多單篇的水滸故事，但是目前見諸文字記錄的卻主要是上述幾種。這些材料都不難找到。作為《水滸》的作者是應該看到了的并且肯定接受了它們的影響，它們在形成《水滸》主題的過程中起了積極的作用。至于那些已經失傳了的所謂"民間傳說"、"單篇故事"，因無材料可證，其思想內容如何，無法確定。但我們從上述材料中已經看出，從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到《大宋宣和遺事》、元雜劇的"水滸戲"，有一條思想的紅線貫串其中，那就是"忠義"二字。有人認為這是"龔開的思想感情影響了元人，也影響到《水滸》的作者"(《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16頁）。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龔開的思想也不一定就是他個人的思想，很可能"士大夫亦不見黜"的"街談巷語"（即所謂民間傳說）中已經包含了"忠義"思想在內。因為在封建社會里，特別是在積弱積貧的南宋和黑暗暴虐的元代，希望有救國抗暴的忠臣義士的、痛恨誤國奸臣魚肉人民的惡霸的，難道只有封建文人或封建統(tǒng)治者嗎？所以《水滸》的作者接受這一思想并且把它融化在自己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之中，是十分自然的。有人說"從單篇的水滸故事到定型的《水滸》，有一個質的變化"(《水滸爭鳴》第85頁），并且充分肯定所謂單篇故事的思想內容是如何革命，而定型《水滸》"為了適應統(tǒng)治者的政治需要"對其思想內容是作了"破壞性改變"。這種根據已經失傳了的東西憑空作出的結論，很難有說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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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滸》主題其實是十分明確的，作者的傾向也非常明顯，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學問才可探討清楚，那就是"忠義"二字。歌頌忠義，反對奸佞，這就是作者賦予《水滸》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傾向。這一點幾乎是明清以來的學者的共同意見。這種意見后來被一概斥之為封建文人對《水滸》的歪曲，這顯然不是事實求是的態(tài)度。
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的關于《水滸》書目的記錄是明高儒的《百川書志》，書名就叫《忠義水滸傳》。郭勛刻本、袁無涯刻本、英雄譜本，這些明代的刻本也都題名《忠義水滸傳》或《忠義水滸傳全書》。前不久在上海發(fā)現的《水滸》殘頁，書名干脆就叫《京本忠義傳》，連"水滸"二字也省略了，可見忠義二字與《水滸》有著多么深厚的不解之緣。現在我們難以知道究竟何本為原本，但我們認為原本的題目可能就是《忠義水滸傳》，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忠義"二字既被定為《水滸》的書名，則《水滸》的主題可想而知，明清以來《水滸》的讀者和研究者，也都是肯定這一點的?，F在我們看到的最早的關于《水滸》的論文是署名天都外臣的汪廷訥的一篇序言。這篇序言認為宋江一班人"不過以小罪犯有司，有庸吏所迫，無以自明","蒿目君側之奸，拊庸以憤"。這里說的是他們"忠"。序言又說："遂嘯聚山林，憑陵郡邑。雖掠金帛，而不虜子女。唯剪婪墨，而不戕善良。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這里說的是水滸英雄的"義"。只要對照一下《水滸》的內容，就知道序言的作者是說得不錯的。
這篇序言之后，又有余象斗的《題＜水滸傳＞敘》，他是第一個明確指出《水滸》主題是忠義的人。他說宋江等人"有為國之忠，有濟民之義"。李贄則指出"《水滸傳》者，發(fā)憤之所作也"，他說："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憤南渡之茍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我們且不說征方臘與"南渡茍安"有什么聯(lián)系，但李贄已經在《水滸》情節(jié)的分析中看到了《水滸》忠義的主題。不僅如此，他還從《水滸》的主人公形象中看到了這個主題。他說："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這不是臆斷之詞，而是對宋江形象分析的結果。袁無涯把李贄的意見概括成一句十分精辟的話："《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而楊定見則認為"非卓老（李贄）不能發(fā)《水滸》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fā)卓老之精神"。他們的見解是多么一致。雖然首先發(fā)《水滸》精神者并不是李贄，但李贄評點過《水滸》，并且寫過那篇著名的序文，使《水滸》的主題為更多的讀者所理解。例如明代五湖老人說："茲余于《水滸》一編，而深賞其血性?？傃杂兄伊x名，而其傳亦足不朽。"(《＜忠義水滸傳＞序》）明大滌余人以為《水滸》"其人忠義也","其言忠義也"(《刻＜忠義水滸傳＞緣起》)。明楊明瑯認為："公明主盟結義，專圖報國"，說的也是忠義。
這個被明代人說得明明白白的《水滸》主題，到了明末清初似乎發(fā)生了疑問，首先否定《水滸》忠義主題的是金圣嘆。他說：
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jié)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已，則賢圣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故夫以忠義予水滸者，斯人心有懟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二》)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抄書，是因為金圣嘆的這一段論述影響極大，而其實是近乎瞎說，因他立論的根據不合《水滸》的實際?？v觀《水滸》全書，包括金圣嘆自己批改的《第五才子書》("驚噩夢"除外），無法看出作者對于宋江的"惡之至，迸之至"，甚至"不與同中國"，相反，全書對宋江是歌頌備至的。其實，金圣嘆也看出了《水滸》的主題是忠義。只是覺得這些"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后，皆敲撲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的梁山好漢，怎么能稱之為忠義呢！如果"妄以忠義予之，是則將為戒者，而反將為勸耶！"（同上）他還在第七十回的批語中說得更明白："后世乃復削去此節(jié)（指"驚噩夢")，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于裒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于如是之甚也。"很明顯，金圣嘆是懂得《水滸》一書的主題是寫忠義的。只是"他覺得強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胡適《＜水滸傳＞考證》)。他的觀點同俞仲華是一致的："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就是說，他倆都看出了《水滸》的主題是忠義。都想改變這個主題，于是乎金氏對它加以批改。俞氏則接著金氏改寫的"驚噩夢"，寫成了反《水滸》的《蕩寇志》。他們完全不理解為什么"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俞仲華《《水滸全傳》前言》)。
自金圣嘆后，對《水滸》主題的研究，不斷出現新說。清人劉子壯在《《宋元春秋＞序》中，提出《水滸》是為了批評王安石變法亂國的觀點："王安石以財困天下，童、蔡相緣，肥家瘠國，溝壑內憒，強鄰外嚙，卒成有元"；而"施、羅二公，身居人國，不敢直言，而托之往代，不忍直言討童、蔡四賊，而托之河北、江南，蓋亦猶春秋之義云爾"。這種完全不根據作品實際的主觀臆斷，當然沒有人相信的。但說明人們已經企圖在"忠義"之外去探索《水滸》的主題了。
1920年胡適發(fā)表《＜水滸傳＞考證》，提出七十回《水滸》是"一部純粹反政府的書"。1923年許天嘯在《＜水滸傳》新序》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權"說。他說："《水滸》一書，可以抵得一篇人民索債團的宣言書，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民意。再進一步說，這個'索回人權'四字，是千古不磨的民意；這部《水滸傳》也是千古不磨的人民宣言書……勝過盧騷《民約論》。"這是《水滸》主題研究中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水滸》主題由忠義說轉入了農民起義史詩說了。1933年梅寄鶴正式提出《水滸》是"富有平民革命色彩的偉大文學","是一部鼓吹平民革命的文學小說"(《一百二十回古本水滸序》)。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七十一回本《水滸》的《關于本書的版本》中說："金圣嘆的思想本來是很反動的，他是從地主階級反對農民起義的立場來刪改《水滸》的，這樣他就刪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又偽造了盧俊義的一個噩夢。"這里提出："地主階級反對農民起義"的說法，事實上是把金本以外的《水滸》當作歌頌農民起義的史詩來理解了，只是沒有正面提出這個口號，在給宋江加頭銜時，不是加的"農民起義領袖"，而是加上"梁山英雄的領袖"這個含混的稱號。1953年該社編輯部在《水滸》的《出版說明》中重申了這個觀點。1960年3月，李希凡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之請，寫了一篇長篇論文《談談＜水滸全傳》的思想、情節(jié)和人物》，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正式提出了《水滸》是"農民起義史詩"的說法。文章說："這本反映中國農民偉大斗爭的史詩。不僅一直生活在民間，鼓舞人民斗爭意志，而且沖破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禁毀的羅網，保存下來了。"但是在行文的過程中，作者又用了"人民大起義"這樣的詞語，似乎對農民起義史詩說作了修正。從此"農民起義史詩"說作為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觀點存在于《水滸》研究領域里。1962年中國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基本上采用了"農民起義史詩"說，它說："《水滸傳》是一部反映封建社會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zhàn)爭的小說。"而宋江則被認為是"寫得成功"的"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1964年出版的游國恩等人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沿用了這一觀點，稱"《水滸傳》是一部著名的描寫農民革命的長篇小說"，并說它"成功地塑造了許多起義英雄的光輝形象","對歷來為封建統(tǒng)治者所污蔑、攻擊的起義英雄作了生動的描繪"。雖未直接點明"農民起義史詩"，但觀點完全一致。由于這兩部文學史被作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在社會上、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于是"農民起義史詩"成了《水滸》研究中一種幾乎不容置疑的觀點而存在著。直到1975年"評水滸"運動中，這種觀點才被《水滸》"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宣傳'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的觀點所代替。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水滸》研究領域出現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對《水滸》主題才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但是其中許多觀點仍然無法解釋《水滸》思想內容、人物、情節(jié)等方面的矛盾現象。如果我們從"忠義"思想方面去理解的話，許多看來十分矛盾的問題，諸如宋江的形象問題、征方臘問題，更可迎刃而解。"農民起義史詩"說無法解釋這些矛盾現象，無法自圓其說，為什么卻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水滸》研究領域里占統(tǒng)治地位呢？原因是復雜的，政治的考量則是主要的原因。因為毛澤東曾經說過："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他在論述中國革命的性質時，甚至說中國的革命戰(zhàn)爭，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戰(zhàn)爭。有些論者，有意讓《水滸》去印證毛的論述，因而不去正視《水滸》中的很明顯的矛盾現象，例如農民起義軍打農民起義軍的描寫，生怕貶低《水滸》的思想價值，就任意加以拔高，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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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作品的主題思想，作家的思想傾向主要是通過其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來體現的。宋江無疑是《水滸》的主人公。我們只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宋江這個形象，就不難看出《水滸》主題確是歌頌忠義，確是通過宋江起義的故事來贊揚忠臣義士。有些同志明明知道作者對宋江的態(tài)度不大符合他們評論《水滸》的基本觀點，就回避宋江，否定宋江，甚至說《水滸》的價值不在于宋江，這正如說《紅樓夢》的價值不在于賈寶玉、林黛玉一樣，是沒有說服力的。有的同志認為宋江不是作者歌頌的對象，而是批判的對象，是作者借來反對投降主義的；有的則認為宋江是一個有缺點的農民領袖，他具有農民領袖的一切素質。這些評價，都脫離了《水滸》的實際，同樣是沒有說服力的。
宋江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v觀《水滸》全書，他既不是農民起義的領袖，也不是市民階級的代表，而是地主階級的忠臣義士的形象，在他的身上充分體現了地主階級政治家的品質和素質，以及以"忠義"為主要標志的地主階級的最高的道德規(guī)范。
宋江的一生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梁山之前，第二階段是上山之后到招安之前，從征遼、征方臘到他被害是第三個階段。有人說這是他的不愿革命、走向革命、叛變革命的三部曲（見《水滸爭鳴》第一輯第66頁）。其實，在宋江身上根本不存在革命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叛變革命的問題。革命的起碼要求是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宋江什么時候干過這種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告訴我們，并不是所有的暴力行為都可以叫做革命的?！端疂G》所描寫的宋江們的暴力行為，只是地主階級內部的一場特殊的斗爭，而決不是什么革命。有人說宋江性格既有雙重性、分裂性的一面，也有統(tǒng)一性的一面（同上）。其實宋江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宋江的性格始終是統(tǒng)一的，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藝術形象。我們說他的思想具有一貫性，是說他把忠義作為行為的準則貫穿在他自己一生的行事之中。我們說他的性格是統(tǒng)一的，是說宋江的性格在發(fā)展過程中，忠和義并沒有什么矛盾。二者是和諧地統(tǒng)一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宋江在他的人生旅途的第一階段主要是以義士的形象出現的，他出場是在第十八回。對于這樣一個小小的鄆城縣的押司，作者卻是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的：
于家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稱孝義黑三郎?！缴缓媒Y識江湖上的好漢。但有人來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陪，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如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這是作者給我們勾勒出來的義士和孝子的大致輪廓。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很難說不是作者真情實感的流露。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這種"于家大孝"、"周人之急"的人物。強調孝義，是為后來的忠張本，因為孝是忠的基礎，封建統(tǒng)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是因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只有維持住家庭的"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才能維持住社會的"君君臣臣"的秩序。而義是一種內涵很不固定的道德規(guī)范，人們可以利用它來達到各自的目的。在《水滸》中宋江的"義"以"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為內容，使之成為團結各方義士、各種武裝集團的紐帶，依靠它讓大伙暫時"嘯聚山林"以達到最后"瞻依廊廟"的目的。"忠為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不因忠義心如一，安得團圓百八人。"第五十五回上的這首詩，把忠和義的關系說得十分明白。忠以孝為基礎，義以忠為目的，這不僅是宋江性格發(fā)展的邏輯依據，也是全書結構的依據。因此，宋江性格發(fā)展的第一階段中雖然以孝義（主要是義）為主，但孝義之中有忠。
宋江的第一個行動是私放晁蓋。有人說宋江這一行為"突破了義士氣質的框框，使義士氣質同反抗性開始結合起來，形成宋江性格中占主要地位的本質特征"(《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52頁），這種論斷顯然不符合宋江形象的實際。私放晁蓋的確不只是義氣所使（自然義仍然是主導思想），的確也有反抗的因素，但宋江反抗的并不是朝廷，而是橫征暴斂的貪官污吏。從本質上說，不是反抗封建統(tǒng)治，而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梁中書是臭名遠揚的大貪官，先一年就曾給他丈人蔡京送十萬貫金珠寶貝，被打劫了，作為押司的宋江當然會有所聞的。這一次的十萬貫生辰綱被晁蓋們劫走，宋江從內心里是肯定晁的行動的。因為這與他的打擊貪官，維護王朝清明政治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但是這種肯定是有分寸的，正如作者在第十八回的題詩中所說：
義重輕他不義財，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民官府過于賊，應為知交放賊來。
他放"賊"，是因為貪官比"賊"還厲害。在宋江看來，晁蓋們對王朝統(tǒng)治的威脅遠不如梁中書們的威脅大，所以他的放走晃蓋，正是對以梁中書為代表的"剝民官府"的一次挑戰(zhàn)，從而使他進入了統(tǒng)治階級內部尖銳矛盾的漩渦﹣﹣忠義與奸邪的斗爭之中。但宋江對晁蓋的同情與支持，也只在忠奸斗爭的限度之內，一超過這個限度，宋江就不能容忍了。當劉唐奉命來酬謝宋江時，宋不敢受禮，固然是施恩而不圖報的義氣，但也是怕受牽連。因為他不同意顯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干出這種公開反抗朝廷的"滅九族的勾當"。但在放晁蓋的行動中，我們也看到了宋江作為地主階級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也看出了他的義其實是以忠為前提的。
又有人說宋江"殺閻婆惜是他反抗的開端"（見科學院文研所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冊）。如前所述，如果說是反抗貪官奸佞，那么這種反抗在放晁蓋時已經開始了；如果說是反抗朝廷，反抗皇帝，則宋江并無此種"開端"。"殺惜"只是他生活道路的轉折點﹣﹣從此他由合法的良吏，變成了非法的逃犯，從而使之在盡忠于宋王朝的過程中走著一條十分曲折而坎坷的路。在這曲折的過程中，進一步突出了他性格主導方面的忠義。如果宋江真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真是一個敢于反抗的革命者，那么他在亡命途中首先想到的應當是梁山。他是晁蓋的心腹兄弟，又是晁蓋的救命恩人，而梁山泊又是最安全的地方；然而他不滿晁蓋們的"直如此大弄"，他性格中沒有要干那種"滅九族的勾當"的因素。他同趙宋王朝沒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所以他選擇的不是梁山泊，而是并不十分安全的柴家莊、孔家莊和清風寨。投靠柴進、孔家兄弟、花榮等人，比投靠"強盜"不僅名聲好得多，而且給自己留下了一條退路﹣-"天可憐見，若遇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對于一個地主階級政治家來說，只要有一線希望通過合法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是不會放松這種努力的。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才會用非法的手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后來在孔家莊他遇上了另一個亡命者武松，武松犯罪的性質比宋江要嚴重得多。他殺了許多人，而且殺的是朝廷命官。而宋江殺的不過是一個妓女而已。所以武松無法再走合法的道路（如果有一線希望，他也會走下去的，這一點他與宋江是一致的），只好投二龍山落草。但落草是為了招安，他對宋江提出："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再來拜訪哥哥未遲。"武松的政治理想，就是宋江的政治理想，他非常欣賞武松的思想，贊許他說："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并且，他為武松描繪了一幅政治上的遠景規(guī)劃圖：
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的到了彼處。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這些話，絕對不是隨便應酬的話，也不是金圣嘆所說的“全是一片權詐”，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給不得不走上非法道路的忠臣義士，指出重新走向合法道路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他給武松指出的方向，竟然就是他所領導的梁山泊義軍的方向，梁山泊就是按照宋江所設計的這個政治方案行事的。但是這個忠心不負朝廷的人，不是萬不得已是連這樣的方案也不愿去實施的。所以他處處委曲求全，到清風山，勸王矮虎放了劉高的妻子，又勸花榮與劉高和好。但是奸佞劉高之流仍然不放過他，最后到了要他性命時，他才不得不帶領燕順、花榮一伙人去投奔梁山。但是一見石勇帶來的假信，他便撇下大伙，竟然"飛也似的獨自去了"。這不是什么義同孝發(fā)生了矛盾，就以義服從于孝，而是因為宋江根本就不想上梁山。現在有了擺脫的機會，當然是求之不得的。這里不是什么從量的方面積聚性格突破的條件，而是他性格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作為押司，他明知此次回去是要吃官司的，但他覺得吃官司比干那"滅九族的勾當"要好，寧肯當囚徒也不愿做叛逆者。在赴江州途中，晁蓋派人把他劫上梁山時，他的每一言論，每個行動，都離不開地主階級忠臣義士的軌道。甚至當著晁蓋的面說，入伙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這簡直是咒罵梁山泊起義英雄了。什么義氣不義氣，一旦妨害了他成為忠臣，就舍義而取忠了。
有人說"潯陽樓題反詩，是宋江向整個黑暗社會發(fā)出的反抗宣言"(《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54頁）。這種分析和黃文炳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用語不同。黃說："這廝無理，他卻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而《水滸》作者是否定黃文炳的分析并為宋江辯護的。作者根本沒有要讓宋江賽過黃巢之意，這不僅從《水滸》全書的描寫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是在描寫題"反詩"的前后的情景中也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宋江在什么情況下題的"反詩"呢？這一天，宋江病后去找戴宗、李逵不遇，找張順又未進城，于是"獨自一人悶悶不已"來到潯陽樓。剛入樓時，宋江心情是好的，興致是高的，對江南風景、美酒佳肴十分欣賞，甚至對自己能夠因為犯罪到此而感到慶幸，絲毫沒有反叛情緒。直到"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時，才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xiāng)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涌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我們仔細品味作者的這一段描寫，基調是傷感的，低沉的，與"敢笑黃巢不丈夫"的詩句的內容和情調十分不協(xié)調。但是作者反復強調這是在沉醉時，不勝酒力的情況下寫的。如果真是什么"宣言"，那么，作為一個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的押司，難道不知道在潯陽樓如此公開發(fā)表此種詩詞的危險性嗎？事實上，宋江自己就不承認這是什么反抗宣言，他被逼大鬧無為軍之后，在穆弘莊上殺了黃文炳，跪在地上，非常嚴肅地發(fā)表的上山"演說"中，就明確指出潯陽樓題詩是"一時間酒后狂言"，大鬧無為州，是"犯了大罪"，這才"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其實所謂反詩只不過是對自己命運的感嘆和不幸遭遇的激憤之詞。自從放走晁蓋，被卷入到了忠奸斗爭的漩渦，他在流亡的過程中不斷受到一伙"臟濫奸惡之人"的迫害和排擠，黃文炳、蔡九知府之流就是典型。正如作者感嘆的"文炳趨炎巧計乖，卻將忠義共擠排"。事實上，擠排忠義的遠不止一個黃文炳。在這種情況下，宋江才深深感到社會政治的窳敗，到處是奸臣專權，賢良受害，如不改變這種局面，國家的命運將葬送在他們手里，而自己也將永遠無出頭之日。梁中書、劉高、蔡九知府、黃文炳之徒，以及他們的上司高、蔡、童、楊之流，正是妨害他成就功名的政治勢力。通過正常的合法的渠道同這股黑暗勢力作斗爭的企圖已不可能實現時，他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對付他們的策略。潯陽樓的"反詩"就是這種政治企圖的表白。"血染潯陽江口"決不是反封建、反朝廷的宣言，只不過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打擊貪官污吏、奸邪勢力的"聲明"；而"敢笑黃巢不丈夫"，決不是黃巢式的反抗的開始，決不是對農民革命的向往和追求，而是對"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這一遠景的醞釀和憧憬。
綜上所述，宋江在他的人生旅途的第一階段，所走的是一條十分曲折的道路，最后終于走上了梁山。他上梁山是不得已的事，正如宋江自己所分析的："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同時也是他政治上不斷成熟的表現。他這時已開始認真考慮如何對付這班臟濫奸惡之人，而上梁山就是可供選擇的惟一的方案了。因此，宋江上梁山，并不意味著他對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背叛，而只是選擇了為自己的階級服務的另一種方式，走上了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另一條道路。"忠為君主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就是他的全部目的；"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就是為實現這個目的而走的一條特殊的道路，而在當時來說，這是一條很合時宜的道路。作為一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作為忠臣義士，上山以后，他便以打擊貪官污吏作為斗爭形式，以接納天下豪杰作為加強斗爭力量的手段，以維護趙宋王朝的統(tǒng)治作為根本目的。
宋江性格發(fā)展第二個階段，是從上梁山以后一直到受招安。在這一階段中，宋江已由第一階段的義士形象逐漸向忠臣形象發(fā)展，雖然他還只是一個"草莽之臣"，但他對鞏固趙宋王朝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在朝的忠臣所無法比擬的。他是算得上范仲淹所贊頌的那種"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仁人"了。用李贄的話說就是"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
宋江上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梁山泊起義軍制定了一條"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線。這是決定這支武裝力量的政治性質的關鍵，決不可等閑視之。而確立這條政治路線的象征性措施就是改聚義廳為忠義堂，一字之改，性質迥異。所謂"替天行道"，持論者眾說紛紜，我們認為對它的理解要以《水滸》的全部內容為依據，以《水滸》作者對它的解釋為依據，不應當為了適應自己的觀點而任意加以詮釋。"替天行道"是九天玄女娘娘的"法旨"，九天玄女娘娘在授天書時指示宋江："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仗忠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聯(lián)系《水滸》的內容，不難看出這就是全書的綱領。金圣嘆為曲解《水滸》，罵倒宋江，故意說"不是一部提綱"。其實正說明他已看出這是《水滸》的"提綱"，只是他不理解，"殺人放火"的"強盜"怎么能與"忠義"聯(lián)系起來。其實天，就是天子，道，就是儒家所宣揚的王道。天子被奸邪蒙蔽了，不能行王道，娘娘要宋江替他去行。但是有個原則，就是"為主全仗忠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為主"者，為山寨之主也。既為山寨之主，又要全仗忠義，豈不矛盾？但是這個矛盾在宋江身上卻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了。因為他為山寨為主，正是為了效忠趙宋王朝，這是替天行道的主要方面。他上山后的一切活動，都是按招安這一綱領進行的。在上山后到招安前，先后攻打了祝家莊、高唐州、青州府、華州府、曾頭市、大名府、東昌府、東平府，所到之處，懲處的是贓官污吏，保護的是良民百姓，攻下一處就急傳將令："不許殺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而百姓也就"簞食壺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勝利地攻下一線城池之后，總是迅速撤回，使朝廷派遣新官來統(tǒng)治，而不是梁山派人去接替。因為如果像方臘一樣，搶占州郡，那就不是"全仗忠義"，那就不是"替天行道"了。金圣嘆不理解這一點，不斷地將宋將咒罵；俞萬春不理解這一點，決心把宋江們斬盡殺絕，殊不知，他在《蕩寇志》中的陳希真只不過是《水滸》中宋江的影子，而他筆下的宋江，也只是《水滸》中方臘的影子罷了。
經過一系列的武裝行動之后，梁山的實力不斷加強，將領增至一百零八人，而大小嘍啰以萬計。這樣一支武裝力量，如何引導他們走上"替天行道"的軌道，是宋江焦慮的大問題。因為"殺人放火"積聚力量的目的，是為了"受招安"。所以，他不僅在每招降一將時，不錯過時機地把"爭取招安，為國出力"的話頭，不厭其煩地重復一遍，將"替天行道"的思想灌輸給每一個降將，而且利用菊花會賦詩的機會，公開地、正式地提出"招安"的口號，以統(tǒng)一思想，把這支非法的武裝引入到合法的道路上，實現九天玄女娘娘"改邪歸正"的法旨，達到"輔國安民"的目的：
統(tǒng)豺虎，御邊幅，號令明，軍威肅。衷心愿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望天王降招早招安，心方足。
這里不僅是宋江忠于朝廷的忠肝義膽的真實表露，而且是他下一階段的行動綱領。有些論者以為"公開提出招安問題，是宋江性格結構發(fā)生轉化的重要標志"(《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57頁），其實宋江性格并沒有發(fā)生什么戲劇性的"轉化"，作為地主階級的忠臣義士，他的這種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是沿著既定的軌道向前發(fā)展的。
菊花會上雖然有李逵、武松、魯達諸人對招安提出過異議，但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說，發(fā)生過兩條路線的斗爭。在作者的筆下，李逵等人的意見是當作錯誤的東西來陪襯宋江的正確主張的。事實上，對李逵的懲罰并沒有引起不滿，連李逵自己也認錯了。武松是最早提出招安的人，此時的反招安，也不過是作者故作曲筆。在作者心目中，一百零八人都是忠臣義士，只是他們中一些人一時間還未明白"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云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的道理。一旦明白了，也就同意招安，連李逵也親自陪宋江上東京去打通李師師的關節(jié)了。最后一百零八人，"全伙受招安"，無一例外，有的雖有怨言，但這些怨言主要不是針對招安，而是針對招安后的待遇不公，針對奸佞專權而發(fā)的，仍不離忠的軌道?？梢娝谓鳛榈刂麟A級政治家是既有政治遠見，又有非凡的組織才能。
統(tǒng)一思想之后，宋江就開始為實現招安而積極行動起來，冒著生命危險親赴東京，打通李師師的關節(jié)，甚至不惜丟失自己尊嚴，在妓女面前奴顏婢膝。這一切都是因為李師師與皇上有瓜葛，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為了買取"鳳城春色"，表白自己的"義膽"、"忠肝"，他是能屈能伸的。他寫給李師師的那首《念奴嬌》詞就是他的內心獨白。最后在兩贏童貫、三敗高球的輝煌勝利之后，接受了招安，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目的。
如何理解宋江上山以后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以接受招安的問題，是《水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宋江形象的分裂性、宋江性格的矛盾性的表現。一種意見認為，這是宋江性格中"義"的因素終于被"忠"的因素毀滅了，換句話說，就是反抗精神讓位給了投降思想。我們認為，在宋江性格中，忠義是統(tǒng)一的。宋江的忠，是忠于自己的階級、自己的朝廷，宋江的義是服從于忠的，是為忠積聚力量，鋪平道路。他私放晁蓋是因為晁蓋打擊的是奸佞，義中有忠，并為忠服務。但他并不贊成晁蓋們"直如此大弄"，公然造起反來。所以晁蓋一再邀之上山，他就不講義了，因為他認為這時晁蓋的"義"，不僅不是為了"忠"，而且已是"不忠不孝"了。當他不得已上了梁山時，他急于要解決的問題是義如何為忠服務的問題。于是他巧妙地制造了九天玄女娘娘授天書的神話，利用神的力量，亮出了"替天行道"的口號，使晁蓋們的義只剩下軀殼，而精神則已納入忠的軌道?？梢哉f，宋江上山后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忠。為了這個目的，他不斷地改造原來梁山泊的義，并且不很費力就取得了成功。如果說忠和義有什么矛盾的話，也只是以晁蓋為代表的一些頭領同宋江之間的矛盾，并不是宋江性格內部有什么矛盾和分裂性；而晁蓋們之所以終于放棄自己的義，而接受宋江的以忠為前提的義，是因為晁蓋們的義，也包含了"忠心報答趙官家"的因素。所以在第二階段中，宋江雖然帶兵攻州劫府，對抗"天兵"，但從本質上看，他仍然是一個地主階級的忠臣義士的形象。
宋江性格發(fā)展的第三階段包括受招安以后直到被害身亡這一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宋江盡忠的方式由非法轉入合法。由"為主全仗忠義"變?yōu)?quot;為臣輔國安民"。而"替天行道"當然也就成了"順天護國"。
招安以后，本來可以"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但是忠臣宋江，同奸臣的斗爭是貫串始終的，只是招安前的斗爭是以間接的、特殊方式進行的，招安后則成了直接的、正常的方式。正是在這種尖銳的矛盾沖突中，宋江性格中的忠的因素在迅速發(fā)展并得到了突出的表現。沿著忠奸斗爭的主線，作者安排了全書后半部的全部情節(jié)。陳橋驛揮淚斬小卒是招安后忠奸斗爭第一回合。這場政治風波對宋江來說是一次非常嚴峻的考驗，處理不好，就會影響他的政治前途。一邊是朝廷命官，一邊是梁山兄弟，偏袒了哪一邊都會激起事變。作者把他的主人公放到這樣尖銳的矛盾之中，是為了歌頌他的忠義，并不像有些同志所說的，是批判他的忘義。斬了軍校，平息了朝廷方面的震怒；大哭一場，平息了梁山兄弟的不滿。宋江不愧是一個老練干達的政治家和全忠仗義的楷模。
在征遼的過程中，忠奸斗爭仍然十分尖銳。朝廷對他并不放心，派人監(jiān)戰(zhàn)，有功不得封賞，這一切宋江是清楚的，遼國派人來招安，他拒絕了。歐陽侍郎指出宋朝"奸黨弄權，讒佞僥幸，嫉賢妒能，賞罰不明"，話說得十分懇切，但并沒有打動宋江的心，他是抱定"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的宗旨，決心"盡忠報國"。有些論者認為歐陽侍郎的談話"驚醒了宋江忠心報國、封妻萌子的黃粱夢，宋江的性格又在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對忠心始而懷疑，繼而動搖"(《水滸爭鳴》第一輯第158頁）。這顯然與宋江的實際不符。宋江確有些怨氣，但也只是對奸邪們嫉賢妒能、誤國罔民的不滿，對朝廷則始終是忠心耿耿的。
可以說，從請戰(zhàn)到功成，在整個征遼全過程中，宋江一直處在尖銳的矛盾之中，但這種矛盾不是其性格內部的忠與不忠的斗爭，而是宋江的忠與朝廷中的奸邪們之間構成的直接的間接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中，宋江的性格是進一步發(fā)展了，不僅"竭力報國，并無異心"，甚至"亦無希恩望賜之念"，而且對奸邪們的仇恨也加深了。他去五臺山參禪，目的在于使自己擺脫在忠奸斗爭中的困境，"求問"忠奸斗爭的"前程"以穩(wěn)定軍心，故慎重其事，除公孫勝等方人外，一百二員頭領都上了山。因為這時頭領中已萌發(fā)了不滿情緒，李逵等甚至提出了"再上梁山"的主張，如果不及時引異，便會"壞了他一世的聲名"。他又一次成功了，并把他們引上了忠義之道。作者寫"兄弟們都有怨心"、"盡有反心，只礙宋江一個"，正是為了突出宋江的"死于九泉，忠心不改"的品德。這時外有高、蔡之流的搗亂，內有李逵之輩的仇怨，宋江處在內外夾攻之中。正是在這復雜而尖銳的斗爭之中，宋江忠臣義士的形象顯得特別高大而有光輝。
打方臘是宋江難得的極好機會，因為通過這件事：一可以平息梁山好漢內部的矛盾，二可以暫時擺脫奸佞們的構陷，三可用戰(zhàn)斗的實績表示自己的忠心，實現其青史留名的理想。于是他主動請戰(zhàn)，對"占據州郡，擅改年號"的方臘，表示斬盡殺絕而后快的決心；對保奏他去征方臘的宿元景表示了無比的感恩戴德。在這里，表現了宋江性格極端反動的一面，反映了作者世界觀反動的一面。但是作為地主階級政治家的宋江，他的性格向這個方向發(fā)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我們不應當苛求他。方臘既然敢反叛朝廷，作為朝廷的忠臣必然"前去征剿，盡忠報國"。正如岳飛作為地主階級的政治家、軍事家必然要去鎮(zhèn)壓楊幺一樣。作者通過同方臘的一場大戰(zhàn)，將宋江性格的主導因素的忠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最后完成了這一形象的塑造，使之成為忠臣義士的典范。
什么才是徹底的忠？什么才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水滸》作者通過征方臘的具體情節(jié)，通過宋江這一典型形象的最后完成，給讀者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一百零八位兄弟"十停去七"，仍然堅決地為朝廷剿除"心腹之患"，這就是忠；封官賜爵之后，一個個被權奸們追奪官誥，或辭官還鄉(xiāng)，在一個消滅自己的陰謀已在加緊進行之時，仍然不改"盡忠報國"的初衷，這才是忠；毒殺了盧俊義，又來毒殺自己，仍然不生異心，這才是忠；直到自己吃下毒藥，感到生命危在旦夕了，仍然要把朝廷難于對付惟有自己能制服的李逵毒死，這才是忠；直到死后變成了鬼魂，還要去將吳用、花榮引誘到自己墳前自縊，使梁山泊的任何一點火種都熄滅掉，這才是忠之至。"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這就是宋江做人的準則。宋江的全部悲劇，孕育在他自己性格內部這個主導因素之中。作者對于忠義的對立面，表示了極大的義憤﹣-"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皇天若肯明昭報，男作俳優(yōu)女作娼！"而對宋江則表示了無限的敬意和惋惜﹣-"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作者感憤萬分，然而他沒有想到，權奸的產生，是封建制度本身帶來的，是皇帝自己制造的，要根本鏟除權奸產生的根子，就必須徹底推翻那個制度。當然，《水滸》的作者是連想也不敢這么想的。但他畢竟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所以不得不陷入了極度的苦悶之中﹣-"早知鴆毒埋黃壤，學取鴟夷范蠡船。"
綜上所述，宋江性格發(fā)展的三個階段，是他性格的主導因素忠義發(fā)展的全過程。他上梁山，是通過非法手段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受招安，是想通過合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這個過程中，宋江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他的階級立場，在他的性格中，忠和義始終是統(tǒng)一的，不變的。只是他在人生旅途中，一方面不斷地以自己的忠去反對別人的奸，因而他一直處在忠奸斗爭的漩渦中；另一方面，用自己的義，去改造別人的義，使之納入忠的軌道，因而他一直處在梁山內部的矛盾之中。作為地主階級政治家的宋江，在忠奸斗爭中他失敗了，但是他卻以自己和"兄弟"們的生命換取了"靖忠"的美名，成了忠臣的典范。在梁山泊內部斗爭中，他是勝利了，他使一百零七名"兄弟"一個個"改邪歸正"，并把他們引向了"盡忠報國"的道路，從而成了"義士"的楷模。就這樣，作者通過宋江形象的塑造，把全書的主題表現得再突出不過了。"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袁無涯所歸納的李卓吾的這個判斷，確是從《水滸》的實際出發(fā)所得出的對全書主題的極其中肯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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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滸》主題既然是宣揚忠義，歌頌忠臣義士，那么，是否可以否定《水滸》的價值呢？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無論在思想內容上還是在藝術成就上，《水滸》仍然不失為一部偉大的作品，不失為我們民族的藝術瑰寶。
首先，對于"忠義"我們不能因為它們屬于封建的道德范疇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忠義"也應當進行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杰出的人物都是和忠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許多杰出的文藝作品也都是寫忠義這個主題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每飯不忘君"，他的《北征》"通篇詩全是憂勞朝廷，一片深心至計"(《金圣嘆選批杜詩》)。難道我們因為杜甫忠于朝廷就否定他的偉大？諸葛亮的忠義更是被傳為美談，他忠于劉備，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岳飛的忠，婦孺皆知。對這些歷史人物不應當否定，對他們的忠也不能全部否定，這是人們都同意的。對文藝作品中表現的忠義思想，學術界也是肯定的。例如《三國演義》的主題同《水滸》是一致的，也是歌頌忠義，也是歌頌忠臣義士，它塑造的主要人物如關羽、張飛、諸葛亮等都是忠義的化身。《說岳全傳》也是以歌頌岳飛的忠義為主題的作品。對于這些歷史小說，我們既然不能否定，為什么對《水滸》卻要加以苛求呢？《水滸》的忠義主要是針對奸邪而來的，作者把批判的鋒芒對準了誤國殃民的奸臣以及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土豪惡霸，這種描寫上有中央政府的高、楊、童、蔡等中樞大臣，中有梁中書、高廉、劉高、蔡九知府等地方官吏，下有祝朝奉、曾長者、鄭屠、毛太公這樣一批惡霸地主。這些封建社會的百丑，像最高統(tǒng)治者的觸角，伸向社會的每一角落，使整個社會暗無天日，人民不得不鋌而走險。這一切，作者雖然是當作忠義之臣的陪襯來描寫的；但是，這種現實主義的描寫，難道不正是在客觀上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嗎？這種導源于儒家"仁政"的思想，導源于孔子"苛政猛于虎"思想的描寫，對我們來說，它所提供的認識封建社會的價值，超過了任何一部歷史教科書。而在字里行間，我們分明看到了作者對下層人民的同情，對上層官僚集團的不滿情緒。
其次，對于宋江這個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和忠臣義士，既要看到他瓦解梁山義軍，鎮(zhèn)壓方臘的反動一面，也應當看到他仇恨貪官、主張清明政治、同情人民和保衛(wèi)邊疆、鞏固國家統(tǒng)一的進步的一面。對于封建社會的政治家，我們不應當要求他們贊成農民起義，并用是否贊成農民起義作標準來決定對他們是肯定還是否定。否則，中國歷史上能肯定的人物就寥寥無幾了。同樣，對于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不應當苛求他們，不能要求他們去歌頌農民起義，如果這樣，那就連曹雪芹也在否定之列了。宋江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是《水滸》的主人公，他用畢生精力改革弊政，反對權奸，懲辦惡勢力，同情人民，抵御外侮，是應當肯定的，對于《水滸》當然也就應當予以肯定。
《水滸》的作者主觀上雖然是歌頌忠義，并且把梁山泊的好漢們當作"改邪歸正"的忠義人物來肯定，但在客觀上，作者卻歌頌了他們急公好義、反抗不平、敢作敢當、疾惡如仇的高尚品德，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并且鼓舞著后世農民起義的英雄們，這不能不說是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
最后，作者描寫梁山英雄們受招安以后的悲慘遭遇，雖然主觀上是表現"自古權桿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的思想，但在客觀上使人感到受招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從而啟迪著后世反抗壓迫的英雄們去前赴后繼為爭取斗爭的勝利而奮斗。從這個意義上說，《水滸》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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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源于恩師傅治同2012年所贈《治同文存續(xù)編》一書。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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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傅治同（1936－2020），男，湖南湘鄉(xiāng)人，1959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先后在遼寧師范學院、湖南邵陽師專和邵陽學院從事高等教育工作48年。中文系資深教授、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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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恩師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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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