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徑文學社推介】
·
魯迅論屈原
──學習魯迅評論作家作品
·
【程凱華】
·
題記:怎樣評論作家作品，怎樣開展文學批評，魯迅發(fā)表過許多獨到的精辟的見解。他在談到文學批評時指出要全面地、歷史地評論作家作品，他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這是魯迅評論作家作品堅持的原則和方法，完全符合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
所謂“顧及全篇”，就是說要用全面的觀點，把作品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待。魯迅反對那種“最能引讀者入于迷途”的“摘句”式的評論，因為“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jīng)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引文出處同上）如果不“顧及全篇”，就恰如瞎子摸象，以局部代替整體，只能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非常錯誤的結(jié)論。
所謂“顧及全人”，就是說，必須對作者的經(jīng)歷、思想和著作作系統(tǒng)的研究，作出全面的因而也才是正確的評價。譬如陶淵明的詩，“除被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span>(引文出處同上)
所謂要顧及作者“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就是說要把具體的作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聯(lián)系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政治經(jīng)濟狀態(tài)去分析和考察，這樣才能正確和科學，不至于把他本來沒有或不可能有的東西附會在他身上。
魯迅躬行實踐，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論屈原及其作品，既顧及“全篇”，又顧及“全人”，還顧及作者“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避免了評論作家作品的狹隘性、單一性和片面性，達到了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所不能達到的高度，為評論作家作品樹立了良好的范例，值得我們學習?，F(xiàn)在讓我們看看魯迅是怎樣具體評論屈原其人其作的。
·
·
一、魯迅論屈原思想和精神的主要內(nèi)涵
據(jù)魯迅好友許壽裳回憶，1902—1904年，魯迅留學日本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時，購買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而其中就夾雜著一本線裝的在日本印刷的《離騷》。后來，魯迅赴仙臺學醫(yī)時，就把這本書贈送給許壽裳。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魯迅與屈原》中曾回憶魯迅對他說過的話:“《離騷》是一首自敘和托諷的杰作，《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边@可以說是魯迅對屈原作品的最早評論。
魯迅論屈原的專門著述只有《漢文學史綱要》中一篇《屈原與宋玉》，其它幾處有關(guān)屈原的評論大多見于他的論文和雜文中。雖然魯迅評論屈原的文章數(shù)量不多，言辭也極為簡要，但其評說屈原的觀點之奇警獨特，至今仍可見出魯迅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我們知道，長達373句、2490字的《離騷》，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它基本上是以詩人從政、流放和以死殉國三段經(jīng)歷為線索，通過上天入地、求神問卜、證之前圣、寄興花草等方式來抒發(fā)詩人的生命情感，展開詩人的心靈世界。關(guān)于《離騷》的題義，自古以來有各種各樣的解釋，至今還沒有統(tǒng)一的結(jié)論。如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說:“《離騷》者，猶離憂也?！?span style="font-family: 楷體_GB2312; font-size: 16px;">(引者注:解“騷”為“憂”，未解“離”)班固《漢書·離騷贊序》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蓖跻菰凇冻o章句·離騷序》中說:“離，別也；騷，愁也”，解“離騷”為“別愁”(離別的愁思）。在《漢書·楊雄傳》中，楊雄則解“離騷”為“牢騷”，即發(fā)泄心中不平之氣。持“離騷”就是“牢騷”之義的學者很多。近人范文瀾、姜亮夫、林庚、馮沅君等人均力舉此說。林庚、馮沅君在《中國歷代詩歌選》中說“離騷”等于“牢騷”，“離騷”、“牢騷”是雙音詞。魯迅的解釋與“牢騷”近似。他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談》中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辈黄絼t鳴，一鳴就難免會有牢騷。由此可見魯迅修養(yǎng)之深邃和觀點之獨特。
·
·
《天問》是“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這一觀點，魯迅后來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更是予以強調(diào)和深化?！短靻枴啡姽?70多句，1500余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神話與傳說》中，認為《天問》的重要貢獻是將許多神話和傳說保留了下來。他指出中國神話和傳說的淵藪“若求之詩歌，則屈原所賦，尤在《天問》中，多見神話與傳說。如‘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問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昆侖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羿彈焉日，鳥焉解羽?’”(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等均可視作神話與傳說的雛形。雖然魯迅對《天問》的重視，看似落實在形式層面，實際上又何嘗不是看中其內(nèi)容和實質(zhì)。在《天問》中神的世界也普遍存在著不合理的現(xiàn)象，神話內(nèi)容表現(xiàn)出非理性、非道德的傾向，神話與歷史是同質(zhì)的存在。他所關(guān)注的問題，與其說是“歷史的”，還不如說是“神話的”，或者說是“歷史的神話”，或“神話的歷史”。魯迅正是以神話闡述歷史，或者說是以神話思維的方式對遠古的歷史進行詩意的反思追問。
1907年，魯迅在長達24000多字的《摩羅詩力說》這篇論文中，對屈原及其作品又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他認為屈原的詩歌掃蕩了自《詩經(jīng)》之后中國文學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頌祝主人，悅媚豪右”的惡劣習氣，也打破了文學作品不能寫不敢寫男女愛情的沉寂局面。正是在“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的情況下，屈原及其作品猶如破天荒似地出現(xiàn)了。魯迅說:“惟靈君將逝，腦海波起，通于汨羅，反顧高丘，哀其無女，則抽寫哀怨，郁為奇文。茫洋在前，顧忌皆去，懟世俗之渾濁，頌己身之修能，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殫，為前人所不敢言?！?/span>(魯迅:《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對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評價，突出地肯定了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屈原思想和精神的主要內(nèi)涵。具體說來有以下兩點:
·
·
首先，魯迅高度重視屈原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
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峨x騷》等作品洋溢著強烈的愛國激情。詩人關(guān)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他不顧個人的禍福榮辱；他終生奮斗的政治目標是祖國的富強和政治的修明:“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竢”(九章·惜往日》）“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離騷》)他熱愛祖國，對宗國故土懷有深沉的情愫，雖遭讒言誣陷，“通于汨羅”，卻依然“反顧高丘”，寧死不肯離去?！摆焐手諔蛸?，忽臨睨夫舊鄉(xiāng)。卜夫悲余馬懷鄉(xiāng)，蜷局顧而不行。”(《離騷》)“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而日遠?！?《九章·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哀郢》)他明知“鯀婞直以亡身”，“蹇蹇之為患”，卻依然拒絕女鬚勸他明哲保身的忠告。始終是“忍而不能舍”。字字句句流露出他對祖國的熱愛、眷戀和懷念。在他上下求索，挽救祖國的幻想破滅以后，神巫指點他離楚遠游，但他堅決不肯離開祖國一步?！凹饶闩c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最終，自投汨羅，以身殉國。用高尚的節(jié)操、光輝的人格，表達了對祖國的無限忠誠?；谶@種思想，屈原特別關(guān)心人民、同情人民、熱愛人民。當他看到人民苦難深重的時候，他為受苦受難的人民而嘆息、而流淚:“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zhèn)。”(《抽思》）憂國憂民、愛國愛民，是屈原思想的核心。這種思想是魯迅當時特別看重的，而這與魯迅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有關(guān)。魯迅當時身處異邦，目睹中華國土支離破碎，故國風雨飄搖，人民受苦受難，他憂心如焚，正想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奉獻給祖國和人民。因此在《摩羅詩力說》這篇介紹拜侖、雪萊、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等歐洲具有反抗精神的“摩羅詩人”的文章中，他還著力評說和推薦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很明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的筆法潛藏著魯迅自己明確的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動機。
其次，魯迅也充分肯定了屈原對傳統(tǒng)觀念大膽的懷疑批判精神
這種懷疑批判精神集中表現(xiàn)在《天問》一詩中。這篇作品產(chǎn)生在戰(zhàn)國中期，屈原不愧為疑古惑經(jīng)的先驅(qū)。他居然一口氣提出了172個問題，通篇是對天地、自然、人世等事物現(xiàn)象的發(fā)問，內(nèi)容奇特。正如魯迅所說:“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殫，為前人所不敢言。”屈原這些奇特的“天問”，固然與他所處的天命論非常盛行的時代有關(guān)，但我們更能觸摸到屈原那關(guān)心楚國現(xiàn)實、政治的焦慮急切的情感脈搏。他政治上屢遭挫折，他內(nèi)心極為苦悶憂慮，使他對傳統(tǒng)的、自然的、歷史的、宗教的、倫理的觀念產(chǎn)生了極大的懷疑，他那一連串問號的后面，是失望和憤懣的情感波濤，是不倦求索的精神余響。“放言無殫，為前人所不敢言”，概括而揭示了屈原的獨特性格。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對屈原的詩歌也進行了一定的批評。魯迅指出屈原的詩歌雖“放言無殫，為前人所不敢言”，但“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zhàn)，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后世，為力非強。劉彥和所謂才高者莞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于外形，不涉內(nèi)質(zhì)，孤偉自死，社會亦然。四語之中，函深哀焉。故偉美之聲，不振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濒斞刚J為屈原的《離騷》雖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但畢竟不是能振奮國民精神的“偉美之聲”。由此可見魯迅的觀點是辯證的。
二、魯迅論屈原詩作的思想意義和藝術(shù)獨創(chuàng)
·
·
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等地更進一步深入研究了中國文學史。這時期撰寫的文學史著作《漢文學史綱要》特辟專節(jié)《屈原與宋玉》，又一次評論了屈原及其《離騷》《天問》等作品。
首先，魯迅認為屈原在政治上很有才能。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才華橫溢。據(jù)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曾任楚懷王左徒。他“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迎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睉淹鹾苄湃嗡?。戰(zhàn)國中期，封建制正取代奴隸制。各國變法蔚然成風。屈原在政治上力主革新，一度得到懷王的同意。后來他在《惜往日》中曾經(jīng)回憶過這段春風得意的往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竢?！?《九章·惜往日》)就是確證。屈原的政治主張和革新內(nèi)容在《離騷》中也有所反映:“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鼻趦?nèi)政方面主張“舉賢授能”、“修明法度”，改革積弊，限制舊貴族的權(quán)益。在外交方面主張聯(lián)齊抗秦，堅持合縱聯(lián)盟。由于他在內(nèi)政外交方面的不懈努力，懷王執(zhí)政初年，楚國曾出現(xiàn)“國富強而法立兮”的政治局面。但是屈原的政治主張和措施，嚴重地觸犯了楚國舊貴族權(quán)益，因此一開始就受到他們的妒恨和抵制。屈原奉命草為憲令，尚官大夫靳尚誣陷屈原居功自傲?；栌沟膽淹蹙馆p信讒言，不僅疏遠了屈原，而且把他降為三閭大夫，使屈原失去了在朝廷的政治地位。魯迅是同情屈原的遭遇的，同時認為屈原在政治上很有才能。雖然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只借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句話，并沒有詳細分析和說明，但前人對屈原的政治評價，魯迅顯然是認可的。
其次，魯迅高度評價了《離騷》。對《離騷》的評價，自古以來，褒貶不一。魯迅說:“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及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狷比跡。蓋一則達觀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詩藪，故其裁決，區(qū)以別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在中國文學史上，對《離騷》的評論，據(jù)初步統(tǒng)計，自漢至五四運動以前，較有影響的《楚辭》、《離騷》研究專著、文人別集、讀書札記、詩話、詞話多至數(shù)百家。這數(shù)百家的評論，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派，即“達觀于文章”派和“局蹐于詩藪”派?！斑_觀于文章”派主張從文章的脈絡(luò)即文章的組織形式的角度來認識、分析、研究詩文。明清時代的茅坤、孫礦、明七子、陳本禮，都屬于這一派?！熬舟堄谠娝挕迸桑褪且匀寮业脑娝挒樵瓌t來評論詩文。一般是指“溫柔敦厚”、“詩無邪”的詩教傳統(tǒng)和“上以風化下，下一諷刺上”的規(guī)諫勸諭精神。自西漢的劉安以來，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王逸、劉勰、洪興組、朱熹等，基本上是以儒家的詩藪評論《離騷》的。而魯迅認為，《離騷》的出現(xiàn)，與屈原的政治理想的破滅密切相關(guān)?！扒谙驺渲g九年，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作《離騷》，終懷古自投汨羅以死。”(引文出處同上)也就是說，其主要內(nèi)容緊密聯(lián)系著屈原一生的不幸遭遇。魯迅指出:“其辭述己之始生，以至壯大，迄于將終，雖懷內(nèi)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讒賊?！?引文出處同上)正是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充滿了哀怨、奮激之情，從而通過詩作傾瀉自己悲痛的心緒。“罹讒賊”一句可見魯迅對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對禍國殃民的奸佞賊子的痛恨。而“次述占于靈氛，問于巫咸，無不勸其遠游，毋懷故宇，于是馳神縱意，將翱將翔，而睠懷宗國，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引文出處同上）的論述以及《離騷》最后一段詩即:“……抑志而弭節(jié)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更可以看出魯迅對屈原熱愛祖國的精神的強調(diào)和推崇。魯迅認為屈原的人格是時人無法媲美的。他指出:“稍后，楚國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雖學屈原文辭，終莫敢直諫。蓋掇其哀怨，獵其華艷，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引文出處同上)這就明確告訴我們，宋玉、景差等人雖然從表面上模仿屈原文辭，但無法學習屈原“九死未悔”的精神品格。但是魯迅還是尖銳地指出屈原寫作《離騷》的基本目的，即“申紓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引文出處同上）所謂“諷諫”，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言辭規(guī)勸君王。在這里，魯迅肯定屈原還能夠向君王提出意見和批評，但此種批評、建議是委婉的，戰(zhàn)斗性顯然是不強的。這似乎又可見出魯迅對屈原的一貫看法。
·
·
再次，魯迅論述了屈原作品藝術(shù)上的獨創(chuàng)性。其一，屈原詩作突破了《詩經(jīng)》固定的體式，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詩體——楚辭體。誠如魯迅所說:“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詩經(jīng)》的句子基本上以四言為主，而屈原的詩作“句不拘于四言”，徹底打破了四言的體式限制，形成了一種新詩體——楚辭體。楚辭體的句式長短不一，形式靈活，可以根據(jù)需要任意擴充。這種靈活性使得楚辭體在表達復(fù)雜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時具有更大的自由度。此外，楚辭體中廣泛地使用了“兮”字，這種語言和修辭特征不僅增強了詩中詠嘆的抒情氣氛，還極大地增強了詩歌的節(jié)奏性和音樂美，使得屈原的詩作在語言和修辭上具有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其二，屈原詩作富有神奇詭異的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開啟了我國詩歌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道路。屈原在《離騷》、《九歌》、《天問》等作品中運用豐富、奇特的想象、象征、夸張的手法、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將現(xiàn)實人物、歷史人物、神話人物交織在一起，創(chuàng)造出瑰麗、絢爛的文學世界，表達深刻的感情和思想。魯迅認為，屈原驅(qū)雷使電，呼風喚雨，上天入地，“放言遐想，稱古帝，懷神仙，呼龍虬，思佚女……”(引文出處同上)從而表現(xiàn)出神奇詭異的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開啟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創(chuàng)作道路。此外，魯迅在將《離騷》與《詩經(jīng)》的比較中贊賞屈原詩作文辭的華美和比興意藴的深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魯迅指出《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后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離騷》與《詩經(jīng)》相比，在文學特質(zhì)上有許多超拔之處。首先，《離騷》中的比興手法，和《詩經(jīng)》中的比興不同，它更為復(fù)雜和多樣。其次，《離騷》展現(xiàn)了屈原純熟的寫作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達，這使得它在文學上的影響超越了《詩經(jīng)》?！对娊?jīng)》無疑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魯迅認為《離騷》對后來文學的影響更為深遠。這種評價反映了魯迅對這兩部文學作品的深入理解和獨特見解。
魯迅也明確地指出:“然則《騷》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澤，而特由其時游說之風而恢宏，因荊楚之俗而奇?zhèn)??！薄八赘栀稻洌遣豢烧锤仍~人，句不拘于四言，圣不限于堯舜，蓋荊楚之常習 ，其所由來者遠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也就是說，魯迅認為，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這一文體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屈原這位偉大的詩人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楚辭既繼承了《詩經(jīng)》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接受了楚地民歌和楚國民風民俗的影響。然后魯迅進一步指出，楚辭這一文學形式的革新與當時的社會形勢密切相關(guān)。春秋時代各國間的交往常引《詩經(jīng)》為辯論根據(jù)或外交辭令，而這種方式卻不能應(yīng)對戰(zhàn)國之間的復(fù)雜形勢。正如魯迅所指出的“周室既衰，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游說之風寖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竟為美辭，以動人主?！薄坝嗖餮埽瑵u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zhì)體式所能載矣。”(引文出處同上）也就是說，其時社會已有追求詩賦華美辭藻的風氣。屈原作品華麗辭藻的廣泛運用就與這種社會風氣有關(guān)。
總之，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既從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形式著手，又指出其獨創(chuàng)的文學史地位，還能看到他與傳統(tǒng)、后世的關(guān)系和影響。
屈原詩作的思想意義和藝術(shù)成就在文學史上是不可磨滅的。但歷代儒家對屈原及其《離騷》，不是貶抑，就是歪曲。他們用儒家的眼光觀察文學，用儒家的詩藪評論《離騷》，認為屈原在《離騷》中“揚才露己”，“數(shù)責懷王”。宋代的朱熹更是責備屈原的“志行”違反“中庸”，“不足以為法”，《離騷》的“辭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fā)，而不可以為訓(xùn)?！濒斞笇Α峨x騷》的評價，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言前人之所未言。魯迅正確地剖析了屈原詩作的精神實質(zhì)，闡發(fā)了它的積極意義，深刻地揭示了屈原“放言遐想”，“不遵矩度”的反抗精神，他的“怨憤責數(shù)”，“九死未悔”，則更是放射出他不屈不撓的戰(zhàn)斗光芒。與此同時，魯迅也指出屈原“孤偉自死，社會亦然”。他的反抗斗爭只是孤軍奮戰(zhàn)，并且還帶有消極反抗的因素。
三、魯迅論屈原及其詩作的階級的歷史的局限
魯迅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考察、評價屈原。如前所述，1935年，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談》中談及屈原時認為:“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边@種深邃的一分為二的分析，一方面確認了屈原的文學地位和貢獻在于開創(chuàng)了一個文學史新時代的“楚辭”文體，另一方面又敏銳地指出了屈原及其作品存在著歷史的階級的局限，那就是身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成員之一的屈原雖然受排擠和打擊，他即使身處江湖而仍舊心在朝廷，對楚懷王有深情的眷戀。因此，他的牢騷是“不得幫忙的不平”，是對懷王的“恨鐵不成鋼”，并未也不可能達到對統(tǒng)治階級的徹底決裂和否定。
后來，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中又有這樣的預(yù)設(shè):“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懷王仍重用他，讓他擔任有實權(quán)的高官，他也決不會“大發(fā)牢騷的”。這個論述極精辟。其原由，魯迅有過分析。他說:“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為重臣，后者卻只不過叫他獻詩作賦，‘徘優(yōu)蓄之’，只在弄臣之例?！?/span>(魯迅:《從幫忙到扯談》)并認為，“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jīng)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閑。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xiàn)代話講起來，是‘在朝’和‘下野’，后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閑，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span>(魯迅:《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屈原“不得幫忙”立場的心態(tài)和局限性，屈原的不平正是不得幫忙的悲哀。不過魯迅依然認為屈原“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魯迅:《從幫忙到扯談》)在《偽自由書·言論自由的界限》中魯迅還把屈原比作《紅樓夢》賈府中的焦大予以深刻的闡述:“焦大以奴才身份，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干凈。結(jié)果怎樣呢？結(jié)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濒斞刚J為:“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就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苯勾笫琴Z府的屈原，正是絕妙的比喻和聯(lián)想。用現(xiàn)在的語匯說，屈原的悲憤和焦大的“罵”，對其主子來說，就是“第二種忠誠”。誠然，屈原與焦大的出身是不同的，但他們批評主子所持處的立場卻是一致的。焦大罵賈府是怕賈府倒臺，屈原批評懷王是怕楚國滅亡，他在《離騷》中“豈余之身殫殃兮，恐皇輿之敗績”的表白，正是對魯迅這一深刻剖析的證實。魯迅認為，屈原有文采，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作品的主流價值，他是“中國的脊梁”，但其思想仍未脫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規(guī)范——奴性意識。魯迅在這里對屈原及其作品局限性的揭示，固然是當時魯迅反對“幫忙文學”，“幫閑文學”和復(fù)古主義逆流的需要，更是魯迅全面評價屈原及其作品的有機部分，它并不會降低屈原的文學史地位，反而對我們評價文學遺產(chǎn)和歷史人物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2024.8.18）
·
·
※ 作者簡介 ※
【程凱華】湖南邵陽學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國優(yōu)秀教師、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者。
·
【推薦閱讀山徑文學社作品】
點擊鏈接－程凱華作品
點擊鏈接－《山徑文學社小記》
·
【山徑文學社肖殿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