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本文是鐘振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宋詞人年譜、行實考》(項目批準號17ZDA255)的階段性成果。
(三)賀鑄詞的題材與思想意義
1,愛國詞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由黨項族建立的一個政權(quán)。
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部分。黨項族也是古代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屬于西羌族的一支。
它最強盛的時期,面積包括今寧夏大部、陜西北部、甘肅西部以及內(nèi)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區(qū)。它的都城是興慶府(今寧夏銀川)。
北宋建國初,黨項族首領(lǐng)李彝興接受了宋太祖給予的太尉官銜,并繼續(xù)保留著唐以來的建難軍節(jié)度使,后周以來的西平王等職名和爵位。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十月,黨項族首領(lǐng)李元昊建國稱帝,此后即不斷侵入北宋領(lǐng)土,擄掠漢民族的人口、財物。缺乏戰(zhàn)斗力的宋軍不但難以克敵制勝,還屢遭敗績,于是朝廷只好向夏人歲納大批銀、絹,換取茍安。
熙寧、元豐年間,宋神宗在位,以王安石為領(lǐng)袖的新黨執(zhí)政,變法革新,整軍抗戰(zhàn),且能從戰(zhàn)略角度考慮根絕西北邊患問題,一度取得熙河戰(zhàn)役(熙寧五年,1072)的重大勝利,從吐蕃人手里收復了河、湟之地,主動鉗制了西夏侵略勢力,使宋、夏邊界形勢初步改觀。盡管后來在靈州戰(zhàn)役(元豐四年,1081)、永樂戰(zhàn)役(元豐五年,1082)中遭到嚴重挫折,但終神宗之世,北宋對西夏的抗戰(zhàn)態(tài)度是堅決的。
神宗死后,哲宗以幼齡即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舊黨上臺,元祐更化,盡反王安石變法之所為,對夏人的入侵采取妥協(xié)姿態(tài)。元祐元年(1086)春,司馬光上《論西夏札子》,公然提出要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等西北邊防要塞拱手讓與夏人,其言曰:
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按,即西夏人)投間伺隙,長驅(qū)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jié),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圍攻自取,固可深恥;借使虜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為美也。
此議一出,劉摯、蘇轍、范純?nèi)手T人隨聲附和。蘇轍竟認為應(yīng)乘西夏尚未主動提出索取這些要塞之前,趕緊相讓,其言曰:
一失此機,必為后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
文彥博更主張連同熙河路全部地區(qū)以及蘭州一齊奉送。一時間妥協(xié)的呼聲甚囂塵上。雖然,經(jīng)過變法派安燾等人的力爭,熙河路及蘭州地區(qū)幸而得以保留,然而米脂等四寨卻終于被妥協(xié)派們奉送給西夏了。
忍辱退讓并沒有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和平與安寧。宋、夏休戰(zhàn)不到兩年半,夏人的鐵騎又開始南侵。于是,我們在史書上重新看到了如下的記載:
〇元祐六年(1191)四月,夏人寇熙河蘭岷、鄜延路。八月乙卯,夏人寇懷遠砦。
〇元祐七年(1192)十月丁卯,夏人寇環(huán)州。
細玩賀鑄《六州歌頭》詞中“鹖弁如云眾,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一段文義,不是包含著痛惜自己以及一切愛國將士有志報國,卻因妥協(xié)派當?shù)蓝鵁o路請纓,這樣一股抑塞悲憤之氣么?這和當時的政治背景恰恰吻合無間。
如果筆者的考證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對于賀鑄此詞,實應(yīng)給予極高的評價。因為在北宋詞壇,抨擊朝廷中妥協(xié)派的詞作,這是僅見的一篇。靖康事變之前,憂時憤事而能與后來李綱、岳飛、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等媲美的愛國詞作,除此而外,更有誰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