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乾皇帝多次親臨清口現(xiàn)場指揮治河，有關(guān)黃、淮、運河治理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皇帝在現(xiàn)場作出，淮安是名符其實的“運河之都”。
就漕運而言，明清時期，淮安是漕運指揮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漕糧轉(zhuǎn)輸中心。就鹽政而言，作為全國最重要鹽區(qū)的兩淮，淮安是淮北食鹽的集散中心，明清時的淮安鹽運分司和和淮北批驗鹽引所均駐于淮安境內(nèi)。就河工而言，南宋黃河奪淮以后，淮安是運河、淮河、黃河的交匯處，明代總漕常兼總河，清康熙時河道總督遷至淮安清江浦，雍正以后改為江南河道總督，而清口、高家堰尤為清代治河成敗的關(guān)鍵?？梢院敛豢鋸埖卣f，居天下之中的淮安，牽動天下。入明以后，以總漕、總河駐節(jié)淮安和清江浦興起為標志，淮安城市終于迎來再次繁榮，并借此確立了“運河之都”的歷史地位。
淮安地處古淮河之濱，南有長江、錢塘江，北有黃河、海河，淮安正好居中，故歷史典籍中稱其“居天下之中”，“扼漕運之沖”。按當代的經(jīng)濟地理分界，以秦嶺——淮河一線劃分國家的南北，淮安正處淮河東濱，還是居中。今淮安市淮陰區(qū)的楊莊，是古泗口遺址所在地；禮字壩附近，則是古末口遺址所在地。古泗口亦稱清口，是古淮水和泗水交匯處，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交通樞紐之一，是《禹貢》記述的古揚州和徐州貢道的轉(zhuǎn)軸。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沿于淮泗，達于河”，即指以泗口為轉(zhuǎn)軸的古運道。
稱淮安為運河之都有四條古老的理由，一是開鑿最早。大運河最早的一段是戰(zhàn)國吳王夫差在公元前486年開鑿的邗溝，它比隋煬帝開鑿的運河還早1100年。邗溝的最北端就是淮河的末口，也是現(xiàn)在淮安市淮安區(qū)的河下。二是淮安擁有世界上最早的船閘。這就是西河閘，該閘建于宋代，是船閘中形式較為完備的兩道閘，現(xiàn)在淮安的里運河附近。三是淮安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河壩。高家堰大壩（洪澤湖大堤）建成于公元1579年明朝萬歷年間，長達67公里，它的長度在當時堪稱世界第一，由此形成的洪澤湖是現(xiàn)在存世最久的巨形水庫。四是淮安擁有最古老的航道。在京杭大運河1794公里的航道中，通航歷史悠久當首推淮安至徐州的這一段運河。因為這一段運河盡管有不少變遷，然而，追溯其前身，還是淮河的最大支流古泗水。古泗水作為一條自然河道，是典籍記載中最古老的航道之一。而泗水入淮處泗口，以及因泗口而興起的古泗口鎮(zhèn)和淮陰故城，就在今淮安市區(qū)。
經(jīng)考證，大運河從公元前486年始鑿，在古代主要經(jīng)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除吳王夫差和隋煬帝外，第三次興修是在元代，元朝建都北京而非洛陽，貢品物資走大運河到洛陽再上旱路到北京，實在費力費時。于是元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下令開鑿濟州河，運河從此由淮安直上山東濟寧。然后再開會通河與通惠河，至此，北京到杭州有了新的直達的大運河，史稱京杭大運河。
大運河三次興修，淮安得天時地利，成為大運河史上的三朝古都。明朝《永樂大典》的主纂姚廣孝在《古詩窺繁華》中贊道：“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洲。屏列江山隨地轉(zhuǎn)，練浦淮水際天浮。城頭鼓動驚烏鵲，壩口帆開起白鷗?？柘掠⑿劢癫灰?，淡煙斜日使人愁?！边@是姚廣孝經(jīng)過淮安寫的一首即景懷古抒情詩。詩中高度概括了淮安“襟吳帶楚”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漕運中樞，淮運交匯、白水浮天，夜晚“城頭鼓動”，白日“壩口帆開”的壯麗景色，透視出明代淮安城市的繁華。
判斷一地是否可稱之為“都”，必須要考察其本質(zhì)、特征是否與“都”的本質(zhì)、特征相契合。能夠稱為“都”必須具有政治決策中心、經(jīng)濟調(diào)控中心和文化幅射中心三大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政治決策中心、與之捆綁在一起的就是軍事指揮中心，根據(jù)大量歷史資料考證，在千里運河線上，能夠具有政治指揮中心的就是淮安。
到了明清，在“扼漕運之沖”和“九省通衢”的淮安設立了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的府衙，那是國家的重要機關(guān)，最多時淮安有漕船12000只，漕軍11．2萬人。此時冠名淮安運河之都是名副其實。
作為“都”要有人口，明代嘉靖后期到萬歷初期人口最高峰時，北京城市民戶為7．92萬戶，人口43．6萬。乾隆年間，在冊的天津城市人口15萬人，北京城市人口98.7萬人。而當時的淮安人口達54萬人。
作為“都”還要有經(jīng)濟，如果說年入京漕糧600萬擔說服力還不夠，那時明清兩朝最大的造船廠清江督造船廠可以佐證當時的經(jīng)濟繁榮，從末口（今淮安區(qū)禮字壩）到清口（今淮陰區(qū)楊莊）50里水路兩岸共有淮城、河下、板閘、缽池、清江浦、王家營、西壩、韓城、楊莊、碼頭、清口共11鎮(zhèn)可以佐證繁華。
作為“都”要有文化，淮安有著深厚的運河文化積淀。今淮安區(qū)有漕運總督署遺址（已修復開放），在淮安市清浦區(qū)有江南河道總督署遺址（已修復開放）；有明清兩朝最大的漕船制造廠——清江督造船廠遺址，有淮上第一名園——江南河道總督署的花園清晏園，有漕糧轉(zhuǎn)搬倉遺址——常盈倉、豐濟倉，轉(zhuǎn)儲江南數(shù)省漕糧。明清時期的治河名臣如潘季馴、靳輔、張鵬翮以及著名水利專家陳潢、郭大昌等均曾在這里大顯身手。清康熙、乾隆二帝六次南巡，均曾在這里駐蹕驊，視察河防、漕運。這里還留下了數(shù)百通與此有關(guān)的碑刻，還有運河上僅存的保存完好且還在使用的古閘清江正閘、越閘，以及大閘下的中洲等，均彌足珍貴。淮安還曾長期是淮北鹽的集散中心。
淮安河下曾因為鹽商聚居而富甲一方，甲第園林之盛、儒雅向?qū)W之風，一時無二。僅明清兩朝，河下就出過56名進士、160多名舉人和貢生，河下“三鼎甲”更名聞遐邇。位于板閘鎮(zhèn)的淮安榷關(guān)，曾是江蘇五大稅關(guān)之一，清代著名學者、詩人王漁洋，近代古文三大家之一的冒廣生均曾任淮安關(guān)監(jiān)督。更有很多文人學士在漕督、河督、淮北鹽運分司署、淮關(guān)監(jiān)督署當幕僚，從而形成了淮安城市集漕、河、鹽、榷為一體的獨特的運河文化特色。
大運河不僅哺育了淮安城市，而且造就了一大批彪炳史冊的歷史名人，形成了人文薈萃的局面。這里不僅誕生了漢大軍事家韓信、一代偉人周恩來等出將入相之精英，而且誕生了漢賦大家枚乘，“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西游記》作者吳承恩、《老殘游記》作者劉鶚等騰蛟起鳳之士；不僅誕生了轅門斬子之劉仁贍、抗倭狀元沈坤、抗英民族英雄關(guān)天培，而且誕生了漂母、梁紅玉等巾幗英雄人物，以及一代國學大師閻若璩、羅振玉，中醫(yī)四大經(jīng)典之一《溫病條辨》作者吳鞠通等。至于過往文人學士在此顯示文采風流，則有諸如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歐陽修、蘇東坡、文天祥、薩都刺，乃至明清時期的諸多文壇泰斗，均曾留下大量的錦繡華章，為名城平添幾多佳話與文化色彩。據(jù)說白居易還賦詩將淮安譽為“淮水東南第一州”。
只因為淮安具有以上三大功能，才具有了都城的性質(zhì)，即具有中心性、首位性和傳承性特點，譽稱“運河之都”是歷史事實，名至實歸，也是當之無愧的。
淮安的重新崛起，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fā)展尤為迅猛。通過多年來持續(xù)強力推進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目前，淮安不僅有以運河、淮河為主干的水上交通四通八達，而且有五條高速公路在這里交會，還建成了北接隴海、南貫滬寧的新長鐵路，特別是漣水飛機場的興建使用，更使淮安交通如虎添翼，從而使淮安重新成為公路、鐵路、水運、空運齊全的古老而充滿活力的水陸空立體交通樞紐。
如果京杭運河一線的所有城市，都能象淮安打造運河之都，揚州建造運河城市，杭州造就運河風景。那么，古老的千里運河將真正煥發(fā)出青春。實乃利在當今，功垂千古的壯舉。
至于杭州、揚州，這里有必要簡單說幾句。
杭州。因為歷史上的杭州本來只是一個小縣城，京杭大運河開通之后，杭縣變成了杭州?，F(xiàn)杭州已經(jīng)成立了一個大運河集團，他們認為，杭州整治運河不是賠錢買賣。整治之后，運河沿岸的房地產(chǎn)升值強勁。運河不僅不臭了，住在運河沿岸破爛不堪房子里的老百姓也有了住上新房子的機會。所以，整治“活文物”大運河，對杭州來說，是一個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
揚州。像揚州這樣把自己定位成運河城市的并不多見，原來南水北調(diào)工程的東線工程將從揚州開始，將利用京杭大運河的古河道，將長江水北送。揚州正是把這個當成經(jīng)濟振興的機遇。人水和諧共處正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社會和人民的福祉所在。
發(fā)表于2013年12月20日《淮安廣播電視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