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訓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對子孫后輩的訓誡勸勉之詞。古代家訓大都涵蓋耕讀傳家、勤儉興家、德善齊家、清廉護家、和睦旺家、知禮傳家等內容,將傳統(tǒng)主流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文化道德精髓融入為人、為官、治家、處世之道,努力塑造與中華優(yōu)秀道德相匹配的家庭倫理和風范。陵城區(qū)先賢東方朔晚年寫給兒子的《誡子》詩,教誨其子處世之道要有“中庸”的智慧,要懂得順勢而為。
東方朔留的《誡子》詩,全篇僅88個字,文簡意深,字里行間蘊藏著充滿人生智慧的處世哲學,被后世譽為《智圣家訓》:“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yōu)哉游哉,于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馀不匱,自盡無多。圣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這首詩可以說是東方朔感悟人生的“總結”,通過讀它,我們明白了其思想脈絡,對東方朔也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yōu)哉游哉,與道相從。”何謂“中”?“中”的觀念最初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狩獵活動,本義為射擊“中的”之意,后來衍生出了“中央之中”的意義。“中庸”一詞由孔子率先提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戰(zhàn)國時期的孔伋(孔子的嫡孫)則對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他將“中庸”的概念提到世界觀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彼?/span>還認為“中”與“和”是宇宙間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則,遵循它能讓事物和諧發(fā)展,就可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即“天人合一”。后世儒家普遍認為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的叫“中”,不改變叫“庸”。行中,是天下的正道;用中庸,是天下的真理?!爸杏怪馈笔且环N智慧,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觀念,一直備受歷代圣賢所推崇。
東方朔亦不例外,他認為明智之人,處世惟求“中庸”。外在表現(xiàn)的“優(yōu)哉游哉”,但內心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以人為例,伯夷、叔齊這兩位清高的君子太過于固執(zhí)刻板、僵化教條,所以“為拙”。而柳下惠則守原則、懂法度、知變通,更不以其職位低而心卑,所以可以“為工”,成為世人的榜樣。東方朔是主張積極入世的,所以他說要“以仕代農”,如此能無饑寒之憂,生活安逸,達到“飽食安步”。但是他認為如果時運不濟,自己才華不被認可或重視,那么做官就權當是一種避世于朝堂、玩忽于世間的隱逸,這樣也能“優(yōu)哉游哉”。
他所說的這種“隱”,是一種不同于泉林隱逸的新型方式,被后世學者定義為“朝隱”。王繼訓教授認為:“他(東方朔)將仕與隱,出世與入世二者集于一體。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出與入的矛盾,使士人的社會價值和個體價值統(tǒng)一起來,為士人實現(xiàn)理想提供了有效的途徑。這種方式也為士人在仕與隱之外找到了第 三條解脫的途徑。”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只不過是東方朔對“詭時不逢”的一種搪塞。其實懷才不遇是其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漢武帝始終將其視為俳優(yōu)看待,對他的卓越才華視而不見,從未加以重用。因而,在“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漢武王朝,東方朔未能立下青史留名的政治功績。然而,真實的東方朔并非一個“弄臣”。他是一個有思想見地的治國奇才,一個有濟世為民之心的儒者。
接著東方朔列舉了人生的幾種狀態(tài)即“才盡”“好名”“有群”“孤貴”“遺馀”下,該如何與人相處,又該怎樣趨利避害。這些都是其從自身經(jīng)歷換來的經(jīng)驗教訓,妥妥的人生真諦!其實東方朔無非是想說建立一個良好人際關系非常重要的,個人需要保持中庸的人生態(tài)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包容生活。人們向來不喜歡偏激的、外露的、夸張的行為方式,中庸就是我們所崇尚的含蓄、平和、持中、穩(wěn)健、理性、包容、調和的處事風格。
東方朔總結說:“圣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永遠不能讓人看清了你,外在的部分可以讓人知道,但內心深處的部分必須隱藏起來,要達到一種與周圍事物變化相適應的狀態(tài),隨著事物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抓住時機,以達到相宜不逆的境界,不可不知變通。
東方朔的中庸的處事態(tài)度在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有很大的借鑒意義:首先,做人人格要正,堅守誠實厚道。東方朔“隱于朝”,卻保持著獨立的人格。人格在人生中的布局,就是做人的“格局”。人們所敬仰的那些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的形象,就是一種堂堂正正的做人大格局。古往今來,大凡能夠成就人生大格局的英雄豪杰,無不具備做人的信仰高度、思想境界和素養(yǎng)品位。東方朔的雄節(jié)邁倫,李白的氣宇軒昂,顏真卿的忠肝義膽,蘇軾的壯志豪邁等。他們的光輝形象和偉岸人格,千百年來一直鼓舞著后人。忠誠厚道、言而有信,也是修身處事的基本準則。人無信不立,沒有誠信,人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尤其處于人生的岔路口和緊要處,誠實厚道顯得尤其重要;其次,把握好“度”,做到“進退有方”。東方朔說:“明者處世,莫尚于中。”他所崇尚中庸之道,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講究一個度,過猶不及。日常生活中的“度”,幾乎處處可見:說話講究分寸和尺度,喝酒吃飯講究度,拼搏奮斗也講究一個度,追求事業(yè)并沒有錯,不能以透支身體健康為代價。過于追求完美是一種傷害,也是一種失“度”的行為。在處理事情時要擦亮眼睛,不能過于功利性和復雜化,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思想。不要自我膨脹;再次,處事要堅持“中和忠恕”,力戒浮躁。東方朔有底線、有原則、有節(jié)操,且懂得適可而止,不走極端的方式。其實,要達到中庸還應寬容包納,和而不同。中庸與“和為貴”思想相結合,便是“中和”,它是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黃金規(guī)則”,具有普遍的意義。實行“中和”的關鍵是使人的行為符合“忠恕”,做到互愛互信,互尊互諒,人得其所,事得其宜?!?/span>優(yōu)哉游哉,于道相從”,力戒浮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正確對待名利地位,正確看待進退留轉,淡泊處世,靜心思考,磨煉意志,砥礪志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當然,還要大力倡導實干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工作靠實,事業(yè)靠干。
《誡子》詩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優(yōu)美的文辭和豐富的蘊含,還有東方朔志存高遠的精神境界和千年不滅的人格力量。東方朔在其作品《七諫·初放》中有:“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之語,《誡子》詩對后世之價值完全可堪稱為“悠悠蒼天,莫我振理之千古箴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