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印度各種方言流傳之佛典（經(jīng)、律、論三藏），被整理為梵語、巴利語之原典，及至佛教傳來東方諸國，遂逐漸譯成各國語言?，F(xiàn)今之漢譯佛典有直接由梵本譯出，亦有由西域地方之胡語重譯者。
佛教傳入中國，首先是要把各種語言的經(jīng)典譯為中國的各種語言、文字，才能得以傳播。經(jīng)過來自中外的資深佛教大師的翻譯，在中國形成了漢傳、藏傳、巴利傳三大系統(tǒng)。其中以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流行為廣。在漢傳佛教區(qū)，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為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后世稱為“佛經(jīng)四大譯者，他們和其他譯者集中翻譯佛經(jīng)的場所稱之為“譯場”。其中，最著名的譯場分布在西安（長安）、洛陽、南京和廣州。
長安是中國的一個著名古都，也是當時的世界大都市之一。長安是中國佛教的僧才匯聚中心。長安良好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吸引了眾多的高僧、學問僧前來。兩晉、南北朝時期，長安已成為北方佛教的僧才匯聚中心。印度僧人從陸路海路來到長安，西域僧人從河西走廊來到長安；日本朝鮮僧人自東向西來到長安。人才濟濟，盛極一時。
在這里翻譯佛經(jīng)的主要是鳩摩羅什和真諦。他們一方面通過佛教體系內(nèi)部的教理方面的弘傳，另一方面通過“俗講”等形式，用通俗的語言、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揚佛教義理。使長安也是佛教弘傳佛教思想的最大中心。
隋、唐時代由于帝王的有力支持，長安成為中國最大的佛經(jīng)翻譯中心。唐代譯經(jīng)多由國家主持，譯場主要設在長安。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大薦福寺，加之此前草堂寺的譯場，是著名的四大國立譯場。
草堂寺。鳩摩羅什在此譯經(jīng)，采用意譯，將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類經(jīng)典全部完整地譯出。大慈恩寺（大雁塔）。玄奘在此譯經(jīng)十余年，成為法相唯識宗的祖庭。大興善寺。善無畏、不空、金剛智在此譯經(jīng)。薦福寺（小雁塔）。義凈在此譯經(jīng)。
這些譯經(jīng)場反映了當時長安城的佛教盛況，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譯事不斷，譯籍的數(shù)量和質量都超過了前人。鳩摩羅什、玄奘、義凈、不空等人的成就尤為突出。
大量佛經(jīng)的翻譯和各個流派對佛經(jīng)的不用演澤、解釋，在唐時代形成了八個佛教宗派，其中有六個都在長安創(chuàng)立：三論宗推羅什為初祖，鳩摩羅什在草堂寺譯經(jīng)，草堂寺是三論宗的祖庭；玄奘和窺基在大慈恩寺創(chuàng)立了唯識宗；法藏在華嚴寺創(chuàng)立了華嚴宗；善導在長安創(chuàng)立了凈土宗；道宣在凈業(yè)寺創(chuàng)立了律宗；惠果在青龍寺創(chuàng)立了密宗。中國佛教各個宗派的創(chuàng)立，標志著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最后完成。西域各國高僧，鳩摩羅什、“開元三大士”、日本遣唐的學問僧空海、圓行、圓仁等，先后來長安學習中國文化和佛教經(jīng)典，帶回了大量經(jīng)典，并把佛教傳播到日本；新羅僧人圓測、義湘等也相繼來到長安求法。長安成為各國佛教徒匯集交流的中心。
唐代是自《詩經(jīng)》之后詩歌發(fā)展的頂峰。寫大慈恩寺、青龍寺、香積寺的詩數(shù)量多質量高?！霸姺稹蓖蹙S在長安創(chuàng)作的禪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座高峰。佛教的很多音樂、繪畫、舞蹈，創(chuàng)作在長安；佛教很多碑文，也成為書法家書寫的內(nèi)容。像柳公權書寫的《玄秘塔碑》、歐陽詢書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懷仁集王羲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顏真卿書寫的《多寶塔碑》，這些書法史上的名帖，內(nèi)容都有佛教有關。而僧人懷素的草書，更是成為草書藝術的范本和高峰。
洛陽：據(jù)史書記載，佛教最早傳入中國是在漢武帝時期，經(jīng)過長期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隋唐時期為佛教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強有力的歷史條件。唐代的盛唐時期正是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漸發(fā)展壯大的時期。而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洛陽是重要的一個中轉站，也是佛教在華北地區(qū)的發(fā)源地之一。在唐代初期盛唐期間，洛陽成為了佛教文化的一座重要中心。佛教文化的傳播，也使得洛陽成為唐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原佛教文化的中心。
據(jù)史書記載，佛教最早傳入中國是在漢武帝時期，經(jīng)過長期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隋唐時期為佛教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強有力的歷史條件。在盛唐時期佛教傳播的過程中，洛陽是重要的一個中轉站，也是佛教在華北地區(qū)的發(fā)源地之一。在唐代初期盛唐期間，洛陽成為了佛教文化的一座重要中心。白馬寺“清涼臺”也叫“清源臺”，位于寺院后部，是一座磚砌的高臺。有騰、蘭二高僧此臺譯經(jīng)之說。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應邀和東漢使者一道，用白馬馱載佛經(jīng)、佛像同返國都洛陽。漢明帝見到佛經(jīng)、佛像，十分高興，對二位高僧極為禮重，親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們在當時負責外交事務的官署“鴻臚寺”暫住。其住所就是清涼臺。
清涼臺原是漢明帝劉莊避暑、讀書之處，印度二高僧來洛陽后，在此臺禪居和譯經(jīng)傳教。第一本漢文佛經(jīng)《四十二章經(jīng)》便是在這里譯出問世的。自東漢以后，歷代均為藏經(jīng)之處。正是清涼臺以最初的涓涓細統(tǒng)，匯成了后世浩浩蕩蕩的萬里中國佛河，它的開教之功，當為后世佛徒所永遠銘記。清涼臺，是白馬寺獨具特色的勝跡，被謄為白馬寺“六景”之首。有詩詠清涼臺云： 蘭臺畫閣碧玲瓏，皓月清風古梵宮，石蹬高懸人罕到，時聞清磬落空濛。人們?nèi)しQ清涼臺為中國佛教的“搖籃”、中國第一譯經(jīng)道場。
南京古稱建康，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名的城市。南京當年譯經(jīng)場叫“道場寺”，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區(qū)中華門外，東晉時期，與廬山東林寺共為中國南方佛教的中心。道場寺自晉安帝義熙至晉恭帝元熙年間，佛陀跋陀羅自長安來至道場寺，與法顯共譯出摩訶僧祇律、大般泥洹經(jīng)，又獨譯出華嚴經(jīng)、大方等如來藏經(jīng)、僧只比丘戒本、文殊師利發(fā)愿經(jīng)等。其中華嚴經(jīng)之翻譯，有法業(yè)、慧嚴等百余沙門參與之，且于寺內(nèi)別設華嚴堂。譯成之后，改寺名為興嚴寺。法顯亦于本寺譯出雜阿毗曇心論。
這里曾經(jīng)有一位比玄奘去西天取經(jīng)（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足足早了216年的高僧。東晉義熙九年（413年）夏天，法顯到達建康（今南京），在道場寺一住五年，寫出了中國第一部記述了當時中亞、印度和南海諸國山川地貌和風土人情的游記《佛國記》。該書記載了他因慨嘆律藏殘缺，歷時十一年，經(jīng)過三十余國，從天竺及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求得諸多經(jīng)文梵本的過程。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西域向天竺的取經(jīng)者，第一個用文字記述天竺取經(jīng)見聞的人。他還是第一個把梵文經(jīng)典帶回國內(nèi)并直接翻譯成漢文的人，翻譯的佛經(jīng)6部24卷達100萬字，其中所譯《涅槃經(jīng)》最早在中國宣揚佛性思想，認為“眾生皆有佛性”，推動了佛學思想的深化和發(fā)展；與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羅合譯《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成為后人研習律學的根本典籍。取經(jīng)，在今天看來就是一種主動地去吸取外部文化精華的一種積極行為，表明了一種開放和包容的胸襟?！斗饑洝冯m然不到一萬字，但在今天仍然是人們研究南亞次大陸諸國古代歷史、宗教和風土人情的重要歷史文獻。
廣州光孝寺是嶺南最為著名的古剎,民間更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之說。
光孝寺位于廣州西門光孝路北段,原為南越王趙佗玄孫趙建德宅邸。三國時吳國名士虞翻曾貶謫居于此,因院子里種植訶子樹,時人稱為訶林,又叫虞苑。虞翻死后,其后人舍宅為寺,稱制止寺。東晉隆安年間,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三藏法師曇摩耶舍云游此地,建大殿五間,奉旨譯經(jīng),更名為王苑朝延寺,又稱王園寺。唐貞觀十九年易名為乾明法性寺,會昌五年改名西云道宮,大中十三年復名乾明法性寺。宋崇寧三年稱萬壽禪寺,紹興七年改名為報恩廣孝禪寺,紹興二十一年( 1151) 又把“廣”字改為“光”字,自此,光孝寺之名沿用迄今。
古代在廣州翻譯佛經(jīng)的主要譯師是求那跋陀羅，印度優(yōu)禪尼國人，即真諦，精通大乘佛教。在南北朝梁武帝時，真諦攜帶大量梵文經(jīng)典，乘船來到梁都建康，在準備開始譯經(jīng)之時，爆發(fā)了“侯景之亂”，于是他輾轉到富春，才開始譯經(jīng)。之后，真諦又多次遷移，雖在兵荒馬亂年代，但始終堅持譯經(jīng)，與鳩摩羅什、玄奘、不空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jīng)師。
求那跋陀羅是中印度的婆羅門種姓人士，因其對大乘佛教的理解和闡述，被稱為摩訶衍（意為大乘）。他的家庭起初信仰外道，但后來他放棄家庭的束縛，前往外地尋求和學習佛法。求那跋陀羅精通多方面的學問，包括天文學、數(shù)學、醫(yī)學以及咒術等。他在廣州居住期間，曾翻譯多種佛經(jīng)，如《雜阿含經(jīng)》、《法鼓經(jīng)》、《勝鬘經(jīng)》等。他還曾在其他地方如師子國等地進行翻譯工作，并且有多個弟子參與了譯經(jīng)活動。求那跋陀羅的譯經(jīng)數(shù)量在不同文獻中有不同的記載，但據(jù)《開元釋教錄》卷五所載，他的譯經(jīng)總數(shù)達到了52部134卷?！冻鋈赜浖穭t記載了他譯出的14部76卷的佛經(jīng)。求那跋陀羅于公元468年去世，享年75歲。
真諦及其弟子共譯出佛典48部232卷，著名的有《無上依經(jīng)》、《十七地論》、《攝大乘論》、《俱舍釋論》等。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位人物義凈法師也是一位重要的佛經(jīng)翻譯家，但他并非廣州的譯經(jīng)者。義凈法師以其卓越的譯經(jīng)成就而被尊為國師，一生中共譯出了107部428卷的佛經(jīng)，并與法顯、玄奘一起被譽為“三大求法高僧”，與其他幾位著名的譯經(jīng)家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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