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聽跨越時空的號角
——讀李國征《耳墓前的遐思》有感
作者：王福平
誦讀：小黎
編輯制作：小格
凝聽跨越時空的號角——讀李國征《聶耳墓前的遐思》有感
作者：王福平
春城昆明的永恒綠意里，西山公園的蒼松翠柏間，李國征先生在1992年的春日，踏著北方晚春殘留的微寒，走進了這座始終被生機包裹的城市。當滿目的嫩綠、嬌綠、翠綠、蒼綠、黛綠、墨綠層層疊疊鋪展開來，不僅洗去了遠道而來的旅途勞頓，更像一幅溫潤的底色，將他的目光引向了綠蔭深處那座特殊的墓碑——聶耳墓。先生以《聶耳墓前的遐思》為筆，在指尖觸碰漢白玉冰涼觸感的瞬間，讓歷史與現(xiàn)實在此刻交匯，為我們打撈起一位音樂先哲短暫卻滾燙的人生，也讓《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在文字里再度奏響跨越時空的磅礴力量。
這篇散文最動人之處，在于它跳出了對英烈事跡的簡單羅列，以“墓前凝望”為情感錨點，將宏大的時代敘事與細膩的個人成長經(jīng)緯交織。李國征先生沒有急于講述聶耳的成就，而是先以昆明“無冬無夏，唯有春”的獨特景致鋪陳氛圍：這座城市的春天，不是轉(zhuǎn)瞬即逝的花期，而是刻在氣候里的從容與堅韌，恰如聶耳的音樂——既有來自母親傣鄉(xiāng)歌謠的柔軟底色，更有在時代風雨中淬煉出的剛勁骨血。當文字從滿園春色緩緩聚焦，聶耳墓的細節(jié)便清晰起來：莊嚴肅穆的蒼松翠柏排成扇狀，簇擁著那座形如巨型鋼琴的漢白玉墓碑，仿佛仍在為它的主人搭建著永不落幕的舞臺；墓碑正中，聶耳年輕的頭像栩栩如生，那抹淺笑穿越近一個世紀的時光，溫和地望著每一位前來吊謁的人；二十四級臺階拾級而上，與前方空地上由各色鮮花植成的“1912-1935”遙相呼應(yīng)，寥寥數(shù)字便勾勒出一段“二十四年人生卻寫就永恒”的生命軌跡。這種由景入情、由表及里的描寫，讓莊嚴肅穆中多了幾分共情的溫度，也讓讀者自然而然地生出對這位“音樂先哲”的好奇與敬意——他究竟是如何在如此短暫的歲月里，譜寫出足以支撐一個民族精神的旋律？
文中對聶耳母親彭氏的細致描摹，正是解開這份好奇的鑰匙，也是全文最動人的溫情底色，為聶耳的成長軌跡寫下了最好的注腳。李國征先生用細膩的筆觸，為我們還原了這位“絕無僅有”的女性形象：她本是清秀婉麗、聰慧過人的傣家姑娘，幼年便通讀《三字經(jīng)》《神童詩》等漢文啟蒙讀本，嫁給聶鴻儀后，又在丈夫指導(dǎo)下鉆研《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傷寒雜病論》，成了丈夫行醫(yī)時的得力助手?？擅\的風雨來得猝不及防，聶耳四歲時，父親病逝，近于小康的家庭瞬間失去頂梁柱。在那個女性地位低下的年代，彭氏沒有退縮，而是以傣家女子骨子里的堅韌，硬是通過了官方正式考試，取得獨立掛牌行醫(yī)的資格，獨自撐起了“成春堂”藥店，既為鄰里看病，也拉扯著孩子們長大。這份“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像一粒種子種在了聶耳心里，讓他從小便以母親為榜樣，刻苦學習、不求奢華、樂于助人，在街坊鄰居中攢下了極好的口碑。
更難得的是，李國征先生敏銳地捕捉到了母親與聶耳音樂創(chuàng)作的深層關(guān)聯(lián)——彭氏不僅是生活里的“撐傘人”，更是聶耳音樂路上的“引路人”。作為傣鄉(xiāng)有名的民歌手，彭氏最擅峨山傣調(diào)和玉溪花燈調(diào)，那些夜晚，昏黃的燭光下，她哼出的一曲曲地方山歌，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帶著泥土的芬芳與生活的溫度，潛移默化地熏陶著成長中的聶耳。而《孟姜女哭長城》《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六月雪》等故事，更是在他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共情的種子——他從母親的講述里，讀懂了女性的堅韌與苦難，這份觸動在他成年后，化作了對社會底層婦女命運的深切關(guān)注，于是便有了《鐵蹄下的歌女》里“我們到處賣唱，我們到處獻舞，誰不知道國家將亡，為什么被人當作商女”的悲愴，有了《梅娘曲》里對愛人的深情呼喚，有了《新的女性》里對獨立人格的歌頌。正是母親用愛與堅韌織就的成長環(huán)境，讓聶耳不再是一個遙遠的“英烈符號”，而是有血有肉、被親情與責任滋養(yǎng)的“普通人”，也讓他后來選擇以音樂為武器、為民眾發(fā)聲的人生道路，更顯真切與可貴。
如果說母親的教育是聶耳音樂的“底色”，那么時代的洪流便是他旋律里的“筋骨”，而文章的精神內(nèi)核，始終圍繞著那首“中國革命之號角”的《義勇軍進行曲》展開。李國征先生以時間為軸，清晰地勾勒出聶耳從云南走向全國、從青澀走向成熟的軌跡：從云南省立師范畢業(yè)后，他帶著母親賦予的堅韌，一步步走向更廣闊的天地——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反帝大同盟，成為明月歌舞團的小提琴師，直接投身左翼文化運動；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他更是將個人的音樂理想與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在擔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樂部主任、上海工人俱樂部執(zhí)行委員等職務(wù)時，即便日常工作緊張繁忙，也從未停下創(chuàng)作的筆。那些年里，他的足跡遍布上海的工廠、街頭，耳朵里聽著碼頭工人的號子、賣報孩童的吆喝、青年學生的吶喊，筆下便流淌出《畢業(yè)歌》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的激昂，《賣報歌》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的鮮活，《大路歌》里“壓平路上的崎嶇，碾碎前面的艱難”的豪邁。這些作品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從現(xiàn)實土壤里生長出的“時代之聲”，每一個音符都刻著對民族命運的憂慮，對光明未來的向往。
而《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更是將這份向往推向了頂峰。1935年，當田漢寫下“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詞時，聶耳仿佛聽到了整個民族在危難中的吶喊，他以飽滿的激情譜曲，讓旋律里既有對侵略者的憤怒，更有對民眾覺醒的呼喚?？烧l也沒想到，這首后來成為國歌的作品，竟成了他的“絕唱”——同年7月，聶耳受黨的派遣前往蘇聯(lián)學習，取道日本時，在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僅二十四歲。李國征先生在文中引用郭沫若先生的碑文“不幸而死，為憾無極”，短短六個字，道盡了世人對這位天才音樂家早逝的惋惜。但這份惋惜，又在碑文后續(xù)的贊譽里得到了慰藉：“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然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趨共同之鵠的?！?/p>
更令人動容的是，李國征先生特意提及1949年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國歌時的場景——當眾人一致贊成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時，毛澤東同志深沉地說：“我們什么時候也不要忘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被先生鄭重地寫進文中，也讓聶耳的音樂有了更深遠的意義。它不再是只屬于戰(zhàn)爭年代的“戰(zhàn)歌”，更是和平年代里的“警鐘”。當李國征先生在墓前獻上一掬艷麗的鮮花，完成三鞠躬的瞬間，凝望聶耳那永不衰老的容顏，讀者的耳畔仿佛也響起了那支雄渾莊嚴的時代最強音，此時的旋律，早已不是簡單的樂曲，而是聶耳以二十四歲青春為墨，寫給整個民族的精神史詩——它記錄著過去的苦難，更激勵著未來的前行。
1992年的昆明春日，距離聶耳犧牲已有五十七年，距離《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代國歌已有四十三年。彼時的中國，早已擺脫了戰(zhàn)火的侵襲，正以昂揚的姿態(tài)走向改革開放的新階段，但李國征先生在墓前的遐思，并非對過往的簡單追憶，而是在和平年代里，對“危險時刻”的清醒回望，對“奮進精神”的深情呼喚。他或許在想，當生活漸漸平和，人們是否還能聽懂旋律里的緊迫感？當物質(zhì)漸漸豐裕，人們是否還能記得那份“把血肉筑成新的長城”的決絕？而這些思考，也讓這篇寫于三十多年前的散文，在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如今再讀李國征先生的文字，聶耳墓前的蒼松依舊挺拔，那些由鮮花植成的生卒年份，每年都會在春風里煥發(fā)生機，而《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仍在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上、在奧運賽場上、在每一個需要凝聚民族力量的時刻響起。聶耳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作品從來不是陳列在博物館里的文物，而是沖向困難的“刺刀”，是喚起中華民眾永遠牢記使命的“號角”；他以鮮明的時代感、嚴肅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性，為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音樂的發(fā)展指出了方向，更用短暫的一生證明：真正的藝術(shù)，永遠與民族的命運同頻共振。
這便是李國征先生《聶耳墓前的遐思》留給我們的財富，也是那支跨越時空的號角的真正意義——它提醒著每一個中國人，無論身處何種時代，都要如聶耳般，以赤誠為弦，以擔當為音，永遠記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警示，更永遠保有“起來！起來！起來！”的勇氣，在屬于我們的時代里，續(xù)寫屬于民族的奮進之歌。 2025-09-07.（324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