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先生的杰作《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廣東旅游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我已經(jīng)閱讀兩三遍，部分章節(jié)反復閱讀不下十遍。每閱讀一次，都會引起我的震撼和憤怒；每閱讀一次，我的良心都會受到嚴重的摧殘；每閱讀一次，都會讓我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或者說感受。
我十分感謝胡平先生，是他讓我這個沒有生存和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能夠近距離地觀察那個時代，確切地說是觀察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我稱之為知識人）。老實說，如果不是胡平先生，我對那群知識人真的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們知識淵博，只知道他們苦難深重，只知道他們高風亮節(jié)，只知道崇拜他們同情他們特別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右派”們。是胡平先生的“禪機”讓我真正地了解了這樣一群被我們尊稱為“大師”的受到無數(shù)人愛戴的知識人（當然，也有其他的資料和文章，但都不及“禪機”系統(tǒng)和全面）。
的確，這些知識人運氣不濟，滿腹經(jīng)綸一腔熱血最終卻換來坐監(jiān)流放、洗腦挨餓的悲慘結(jié)局，很多人含恨而亡，很多家庭支離破碎，許多人的命運被突然改變。他們無力對抗權(quán)力，更無力支配命運。他們都是一群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他們中的那些劫后余生的幸運兒，在終于獲得解放之后，大都抒寫過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文字——以他們的遭遇為墨汁。可是，“禪機”卻告訴我：他們的文字遺漏了一些重要的細節(jié)——他們在那個特殊時期所作所為。
“禪機”用翔實的資料告訴了讀者很多鮮為人知的事實，除了這群知識人的不幸和苦難之外，更讓我驚訝的是知識人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之前、之中甚至之后所扮演的角色，實話實說，他們中的很多人的作為并不光彩，讓我汗顏，他們沒有堅持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沒有承擔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承擔的必要責任，沒有留下可供后人效仿的精神。老實說，當我得知我無比崇拜的 “知識分子”們竟然是這樣一群人時，我真的無法接受。在此之前我也從各種渠道知道了一些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令人作嘔的行徑，但我一直以為那不過是個別現(xiàn)象少數(shù)人的作為，然而，胡平先生告訴我說：你錯了，事實不是這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曾有過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與他們稱謂不符的行為。我不是不知道“金無足赤人無全人”，也不是不能理解人在生死關(guān)頭或者說在飽受折磨之后，求生求身體解脫的本能會讓他們有一些不當之言不當之舉，知識人也是人啊。可是，胡平先生告訴我說，我們的很多“知識分子”在沒有受到任何身體折磨和心靈壓迫的情況下，便開始大肆揭露同事、朋友、情人、家眷，有的是幾十年的生死兄弟，有的是情投意合、同床共枕的戀人，出手之狠之快讓對方始料未及。還有一些人在風還不大浪還不急的時候就乖乖地把自己裝進自己挖掘的臭水坑里，不斷地攪起一陣陣惡臭，來惡心自己同時惡心別人。通過胡平先生的文字，我看到了我們可愛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批判、相互揭露，我看到了偷偷摸摸的告密、移花接木的陷害，讀懂了無中生有、笑里藏刀，領(lǐng)悟了友誼值幾許，感情有多重，明白了道義、責任、良心、尊嚴是如何喪失的，知道了什么叫自己把自己不當人。胡平先生在“禪機”一書里有這樣一段精辟而微妙的議論：“最令人震驚咋舌的，就是那些已被捕進網(wǎng)里、丟進鍋里的‘大魚’，在越來越接近沸水的溫度中，竟還能翻浪搏擊，互相撕咬?！逼鋵?，在沒有捕進網(wǎng)里、丟進鍋里之前，他們已經(jīng)開始互相撕咬或者自己咬自己了。
史良與章伯鈞是幾十年患難與共的老朋友，且思想一致，解放之前，兩人曾經(jīng)多次一起投入爭自由爭民主的斗爭，解放后兩人同為民盟領(lǐng)導人，兩家人一直來往頻繁，胡平先生列舉了兩個例子，以此佐證史良這個大律師與章伯鈞及其家人關(guān)系密切程度。一次是史良在章家衛(wèi)生間看到毛巾陳舊之后，送來兩包冼得干干凈凈的毛巾，并告訴章家：毛巾用上半個月之后必須換掉。另一次是章患重感冒之后，史良親自用宜興小罐悶好雞湯差人送給章，并帶話給章的家人，章今后吃雞都要像這個樣子做。在章伯鈞女兒章詒和的眼里，史良是一個：“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的“三美女人”。然而，就是這個“三美女人”于1957年6月8日深夜，將當晚章伯鈞向老友發(fā)泄的對反擊右派行動的不滿言辭密報上面，新華社第二天清晨便在通稿中即以史良名義要求民盟與章劃清界限，質(zhì)問章是不是有兩套做法。章伯鈞做夢也沒有想到史良會來這么一手，他被這位老朋友徹底擊垮了。從此，兩位老朋友形同陌路。
史良還有她聊以自慰的資本：她終于靠出賣朋友躲過了一劫，而其他的人卻沒有她這么幸運。
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知識界，沒有人不知道報界才女浦熙修與大學者羅隆基之間的風流情史，他們是因為共同的思想和志向走在一起的，并公開同居10年之久?？墒?，這位對羅隆基無比崇拜無限深情的女人，卻在羅隆基最需要關(guān)心最需要幫助的關(guān)鍵時刻出賣了他。她及時地向組織檢舉了羅隆基的反黨言論，以無數(shù)事實證明羅一貫仇視共產(chǎn)黨，還承認“羅隆基是通過我來控制文匯報，改變了它的政治方向?！辈o中生有說羅是地主寡婦的兒子。更加令羅隆基不敢想象的事情發(fā)生了，浦熙修將羅寫給她的令“正人君子”們惡心的幾十封情書交了出來，讓羅的罪狀里又多了一項 “流氓”罪。大約是來自親人與朋友的傷害更為致命的原因吧，羅隆基至死也沒有原諒浦熙修，連浦見他最后一面的請求也不予答應。
盡管浦熙修大義滅親，但她卻沒能自保，其結(jié)局與羅隆基一樣凄慘。而且她也遭受過患難與共的朋友揭露、批判的痛苦煎熬。
費孝通的一些老朋友對他的揭露，據(jù)說讓國家安全部門神經(jīng)繃緊了好一陣子。這些老朋友揭露的“事實”包括：1931年去英國勾結(jié)英帝國主義，勾結(jié)美國特務費正清，1935年接受廣西軍閥黃旭初的資助去大瑤山探聽情報，使無辜瑤民遭到反動派屠殺，1947年勾結(jié)衛(wèi)立煌等等。如果以“罪行”論處，當時的費孝通被槍斃十次也不夠。
費孝通被別人揭露時卻沒有忘記揭露別人，以求在逆境中“進步”。費孝通因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知識分子的春天》而受到批判，當他得知中央要把羅隆基作“老虎”打時，立即向羅的身上放了一槍，承認自己所寫的“知識分子”一文是受了羅隆基觀點的影響，并說：“我的罪行已達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羅章聯(lián)盟向黨進攻的最前線。我犯了彌天大罪，叛國大罪。”盡管費孝通“勇敢”地承認自己“犯了彌天大罪“，但并沒有因此改變他右派的命運。
還有妻子對丈夫的揭露，學生對老師的批判，兒子與父親的決裂，下屬乃至傭人的反擊。令我極為困惑的是，在剛剛解放的五十年代初期，我們的一些大“知識分子”就開始自己作賤自己了，比如馮友蘭、費孝通等人就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檢討自己以前的著作和研究都是“垃圾”、“走錯了方向”，表示要“重新學習”、“改造自己”；胡適的同事、朋友、學生對胡適思想的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擊；章乃器這個始終沒有被摘掉帽子的“頑固右派”，反右斗爭過去30多年后，在其回憶錄里還以反右時周恩來問他有何打算時自己的回答表明立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我處分，我愿意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至于郭沫若的一系列表演，包括要把自己的作品一把火燒掉的表態(tài)，那都是些低級政客的行徑，沒有浪費筆墨的必要。
“禪機”里有一段無比深刻、發(fā)人深省的議論：“正是在維持人的內(nèi)在尊嚴上，1957年，無須一兵一卒，卻將中國的知識分子打敗了！”
這些人在改造了三十年、檢討了三十年之后，終于被“改正”被接納了。于是他們歡欣鼓舞，同時開始了“憶苦思甜”。我覺得“改正”一詞用得相當確切，主持“右派改正”工作的人真是了不起，不能不讓我肅然起敬。“禪機”一書里有一章“其實是左派”告訴我們：章伯鈞也好、羅隆基也好、章乃器也好、儲安平也好、浦熙修也好，還有其他很多的知識人實質(zhì)上都是左派，他們在解放前一直反抗政府，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國民黨蔣介石對他們也有些無可奈何，蔣曾多次“腐蝕”拉攏他們，包括許以高官、施以厚祿，1948年時，蔣就曾派說客拜訪章伯鈞、羅隆基，提出除國防部部長和外交部部長之外，任何政府部長隨他們倆挑，章伯鈞回答得十分堅決：就是要我當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干！羅隆基的回答卻比較風趣：要當我就當外交部長，我是學外交的，一定能把外交部長當?shù)煤芎?。他們沒有給老蔣絲毫的面子。當面責罵老蔣、在報上發(fā)文抨擊老蔣和國民黨如同家常便飯。這些知識人之所以不愿意與老蔣和國民黨合作，在于他們離國民黨很近，看到了很多的陰暗面或者說不夠完美的地方，他們覺得他們有責任改變這些，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當那個鳥官或者說不與老蔣合作，并沒有讓他們遭受什么損失，他們繼續(xù)教他們的書、辦他們的報、寫他們的文章，國民黨政權(quán)的暗殺是存在的，聞一多等人就死于暗殺。然而，知識人都明白，國民黨是不可能將所有反對他們的知識人都暗殺掉的，暗殺就是偷偷摸摸，就說明他們心虛，心虛就注定會失敗。因此，不合作只會給他們帶來諸如“有骨氣”、“有立場”之類的美譽。中國的文人們或者說知識人從來就沒有形成過獨立的階級或階層，他們習慣于成為某一階級的附屬品，在當時的中國，不依附國民黨就只有依附共產(chǎn)黨了。而且共產(chǎn)黨是勝利者，“勝者為王”的傳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融化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里了，知識人也不例外，何況共產(chǎn)黨“禮賢下士”的做派也讓他們感激涕零，自以為自己在取得政權(quán)的共產(chǎn)黨心目中舉足輕重，有一種“士為知已者死”的強烈沖動。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人都是相當聰明的，傳統(tǒng)文化的血液讓他們比一般人更能察言觀色，也更善于使用各種方法保護自己。這些人過去時可以目空一切、咄咄逼人，解放后只能謙虛謹慎、低三下四，其原因有很多，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們所依附的主體與過去截然不同，讓他們無所適從、驚惶失措，他們與其說是害怕失去權(quán)力、地位和優(yōu)越的生活，還不如說害怕失去賴以依靠的主體更為確切。以劉文典為例，這個敢于踢將介石下襠的著名教授，這個全國人民心目中的“文人戰(zhàn)斗雞”，解放后，不僅老老實實作檢查，還低三下四地認罪認罰。人還是那個人，地還是那塊地，可是，表現(xiàn)卻大相徑庭，勇敢沒有了，操守丟棄了，尊嚴不要了，只有茍活。也不能怪劉文典他們，有什么比活著還要緊的事呢？由此可見，中國很少堅守底線的知識人，除了他們要活著外，還因為他們太聰明，知道什么可為，何時可為。之前之所以大義凜然，是因為有大義凜然的空間，就算踢了老蔣也不會丟掉飯碗，更不會丟掉性命。
還有一些人，原來與我黨奉行的主義毫不相干甚至有些抵觸，可到了新社會，他們卻一個個加入了組織，如陳垣、周培源、梁思成等等，他們鍥而不舍地向組織表忠心，積極參與包括斗爭恩人和朋友的行動，最終如愿以償。就連沈從文這個“桃紅作家”（郭沫若語）亦向組織提交過多份入黨申請書。沒寫入黨申請的則通過其他形式向組織靠攏，如馮友蘭，在北平剛剛易幟時便向偉大領(lǐng)袖寫過一封言辭卑下的效忠信。據(jù)說偉人只回了幾十個字，其中有“好自為之”之類的詞語，嚇得他差點尋短見。有點不可思議?？勺屑氁幌?，也在情理之中，中國的文人歷來如此，說他們“有奶便是娘”有些過分，說他們善于趨利避害、投機取巧，卻是合適的。我歷來主張，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為了保命，干出一些超出底線的事情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是為了活得好一些甚至為了“貨賣帝王家”，就有些不應該了。
我并不是在批判誰——這不是個體問題，而是群體特征，是文化傳統(tǒng)。只是有些不理解，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是沒有幾個人敢于正面承認自己的錯誤，還是只知道訴說“苦難家史”？難道說他們的苦難就僅僅只是他們所訴說的那些？他們自己就不應該承擔點什么嗎？除了韋君宜在其《思痛錄》和巴金在《隨想錄》里有所涉及、有所檢討外，幾乎沒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承認自己的無知，審問自己的良心。難道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都是些患有選擇性失憶癥的人？至于他們的遭遇，那確實是相當凄慘的，應該同情，否認他們的苦似乎是泯滅良心。然而，當我們把思考的觸角伸長一點之后便發(fā)現(xiàn)，不少苦難是他們自找的。他們中很多人是可以避免苦難的，他們卻選擇了奔赴苦難，還有不少人不遠萬里從海外趕過來飛蛾赴火，像陳夢家，像曾任“偽軍”中校翻譯官的穆旦。不能把苦難一古腦兒推給歷史推給組織，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同時，苦難也不是躲避責任的借口。
我一直認為，把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那批人劃為“右派”確實是一個天大的錯誤，沒有什么比“改正”對他們更好的補償了。記得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看到了丁玲的言論及她解放前的一些活動記錄之后，便對朋友說，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派啊，將她劃為右派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文學青年，對文學以外的東西知之甚少，對很多“右派”的歷史都還不了解，原以為他們真的很右，現(xiàn)在看來真正的右派并不多，就這個層面上來講，他們也被冤枉得不輕。
（2011年5月初稿，2025年9月修改）
倪章榮，筆名楚夢。男，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綠洲》、《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廈門文學》、《南方文學》、《佛山文藝》、《西北軍事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粵海風》等國內(nèi)刊物及《領(lǐng)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fā)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fā)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xiàn)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quán)”與“三權(quán)”》、《關(guān)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
總編輯：湖畔煙樹
執(zhí)行編輯：艾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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