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實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使用道教名詞“開皇”作為開國年號,標志著朝庭將道教理論作為治國方略。開啟了中國道教隋吝興盛的歷史。
隋文帝重用道士,興建宮觀。他相信符箓科讖,道士張賓、焦子順等人向其密告符命,為楊堅稱帝爭取輿論。隋煬帝楊廣沿襲了這一政策,敬重王遠知、孔道茂等道士,還幻想長生不老,迷戀金丹仙藥。
隋朝也是道教發(fā)展的轉(zhuǎn)折時期。隋朝統(tǒng)治者利用道教為其服務,為唐朝統(tǒng)治者崇道樹立了榜樣,也為唐朝道教以茅山宗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隋末許多道士投靠李淵父子麾下,編造了李氏為王的讖語神話。唐高祖李淵稱帝后,制定了尊奉道教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尊老子為其先祖,宣稱自己是“神仙之苗裔”,表明“道大佛小”;頒布《先老后釋詔》規(guī)定“老先、次孔、末后釋宗”。從此,道教一步一步走向鼎盛。
唐太宗李世民也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再次下詔規(guī)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李世民采用道家清靜無為、垂拱而治的治國政策,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盛世;晚年李世民更是熱衷于長生方術,大量服食丹藥。
唐高宗李治繼續(xù)奉行崇道政策:尊奉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首開給老子冊封尊號之先河;尊《老子》為上經(jīng),令王公官僚學習,規(guī)定為科舉考試內(nèi)容;提高道士地位,在各地興建道觀。武則天依靠佛教徒為“武周革命”大造輿論,故而削弱道教。唐中宗、唐睿宗恢復崇道政策。
唐玄宗李隆基開創(chuàng)了“開元盛世”,道教也在其推動下達到全盛,社會上的崇道之風發(fā)展到極致。唐玄宗的崇道政策有:神話祖先“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熱潮;提高道士的地位,使之享受皇家特權(quán);規(guī)定道舉制度,以“四子真經(jīng)”開科取士;規(guī)定《道德經(jīng)》為諸經(jīng)之首,并親自作注頒布天下;積極搜集整理道經(jīng),編纂了歷史上第一部道藏《開元道藏》;大力倡導齋醮,制作道教音樂,制定道教節(jié)日。
另一方面,盛唐時期高道輩出,他們從哲學、丹道、齋醮各方面大大推進了道教建設。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經(jīng)》的重玄學在唐朝得到大發(fā)展,代表人物是成玄英、李榮和王玄覽。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包羅了宇宙論、政治論、人生論諸多內(nèi)容,融合道家老莊哲學和佛教中觀哲學、儒家思想,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李榮的重玄學充滿了中道精神,認為“道”是體用一源、體用兼?zhèn)涞?。王玄覽在“道體論”的指導下,闡述了“道物”、“有無”、“心性”等問題,提出了“修變求不變”的修仙理論。司馬承禎著有《坐忘論》、《天隱子》,提出了敬信、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得道七個修道層次和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五個修仙漸門,他的“安心坐忘”、“主靜去欲”的修煉方法成為宋元內(nèi)丹學的先驅(qū)。
此外,孟安排、張萬福、李筌、吳筠等人也對道教教義、修煉、齋醮各方面做出了貢獻。
隋唐時期道教學者為科學技術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張賓的開皇歷、傅仁均的戊寅元歷和李淳風的麒麟歷,推動了天文歷法的發(fā)展;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對醫(yī)藥學和養(yǎng)生學有著巨大的貢獻;張果老提出的九轉(zhuǎn)丹成法促進了煉丹術和化學的發(fā)展。
此時的道教派別以茅山宗和樓觀派最興盛,備受李唐皇室推崇,天師道也開始活動于社會,各道派在理論教義和齋醮儀式上呈現(xiàn)出相互交叉融合的特點。
安史之亂使唐朝由極盛走向衰落,也使道教遭受破壞,但中晚唐的統(tǒng)治者繼續(xù)沿用“尊祖”、“崇本”的崇道政策。其中,唐武宗是中晚唐的皇帝中崇道最突出的:他采取措施,崇奉圣祖老子;親受符箓,寵信道士;筑造宮觀,煉丹服藥;此外他還在會昌(841—846)年間下詔廢除佛教。
唐代道教的發(fā)展在貞元、元和以降的晚唐時代出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世俗化傾向,這一傾向直接引起了建制道教神圣性的喪失及其本身的衰落,同時,這一進程為新的道教思想與修道方式的產(chǎn)生、發(fā)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兵禍連連,道教更是遭受劫難,但不少帝王仍因襲唐朝崇道之風,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晉高祖石敬瑭、后周世宗柴榮、閩王王璘、前蜀王建父子等。其中后周世宗柴榮崇道最為突出,他對自己取得帝位進行神化,對高道陳摶加以禮待;同時,由于佛教的種種弊端尤其是財政問題,他采取措施大規(guī)模毀壞佛寺佛像,限制佛教發(fā)展。
中晚唐時期外丹術、黃白術達到巔峰,唐朝的內(nèi)丹術逐漸興起并呈現(xiàn)繁榮景象,促成外丹術向內(nèi)丹術過渡的代表人物是崔希范、彭曉、鐘離權(quán)和呂洞賓。崔希范的《入藥鏡》提出只有修煉精氣神才能忘形養(yǎng)神而歸長生久視之道;彭曉提出“金液還丹是白日沖天之道”,將《參同契》上的概念重新用內(nèi)丹學來定義;鐘離權(quán)和呂洞賓的內(nèi)丹思想體現(xiàn)在《鐘呂傳道集》中,全書以天人合一思想為基礎、陰陽五行學說為核心,系統(tǒng)完整地論述了內(nèi)丹學說。
唐末的杜光庭(618一907年)對道教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將以往各種老子的神話傳說系統(tǒng)化,使老子形象道、神、人三位一體;對歷代研究《道德經(jīng)》的情況作了總結(jié);從神仙實有、仙道多途和歷代崇道方面宣傳道教;編集《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闡述道教仙界;對齋醮科儀進行修訂,使道教齋醮科儀變得成熟。
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兵禍連連,道教更是遭受劫難,但不少帝王仍因襲唐朝崇道之風,其中后周世宗柴榮崇道最為突出,他對自己取得帝位進行神化,對高道陳摶加以禮待;同時,由于佛教的種種弊端尤其是財政問題,他采取措施大規(guī)模毀壞佛寺佛像,限制佛教發(fā)展。
中晚唐和五代十國時期,一些著名道教學者致力于道教神話、理論、道術、齋醮的研究和建設,為維護道教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兵禍連年,朝庭對是教的態(tài)度以及道教世俗化的傾向,使得所有努力都難改變其去向衰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