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長寧
寒露晨霧未散，南京牛首山河畔的窗內(nèi)，沈鳴已靜坐書桌前。硯臺里的徽墨泛著幽光，混著窗外飄來的桂花香，將他的思緒牽回斯里蘭卡——科倫坡國家博物館的玻璃展柜內(nèi)，那塊刻有“大明皇帝遣太監(jiān)鄭和”的石碑，正沐著異國晨光。十一年前，正是用這方硯臺里的墨，他將碑文工工整整抄錄下來，讓跨越六百年的中國文字，在他鄉(xiāng)續(xù)上了文化香火。
老巷墨香：筆墨里的少年志
1957年，沈鳴出生在南京城中一條老巷，筆墨是他童年最親近的伙伴。初中時，語文老師教他臨摹柳體，昏黃的15瓦燈泡下，他伏在《王杰日記》柳體寫法的描紅本上描寫。那時的他不懂筆法與章法，只憑著一股韌勁懸腕練習，整整三年，才將柳公權(quán)筆下瘦骨遒勁的“戈鉤”，寫出幾分飛檐翹角的靈動氣韻。
1984年，沈鳴從南京師范大學英語專業(yè)畢業(yè)，進入南京圖書館工作。工作之余，臨帖成了他雷打不動的習慣。一次整理古籍時，他在一本明代方志中翻到《膽巴碑》殘頁，無名書家筆下“軟中帶硬”的筆意，瞬間讓他著了迷。“這力道，和夫子廟字畫攤上的墨寶一模一樣。”此后，他找來宣紙反復(fù)臨摹，寫空了半箱紙，手指上磨出的繭子，比圖書館里厚重的書脊還要硬實。2000年，沈鳴加入南京市書法家協(xié)會，他書寫的《桃花源記》獲評委好評，稱其筆墨間藏著“柳骨趙肉”的韻味——柳體的骨力與趙體的豐腴，在他的筆下融成了獨特風格。
筆底外交：漢字里的跨文化對話
2006年，沈鳴有幸被文化部選調(diào)赴南非，任職于中國駐南非大使館文化處。在比勒陀利亞的一場文化交流活動中，南非官員馬庫斯興致勃勃地學寫漢字“友”，可寫出的字卻像一根拐杖。沈鳴沒有糾正，反而笑著稱贊：“這一撇的力道，就像祖魯舞里的跳躍，滿是活力！”這番話讓馬庫斯備受鼓舞，后來他特意帶小女兒來學漢字。小姑娘總把“中”字寫得歪歪扭扭，沈鳴便舉了個形象的例子：“你把‘中’想成地球的赤道，豎線得穿過中心，才夠端正。”在11年的文化外交生涯中，沈鳴以他的書法之技運用在中外文化交流活動中。2009年至2014年，沈鳴在任職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期間，經(jīng)常給當?shù)乜鬃訉W院和友好組織傳授中國書法文化，多次舉辦書法講座。2015年底，沈鳴調(diào)任中國駐新西蘭大使館，在惠靈頓與毛利族老人霍布森相遇。得知老人對漢字感興趣，霍布森先畫了一個毛利族傳統(tǒng)的螺旋圖騰，說這是“天地運行的規(guī)律”。沈鳴隨即提筆寫下“道”字，指著走之底解釋：“你看這筆畫，多像你們的螺旋圖騰？都是在講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這些用漢字搭建的對話，后來成了當?shù)赝饨蝗锪鱾鞯募言?/span>——筆墨成了橋梁，讓不同文化里的智慧，有了相遇的可能。
沈鳴指導斯里蘭卡漢語班學員用毛筆書寫漢字。
碑刻往事：一塊“三語碑”的六百年滄桑
中國與斯里蘭卡（古稱錫蘭）的交往，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兩段歷史往事尤為醒目：一是東晉義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高僧法顯遠赴斯里蘭卡游學，帶回大量佛教經(jīng)典；二是15世紀初，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曾多次抵達錫蘭，留下了珍貴的文化印記。如今，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國家博物館主展廳內(nèi)，矗立著一塊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簡稱“鄭和碑”），它不僅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實物佐證，更是中斯友好交往的活態(tài)歷史。
這塊石碑在明代史料中并無記載，自永樂年間立碑后，便逐漸湮沒于歷史塵埃中，下落不明。直到1911年，英國工程師托馬林在斯里蘭卡南部加勒市的下水道施工時，意外將其挖出——此時，距離立碑已過去500余年。長期的水浸侵蝕，讓碑上的古泰米爾文和古波斯文損毀嚴重，字跡難以辨認；萬幸的是，中文部分受損較輕，雖有些模糊，核心內(nèi)容仍可辨識。隨后，石碑被移交科倫坡國家博物館收藏，成為館內(nèi)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
鄭和在公元1405-1433年間七下西洋，曾在海外多國立碑布施，但歷經(jīng)600余年風雨，海外現(xiàn)存的僅這一塊“鄭和碑”。經(jīng)史學界考證，此碑立于永樂七年至九年（公元1409-1411年），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抵達錫蘭時所立。石碑制作極為考究：碑額呈拱形，正反面均雕刻著五爪雙龍戲珠浮雕，龍紋栩栩如生；碑身正面四周環(huán)繞中式纏枝花紋，盡顯明代工藝美學。最特別的是，碑文中除中文外，還刻有泰米爾文和古波斯文，因此被國外學界稱為“三語碑”。
碑文內(nèi)容記載的是鄭和、王貴通等人受明成祖朱棣派遣，赴錫蘭山國向當?shù)胤鸾趟聫R布施財物、供奉佛祖的經(jīng)過：右側(cè)的中文碑文為正楷豎書，自右向左共11行275字，內(nèi)容是對釋迦牟尼的頌揚與敬獻；左側(cè)上端的泰米爾文自左向右橫書24行，頌揚的是泰米爾族信奉的濕婆神；左側(cè)下端的波斯文自右向左橫書22行，頌揚的是伊斯蘭教的真主安拉。彼時的錫蘭山國，是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中國與西印度洋、中東地區(qū)的重要港口，境內(nèi)民族眾多、信仰各異，“三語碑”的設(shè)計，正是大明王朝“尊重多元、包容共處”外交智慧的生動體現(xiàn)。
校碑記：用筆墨補全歷史缺口
2009-2014年，沈鳴擔任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文化外交官，與“鄭和碑”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那段時間，他常陪同國內(nèi)來訪的代表團前往科倫坡國家博物館參觀，每次站在玻璃罩前，看著碑上模糊的字跡，心中既有歷史的滄桑感，更有對鄭和的敬佩——六百年前，這位航海家率領(lǐng)船隊劈波斬浪，萬里迢迢來到錫蘭立碑，這份勇氣與遠見，讓他由衷自豪。
2010年，江蘇省文化代表團訪斯，隨行的南京博物院考古專家提及“鄭和碑”時，還帶來了一樁憾事：2005年，南京市鼓樓區(qū)政府決定在鄭和寶船廠原址復(fù)建遺址景區(qū)，計劃按原碑尺寸與風貌復(fù)制“鄭和碑”，為此特意派工作組赴斯考察。但受限于當時的技術(shù)條件，工作組未能完全辨識碑上所有文字，最終復(fù)制的石碑上，有10處漢字只能留作空白。
這并非“鄭和碑”首次面臨釋讀難題。1911年石碑被發(fā)現(xiàn)后，錫蘭“皇家亞洲學會錫蘭分會”曾將碑文拓片寄往北京，委托英國漢學家拜克豪斯釋讀。拜克豪斯未見過原碑，僅依據(jù)拓片在1912年推出了最早的中文釋本。此后百年間，泰米爾文與波斯文因損毀嚴重，始終未能完全準確釋讀；即便中文部分，不同學者的釋本也存在差異——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對碑刻上“布施物品數(shù)量”“官職稱謂”等細節(jié)上，比如部分釋本對“織金纻絲寶幡”的數(shù)量記載相差兩匹，對某些字因刻劃不清的解讀，如“客言梵剎”的“客”字釋讀為“言”，有些字的偏旁部首，如“納”，與“蠟”等字的誤讀，等等。這些爭議讓“鄭和碑”的完整面貌始終蒙著一層薄紗。
得知南京復(fù)碑留空白的憾事后，沈鳴暗下決心：要設(shè)法補全這處歷史缺口，從此他利用工作之余，頻繁前往博物館，每次都帶著放大鏡與手電筒，在玻璃罩前一站就是半天。為確認一個殘損的“寶”字，他會反復(fù)比對明代官方文書的筆法；為辨析“纻絲”的“纻”是否帶“糸”旁，他會蹲在地上調(diào)整光線角度，直到膝蓋發(fā)麻仍不肯罷休。
博物館方給沈鳴了巨大幫助，特許他對之近距離拍攝。他按碑文行數(shù)逐字拍攝，將照片放大打印后鋪在書桌上，對照前輩專家們的各種釋本、國內(nèi)學者2005年的考察記錄，逐字逐句?？?。遇到存疑之處，他便翻開自己珍藏的《大明會典》《鄭和航海圖》，從明代外交文書的用詞習慣、鄭和船隊的布施慣例中尋找佐證。歷時數(shù)月，沈鳴不僅補全了南京復(fù)碑時的10處空白，還修正了多處以往釋讀中的筆誤。
沈鳴2015年發(fā)表在《東南文化》上的論文
墨痕續(xù)篇：讓歷史遺產(chǎn)照見未來
?？背鐾暾模皇巧蝤Q守護“鄭和碑”的開始。為讓這份歷史遺產(chǎn)更好地傳承下去，他在斯里蘭卡期間還推動了兩件關(guān)鍵事：一是與斯里蘭卡文化部門反復(fù)協(xié)調(diào)，促成江蘇省文物工作組于2014年5月赴斯，成功制作“鄭和碑”拓片——這是中國首次獲得該碑的拓片原件；二是推動博物館為石碑加裝定制玻璃保護罩，并協(xié)調(diào)使館補充了中文說明牌，徹底解決了原碑“難認、難護”的問題。
那段時間，沈鳴幾乎成了“半個考古專家”。斯里蘭卡方面同意拓碑后，他踩著梯子，手持手電筒與相機，從不同角度記錄石碑細節(jié)；同時泡在斯里蘭卡國家圖書館、博物館的文獻室里，翻閱前輩學者的研究論文，將不同版本的釋文逐一比對，剔除錯誤信息，完善正確解讀，讓中文碑文的釋讀更精準，并將準確的中文釋文打印出來，贈送給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收藏。隨后，他以自己最擅長的正楷，按原碑格式完整抄錄碑文，裝裱后懸掛在石碑旁——從此，每一位來訪的中國游客，都能清晰讀懂這份六百年前中斯外交交流的實證。
六百年前，鄭和在斯里蘭卡立碑打下了中斯友好交流的根基；六百年后，沈鳴用書法謄寫的碑文配掛在其原碑旁，為新時代續(xù)寫了兩國友好的篇章。
如今，南京牛首山河依舊靜靜流淌，沈鳴書桌上的徽墨，仍泛著熟悉的幽光。他用一支毛筆、一硯濃墨搭建的古今對話，并未隨時間停滯——就像“鄭和碑”上的字跡，歷經(jīng)風雨卻愈發(fā)清晰，繼續(xù)訴說著跨越山海的友誼，傳遞著從未中斷的文化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