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層文化”雜咀
李千樹
圣人有云：“君子不黨?！边@四字箴言，如千鈞之重，曾壓在了北宋歐陽修等人的脊梁之上。朝廷以“結黨營私”之名，將這群文人逐出廟堂，貶謫流放。然而，這“朋黨”的帽子，扣得住幾個士大夫，卻扣不住這“圈層”幽靈在歷史長廊里的徘徊。它并非自北宋始，亦非獨存于文人墨客間，實乃一種盤根錯節(jié)于人性與社會肌理中的古老頑疾。
細究其源，這圈層之生，大抵起于人性深處對歸屬與認同的渴求，亦是利益交織下的必然產物?！墩撜Z》雖言“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理想固然高遠，然現(xiàn)實中，同門、同科、同鄉(xiāng)、同僚，種種因緣皆可成“圈”之經緯。官場有“同年”之誼，互為奧援；軍中有同鄉(xiāng)之親，生死相托；即便清談玄理的“竹林七賢”，其放達形骸之外，也未嘗不是一種“精神貴族”的圈子；名動一時的“建安七子”，圍繞曹氏父子，亦構成文學與政治的復合圈層。及至明代“東林黨”人，那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其志可嘉，其行卻亦難免陷入黨爭旋渦，從“清流”漸染“圈層”之弊。歷朝歷代的“朋黨之爭”，乃至“八王之亂”這類宗室圈層的血腥內斗，無不昭示著，這“圈”一旦與權力、資源緊密結合，便從最初的“情感共同體”，異化為攻守同盟的堅固壁壘。
觀之今日，此風非但未絕，反而借時代之土壤，滋蔓出更為繁復的形態(tài)。政界中，昔日令某以“老鄉(xiāng)”為紐帶，構筑“俱樂部”式山頭，便是權力圈層的現(xiàn)代翻版。文藝領域，某小品大王之起落沉浮，背后亦可見特定圈層人脈與資源的助推與消散。至于那更龐大的“飯圈文化”，在資本與流量的合謀下，早已將青少年對偶像的樸素情感，馴化為數(shù)據打投、控評引戰(zhàn)的狂熱行為。而文壇藝苑，亦非凈土。圍繞著賈某某、莫某等諸多名家的所謂“圈子”，儼然成了“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它們往往占據要津，把持刊物、獎項、評議會等公共資源，行“內部循環(huán)”之實。圈內人互相吹捧，利益均沾；圈外人則難窺門徑，嘔心瀝血之作或恐因“非我族類”而明珠投暗。這哪里是文藝的百花齊放？分明是借文化之名，行壟斷之實，結出的只能是“驢唇不對馬嘴的四不像的有毒的瓜”，是典型的文化腐敗與文藝墮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公正、法治、誠信、友善全然相悖。
此等“圈層文化”之危害，可謂深矣巨矣。于國家社會而言，它割裂整體，制造無形壁壘，阻礙人才的健康流動與思想的自由碰撞，使公平正義的天平失衡。于文化自身而言，它扼殺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使文藝批評失聲，讓藝術標準讓位于“圈內”喜好，最終導致文化的僵化與庸俗化。歐陽修當年作《朋黨論》，力辯“君子有黨”乃為公義，然在絕對的權力與復雜的現(xiàn)實面前，其辯亦顯蒼白。歷史一再證明，無論初始動機如何純潔，一旦形成固化的利益圈層，其“公心”極易被“私利”侵蝕，終至尾大不掉，反噬肌體。
然則，何以解構，何以避免？首要之務，在于“破壁”。黨和國家堅決取締“圈子文化”、“飯圈文化”，正是以雷霆手段，擊碎權力與資本構筑的圈層壁壘，此乃關鍵一步。對于文化藝術界而言，亦需一場深刻的“清潔整治”。這并非要扼殺正常的學術交流與流派傳承，而是要打破那種以人身依附、利益交換為核心的山頭主義。必須強化制度籠子，確保文化資源的分配、獎項的評審、作品的發(fā)表，能在陽光下運行，由作品本身的質量說話，而非由“圈內”“圈外”的身份決定。大力倡導開放、包容、基于理性與專業(yè)的批評風氣，讓不同觀點、不同風格能在公平的平臺上競爭、交融。
昔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此語或可為今日之鑒。健康的文藝生態(tài)，當是“和”而多元的百花園，而非“同”而排他的小籬笆。讓我們共同努力，驅散這“圈層”的迷霧，方能迎來一個風清氣正、活力迸發(fā)的文化春天，讓真正的才華如繁星般在廣闊的夜空中自在閃耀，而非拘囿于一個個逼仄的燈籠之內。
2025年11月15日夜于濟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