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參加同學們的活動。董洪波和我聯(lián)系的時候，我這個很少參加這類活動的人，是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就答應了，因為我特別喜歡和大學生們一起進行交流和探討。小董要我報個題目，我想了想，還是談談知識分子問題吧。因為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很不嚴謹，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很不全面，同學們又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也屬于很多人定義上的知識分子。我就結合我閱讀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班達的《知識分子的背叛》和其他西方著作的體會，以及我這些年對中國文化和知識人的理解，談談我的個人意見。
其實，好多年來，我一直把思考的觸角伸展到中國知識界，我想弄清楚，中國的過去和現(xiàn)在是否存在過以及存在著知識分子階級（階層）。可是，我的結論十分不妙，中國根本沒有出現(xiàn)過所謂的知識分子階級或者說階層，甚至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不曾產(chǎn)生過一個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盡管有人把中國知識分子的雛形追溯到五帝時代，連費正清這樣大名鼎鼎的學者也一直堅稱中國古代即有知識分子，但我仍然要說，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沒有過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現(xiàn)代社會也不曾產(chǎn)生過知識分子階級（階層），除“五四”之外，甚至沒有出現(xiàn)過知識分子群體。
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知識分子
法國學者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眾、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們人數(shù)不多，也無法以例行的方式培養(yǎng)出來。他們是能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處于幾乎永遠反對現(xiàn)狀的狀態(tài)”，叱責腐敗、保衛(wèi)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才是他們的本色，他認為知識分子有如下三個顯著特征：1、它們是靜態(tài)的；2、它們是大公無私的；3、它們是理性的。（《知識分子的背叛》）。 美國學者薩義德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對知識分子作了一個中肯的合乎實際的定義，他在《知識分子論》序言中說：“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yè)余者’、攪擾現(xiàn)狀的人?！彼_義德認為對知識分子而言，最該譴責的就是他們逃避政治的行為。他主張“要維持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就態(tài)度而言業(yè)余者比專業(yè)人士更好。”簡而言之，知識分子應該是獨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團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訴大眾的一群人。陳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識分子話很精確：“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
隨著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論爭，知識分子一詞開始被廣泛運用。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過媒體發(fā)表自己政見的文人。他們可以是作家、哲學家、藝術家或大學教員，但他們?yōu)榱撕葱l(wèi)正義、真理等普遍價值而走出自己的職業(yè)領域，利用自己的聲譽進行公共辯論。與專心于學術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同的是，知識分子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的直接生產(chǎn)者，對公眾輿論發(fā)揮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盡管“知識分子”一詞19世紀中葉才出現(xiàn)，美國學者科塞（《理念人》的作者）認為知識分子出現(xiàn)的年代是十七世紀，法國學者還說知識分子是伴隨著法國德雷福斯事件而出現(xiàn)的一個獨立階層，但我認為，知識分子包括知識分子群體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xiàn)應該是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希臘。
其杰出代表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思多德等，正是他們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與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與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對終極實體把握的精神力量，從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強權的知識分子。他們從來不依附政府和某一個利益集團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更不會為了自身利益出賣良知。蘇格拉底寧愿飲鳩自盡也不愿違心認錯；布魯諾可以犧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認“地心說”；左拉面對強大的政府和軍方毫不畏懼，對總統(tǒng)先生大聲呼叫《我控訴》；索爾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殺頭，永不放棄揭露真相的信念。就連“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也能夠做到犧牲貴族身份和付出永遠不能與家人團圓的代價，誓死與堅持正義的丈夫們在一起。這就是人類社會為之驕傲的知識分子！
當然，他們之所以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并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勇氣，在這個世界勇猛之人不勝枚舉，中國亦不乏這種英雄豪杰，許多人面對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們或為某一主人，或為某一組織、集團，或為家人朋友（像明朝的方孝儒就為了忠于自己的主子犧牲了自己家族和自己的學生八百多口人的性命），但他們卻并不是或者說事實上并不是為了大眾和真理。中國知識人做得比較好的也只是做了一個忠臣或諫臣?！笆靠蓺⒉豢晌辍睉撌敲恳粋€普通人的人格標準，而不是知識分子的特征。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時期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蘇格拉底堅持真理、主持正義，經(jīng)常批評雅典統(tǒng)治階層的腐敗，甚至批評一些最高領導人，因而遭到他們的忌恨。后來，有人控告他反對民主政治，用邪說毒害青年。蘇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獄，在申訴時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自稱無罪，認為自己的言行不僅無罪可言，而且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于是，他被雅典的統(tǒng)治者以“不敬神”“腐蝕青年”為罪名判處死刑。他的學生和朋友們多次勸他逃離雅典，并買通了獄卒，為他安排了萬無一失的逃跑計劃。但他堅決拒絕，寧可死，也不肯違背自己的信仰。他認為，盡管加給他的罪名純屬誣陷，但他既是雅典的公民，就應該遵守雅典的法律。行刑的那天，來看望他的學生和親友都十分悲痛，而他卻鎮(zhèn)定自若，談笑依舊，最后從行刑官手里接過毒酒，一飲而盡，從容赴死。
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據(jù)稱通過一名打入德國大使館的間諜獲得了一份手寫的文獻。在該文獻中一名顯然消息靈通的未知名內部人士向德國武官說，他要為德國提供秘密軍事情報，尤其是法國炮兵情報。炮兵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很快就被懷疑，原因是因為他是猶太人，而且他的家庭過去來自德語地區(qū)。而且他在一年前因為父親的葬禮去米盧斯，也就是說去了德意志帝國領土。他被命令聽寫了幾個詞和幾句話后被逮捕。
德雷福斯聲明自己無罪，但是無效。1894年12月22日法國一致判處他有罪并判處他終身流放和關押到魔鬼島。1895年1月5日在一個非常侮辱人的儀式中他在法國軍校的校園內被剝奪軍銜，此后不久被運往魔鬼島。同年4月他到達那里并被單獨監(jiān)禁。
后來，真正的叛國者被揭露出來之后，軍事當局卻不愿對其判罪，更不愿撤銷對德雷福斯的判決，他本人、他的家人尤其長兄馬修，多次聲訴無效。當時的法國，有一股強大的仇恨猶太人的思潮，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德雷福斯有罪，媒體也一邊倒地譴責德雷福斯，有人甚至要求處死他。在這個時刻，著名作家左拉站了出來。
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極光》報中發(fā)表了寫給法國總統(tǒng)菲利?福爾的《我控訴》來聲明德雷福斯的冤枉。左拉還因為軍事當局的指控，被迫逃亡英國。在左拉的影響下，一批有良知的知識人，站到了正義一邊，最終迫使法國政府宣布德雷福斯無罪。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并不是為了介紹這個事件，我是告訴讀者當時以左拉為首的知識分子是如何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讓我特別感動的是，當時的法國政府中的很多高官一直在為德雷福斯辯護，從總統(tǒng)到總理，但是，當時的法國軍方太強大了,政府也不好干預司法更不好干預軍隊司法。但，很多政府高官都選擇了站在正義一邊。
1998年1月，法國著名作家左拉發(fā)表影響當時法國和西方世界的討伐法國軍方胡作非為的檄文《我控訴》100周年之際，法蘭西共和國總統(tǒng)希拉克致信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后裔，對于100多年前法國發(fā)生令這個文明國度蒙羞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左拉及其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家人不畏強權、積極作為，有力地捍衛(wèi)公平正義和法國的價值理念的行為給予高度評價和由衷感謝。希拉克在信中說：
正好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經(jīng)歷了一場嚴重、深刻的危機。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國社會，分割了家族，將國家分成敵對的兩個陣營，彼此以極大的暴力互相攻擊?！m然德雷福斯上尉的家人堅持到底，當局仍然避重就輕處理這起事件。那是個陰沉的工作，與本國的價值觀及歷史背道而馳。它是個嚴重龐大的司法錯誤，可恥地出賣了國家的原則。可是，有一個人挺身而出……讓我們永不忘記一位偉大作家的勇氣，他冒盡風險，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譽、甚至生命，運用自己的天份，執(zhí)筆為真理服務?！驗檫@兩位不同尋常的人對我們的共同價值——國家與共和的價值——充滿信心，而且因為他們對國家的愛如此深切，因而使得法國與它自己和解……
德雷福斯事件，才讓知識分子一詞廣為傳播，才賦予了知識分子準確的含義。
那么，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人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嗎？
我的回答是，不可以。
時下，我們的很多學者包括普通國民，在回顧和探對歷史的時候，總是喜歡提到“古代知識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給中國古代的文人土大夫們冠以“古代知識分子”的美稱是不是受了余英時先生的影響，但“古代知識分子”這一名稱已經(jīng)被廣泛認可并經(jīng)常使用了。余英時先生認為西方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于18－19世紀，而中國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國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識分子”了。顯然，這是對“知識分子”的曲解，也將中國的士大夫們無限拔高了。
之所以說“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識分子”，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識分子總有一種對絕對終極的追求。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正義之論，經(jīng)典體現(xiàn)了西方知識分子的這一精神特質：“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卑噙_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這么說：“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學校，它不是一個行動的原則，它是靜態(tài)的，而非動態(tài)的；是規(guī)范的，而非創(chuàng)造性的。”美國學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對知識分子是這樣定義的：“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搗亂分子”。還說“知識分子是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飯的人?！蔽鞣轿幕衽c西方知識分子之所以有如下特質，與西方傳統(tǒng)文化是以基督教為主流密切相關?；浇淌窃谙ＥD文明解體之后，猶太教與希臘文明融合產(chǎn)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猶太教與希臘精神并將其發(fā)揚光大，因而成為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主流。西方文化的這一歷史傳統(tǒng)，鑄就了上述我們所言的西方文化與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西方的理性是一種對終極實體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與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對終極實體的把握過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國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種立足在內在信仰基礎上的實踐理性，而沒有西方特質的形而上學體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別）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為統(tǒng)治者和利益集團所用，他們與權力之間的關系，都是一種附庸關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識分子包括古代知識分子皆與政府、權力集團、以信仰為特色的組織保持相當?shù)木嚯x，絕對不會成為其中的一員，從而形成了獨立的階層或階級。無論是古希臘城邦制時期，還是中世紀的黑暗統(tǒng)治時期，更不用說現(xiàn)代社會，西方的知識分子們一直對政府的不當行為進行批評、對弱者示以援手、對人類社會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成為政府、教會之外的另外一個力量集團。作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獨立于世俗王權并極力維護大多數(shù)人利益。基督教不僅發(fā)揮了對政府的監(jiān)督與平衡作用，也為西方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成長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說：“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fā)展，此后逐漸成長和發(fā)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保ā锻ㄍ壑贰罚┒袊?士"卻緊緊依附于統(tǒng)治階級、利益集團和某些政治組織，并竭盡全力向階級、集團和組織靠攏，甚至將此作為奮斗目標，他們自覺充當統(tǒng)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務的對象只有統(tǒng)治階級，是統(tǒng)治階級、利益集團和政治組織的附屬品。從來沒有形成過獨立的階級或階層?？鬃痈嬲]弟子：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于是，中國的"士"們只對統(tǒng)治者和統(tǒng)治集團負責，大眾利益與他們沒有關系。他們通過為權力服務來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或者說通過自己價值的實現(xiàn)更好地為權力服務。正因為孔孟的儒家學說是一種以實用為目的的投機理論，所以從漢武帝起即被歷代統(tǒng)治者看中，統(tǒng)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學”，而是它的“術”，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已經(jīng)說得很直白了。
由于中國的“士”所處文化理念的實用性和社會角色的獨特性，使得這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最終也沒有培育出一個知識階層甚至在漫長歲月里竟然沒有出現(xiàn)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有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是在信口雌黃，中國古代出現(xiàn)了那么多大文人，難道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孔丘、孟軻、屈原、陶潛、朱熹、魏源不是知識分子嗎？我的回答是：他們只是"士"而不是知識分子。
先說孔子，把他那套實用主義的學說拋在一邊不說，就他的行為也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作為，整天奔走于各國政府之間，乞求接受自己的思想，幻想被政府雇用，可運氣一直不好，有人將他稱之為“喪家犬”，一個沒有骨頭的“喪家犬”能夠是知識分子嗎？一直被我們稱為“愛國英雄”的屈原，他所愛的“國”不過是楚國這樣一個諸侯小國，原先在政府服務，是既得集團中的一員，后因“奸臣”陷害，被頭頭踢除出局，于是便無法承受被拋棄的痛苦，當然也有自己的輔政理想沒有實現(xiàn)的失落，整天瘋瘋癲癲，最后投江而亡。一個把賭注押在政府（據(jù)說還是一個腐敗政府）上的人能稱為知識分子？至于陶淵明，即使將他曾為政府雇員的歷史忽略不計，就他整天自得其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民眾疾苦漠不關心，完全沒有承擔一點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僅如此，眾多的文人一經(jīng)入官場，便迅速進入“角色”，開始為非作歹的勾當。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詞好，人品卻成問題，他看不起浪跡于底層的柳永，對歐陽修以貌取人，科場做王安石的手腳，安插自家人等等。一心討好權貴想撈個一官半職的文人就更多了，如想靠張丞相的舟楫渡上宮廷的孟浩然 ，就連杜甫也不能免俗，八品官被罷之后，還致信皇帝：“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崩畎椎摹疤焐也疟赜杏谩北缓芏嘀R人拿來當作座右銘。其實，這往往正是中國士大夫懷才不遇的自嘆，反映了士大夫的一個基本心態(tài)：等待“明君賢主”的使用。他們不會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有一種成為社會獨立力量的強烈要求，甘愿充當別人的奴隸和工具。幾千里的漫長歷史舞臺上，曾留下無數(shù)文人士者的腳印。卻找不出一個能夠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
我想就蘇格拉底與孔子作一個簡單的比較。蘇格拉底（469—399BC）孔子（551—479BC），他們相距不過七八十年。
蘇格拉底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過的，喜歡在市場、運動場、街頭等公眾場合與各方面的人談論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什么是虔誠？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氣？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識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關于統(tǒng)治你學會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師？在教育無知的人之前你怎樣征服自己的無知？等等。貫穿這些討論的主題就是引導人們認識：在這些對于人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其實人是非常無知的，因此人們需要通過批判的研討去尋求什么是真正的正義和善，達到改造靈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無知。許多有錢人家和窮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圍，向他請教，蘇格拉底卻常說：“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無所知”。他以自己的無知而自豪，并認為人人都應承認自己的無知。
孔子五十一歲的時候，被任命為魯國中都宰(相當于現(xiàn)在的市長)，政績非常顯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當于現(xiàn)在的建設部長)，后又升任大司寇(相當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長兼檢察院長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歲時，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務。據(jù)說孔子杰出的執(zhí)政能力讓齊國倍感威脅，于是設置送魯哀公美女良馬從而讓魯國國君沉溺與酒色中這樣卑鄙的計謀，以此擠走了孔子?？鬃与x開魯國后周游列國，像個喪家犬一般東逃西竄，歷經(jīng)十四載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于公元前484年68歲時返回魯國。由于種種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沒有過大的作為。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可以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yè)上，孔子任魯國司寇;后攜弟子周游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zhí)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chuàng)了私學先驅?？鬃拥茏佣噙_三千人，其中賢人72，很多皆為各國高官棟梁。
孔子及少談論神，拒絕討論來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學。他的教育方式為灌輸式，你們看過《論語》就知道，他教學生都是一問一答的，以一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方式出現(xiàn)在別人面前。蘇格拉底習慣到熱鬧的雅典市場上去發(fā)表演說和與人辯論問題。他同別人談話、討論問題時，往往采 取一種與眾不同的形式。區(qū)別在哪里？區(qū)別在于孔子把學生當作未開墾的荒地，自己只須在上面播種知識就行；而蘇格拉底則不然，他不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有智慧，也不認為別人比自己更有智慧，但他相信一點：和別人辯論，進行思想碰撞是獲取智慧的好辦法?？鬃雍蛯W生的關系是先知對未知的關系，而蘇格拉底則認為人人都可以和他平等地進行辯論?？鬃又苡瘟袊?，一方面是推廣自己的主張，另一方面也是推銷自己的學生?？鬃訛榱俗约旱乃枷牒蛯W生能夠在社會上找到廣泛的賞識者，還采用了一些現(xiàn)成的方法，例如，他提出“忠君”的主張。對君王大唱贊歌，他是完全的實用主義者。而蘇格拉底卻是堅持真理和正義，并且毫不妥協(xié)。這就是他們的區(qū)別。也就是說，蘇格拉底是知識分子，孔子則只是一個士大夫。
在這里，我還想談一談朱熹，這位南宋哲學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繼承人、中國理學的奠基者，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要求人們放棄“私欲”，服從“天理”?？伤约耗?？《宋史》卷三十七記載：南宋寧宗慶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十大罪狀，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國”、“玩侮朝廷”、“為害風教” 、“私故人財”等等，其中還包括“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家婦不夫而孕”。朱熹家的兒媳婦在丈夫死了之后竟然懷孕了，在這樣的家庭誰有這么大的膽子敢上你朱家的女人呢？朱熹還引誘兩個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時還帶在身邊招搖過市。就在其不惑之年卻被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給迷惑了。這位姑娘就是被朱熹譽為“婦德楷模”、“貞烈可風”的節(jié)婦胡麗娘。她不甘當封建禮教的殉葬品，找朱熹尋隙復仇，以她的美色和才藝來引誘朱熹。理學圣人朱熹還是沒有抵擋住誘惑，人欲之火越燒越旺，胡麗娘也逐漸轉恨為愛，二人共浴愛河。當然，朱熹最終對胡麗娘始亂終棄了，沒辦法，他要做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楷模。自己如此放縱，說說漂亮話也就罷了，還不許別人談情說愛，對政敵使使陰招。
嚴蕊是南宋一明官妓，女詞人，面目姣好，聰穎善學，從小自學樂禮詩書，琴棋書畫、詩詞曲賦無不通曉。后成為四方聞名的官妓。嚴蕊坐臺浙江臺州，時任臺州太守叫唐仲友。此人少年高才，風流倜儻。唐見嚴蕊姿色傾國，文采飛揚，盡有眷顧之意，久而久之，嚴蕊成為唐太守紅顏知己。唐仲友是永康學派，反對朱熹的理學。兩人因學派之爭結下怨恨。這一年，時任浙東常平使的朱熹巡行臺州，巡行之時，朱熹連上六疏彈劾唐仲友。其中罪狀之一就是唐與嚴蕊風化之罪，并下令臺州通判黃巖逮捕嚴蕊。在獄中，對嚴蕊施以重刑，象釘竹簽、老虎凳都悉數(shù)施刑，逼其招供。在嚴刑拷打面前，嚴蕊表現(xiàn)了大丈夫氣概，絕不招認與唐有染，她答道：“我身為賤妓，縱與太守為好，也不至于獲死罪，我若昧心招認了，對我不會有大害！但是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幾番審訊，毫無結果，朱熹只得將嚴蕊發(fā)配到紹興。依我看，這個妓女，倒還有點知識分子的風骨。
而朱大人呢， 什么“存天理滅人欲”、“守正直而佩仁義”，“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多高的境界、多美妙的句子，都是在扯淡。這就是理學大師朱熹，這也是很多中國士大夫的本來面目。他們說的和做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這樣的人，能夠稱之為知識分子嗎？
中國現(xiàn)當代的那些“士”們是知識分子嗎？我的回答是：他們更不是。
知識分子在我們的敘述中，不僅是個稱號、名頭，更多的是一個社會角色。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僅是指他所具有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其作為一個社群在社會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而言的。
班達說過：“知識分子的法則是，當全世界都匍匐在作為世界主宰的非正義之前時，他卻屹立不動，用人類的良心來反對它，這類值得我們尊敬的人有在愷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圖和在拿破侖面前不愿喪失氣節(jié)的基督教的神甫們?！保ā吨R分子的背叛》）（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演說家，公元前195年的執(zhí)政官加圖的曾孫。他出生于公元前95年的羅馬, 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 曾擔任羅馬元老院執(zhí)行官。前49年，加圖要求元老院正式解除愷撒任期已滿的地方長官職權，并命令愷撒作為公民、不受地方總督法律豁免權保護地返回羅馬。愷撒愿意和小加圖談判并作出讓步，小加圖沒有答應。不愿喪失權力的愷撒，于是向對元老院宣戰(zhàn)，小加圖隨執(zhí)政官對愷撒進行了抵抗，但最終失敗。小加圖沒有逃跑，自殺身亡）。
現(xiàn)在很多人習慣把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具有一定專業(yè)知識的甚至不依靠體力勞動維生的人稱為知識分子，有些有那么一些知識積累者也自詡為知識分子，這讓人很不自在甚至說很尷尬。因為在現(xiàn)當代，我們的多數(shù)“士”們不僅沒有為正義、公平盡一份力，如同一個聾子和瞎子，還為虎作倀、自相殘殺，反右開始之后，我們很多的“士”們不是堅持正義與強權斗爭，而是互相算計，無中生有，無線上綱，將自己的同類甚至親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弄虛作假、顛倒黑白，使出渾身解數(shù)為利益集團說話，已經(jīng)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些被我們一直尊崇的“大師”級人物，離知識分子也還有一段距離。梁涑冥以敢于直諫著稱，也說了很多真話、直話，但他把自己放置于臣子的地位，自然只能乞求毛澤東的“雅量”了。黃炎掊是一個標準的“諫臣”，以和毛澤東的“窯洞夜談”聞名于世，后來他又向毛進言：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乃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huán)。據(jù)傳說，在中共高級統(tǒng)戰(zhàn)對象中，黃炎培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如果將這些人稱之為知識分子，那么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寧的。
提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算作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盡管陳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但自由思想?yún)s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來。其實，他是有機會去表達的，但他放棄了。因為放棄自由表達，所以就放棄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資格。相對于一個有獨立人格的文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因此，照薩義德和班達的標準，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稀少。在中國政府的許多重大政治和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政策上面，很少聽到知識人（我覺得這樣稱呼他們比較準確）的不同聲音。能夠聽到的基本上都是對權力意志合理化的各種闡釋。知識有時能夠帶來權力，很多知識分子也常常迷戀權力。盡管歷史證明，一旦知識人涉入政治領域，通常都是以災難告終，但我卻覺得，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是必要的，甚至參加政府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有參與才可能有改變。其實，知識分子是無法割斷與政治的聯(lián)系的，獨立于政府之外——我的理解是指按自己的尺度去評判政府行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參政、更不是與政治脫離關系。政治也好，政府也好，都關系到全體民眾的利益。法國學者戴維.C沙爾克說：“在知識分子和參政之間曾經(jīng)存在，可能現(xiàn)在仍然存在一種密切關系。” （《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但是，參與政治的方式應該是光明正大的，不是躲在后面做一些煽風點火的勾當；參加政府則應該參加那些合法的被大多數(shù)國民認可的政府，因為那樣的政府才不可能是屬于少數(shù)人的沙龍，才有你說話的自由。
科塞對知識分子充滿了理解和尊重，他希望今天的知識分子在面對種種誘惑的時候，能繼續(xù)履行其與生俱來的批判職責，充當“民族的觸角”。所謂“民族的觸角”就是指在行為中勇于探索、維護公正。辛亥革命之后的二三十年間，中國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且形成了一個個小團體，但遠遠沒有成為階級或階層。當代中國，也不是沒有知識分子，只是為數(shù)太少，而且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法學家賀衛(wèi)方、張千帆、美國問題研究專家資中筠、作家章詒和、歷史學家秦暉、袁偉時、傅國湧等等，都配稱之為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沒有刻意隱瞞真象，也沒有昧著良心說瞎話，他們的言論沒有違背基本常識，特別是人的基本需求——公平自由和快樂生活。有些人，比如孔慶東、司馬南之流，根本與知識分子南轅北轍，口口聲聲向往朝鮮、口口聲聲討厭美國的人，卻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國、韓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禍國殃民的文革情有獨鐘，這樣的人，能稱為知識分子嗎？御用文人而已。前不久紅極一時的周小平，且不說他到底有多少知識，除了在網(wǎng)絡上摘抄一點東西外，究竟讀過幾本書，就他那種邏輯混亂的、拿某國的所謂光明面與他國的陰暗面對比的卑劣手法，連知識人也算不上。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專家、教授、學者、作家、科學家和學富五車滿腹經(jīng)綸之人，但知識分子卻相當稀少。
知識分子成了“稀有動物”，然而，這并不說明知識分子就是完美無缺的，他們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不是苦行僧，也有缺點、錯誤甚至卑鄙下流的行為，英國人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書，就對盧梭、托爾斯泰等享譽全球的大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可恥行為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批判。但盧梭等人仍然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公共事務和事關人類命運的問題上發(fā)出了自由的聲音、表達了公正的立場，還因為他們沒有忘記或者說沒有完全忘記“頭頂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保档抡Z）
中國知識人與知識分子的距離有多遠呢？
如果有人問我，“士”或者說“知識人”與“知識分子”之間還有多少距離，我會回答說：僅有一步之遙。
中國的“士”與“知識分子”之間表層上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知識面廣，具有某些方面的專業(yè)技能，有自己的見解，有體面的工作，受到大眾尊敬等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只要敢于往前再走一步就成為知識分子了。然而，這看似不大的一步卻異常艱難，中國的少數(shù)“士”們基本上只是在邊緣徘徊（多數(shù)圍繞在權力周圍），他們既想讓良心安寧或者留下一個好名聲又缺少跨躍過去的勇氣。因為跨過去之后就意味著荊棘遍地甚至萬丈深淵，而他們的后面則是綠草鮮花、美酒佳肴?？邕^去就必須脫胎換骨，獲得的和即將獲得的利益也必須完全拋棄。如今的一些中國知識人充其量也只是現(xiàn)代的“士”，文化的身體的原因，都讓他們無法放棄既得利益的?？墒?，他們卻又十分看重“士”或者“知識分子”之類的身份，而在中國要獲得這個身份認同最好的方式是被“招安”。如果說他們在被“招安”前尚有一些真知灼見和責任感的話，那么，一旦被“招安”，他們就會不斷修改自己的真知灼見，以求符合主流要求，或許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有一些“出格”之舉，其目的是為了最終能夠被“招安”。他們十年寒窗，吃過無數(shù)的苦，對于一些問題也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模糊的，隨時會發(fā)生更改和變化，只是，更改和變化的條件不是認識的深入，而是現(xiàn)實的需要。他們不可能對世界進行深入研究，更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公開自己的思想。他們是在壓制自己的“不切時宜”的思想的過程中，讓自己逐步變成白癡和御用工具。
如果說他們中的部分人過去曾經(jīng)是知識分子的話，顯然，他們已經(jīng)背叛了“知識分子”，正如班達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背叛行徑在于接受了非知識分子的實踐價值。知識分子如果還保持節(jié)操，他可以接受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為它以及它的主要價值（個人自由、正義和真理）都不是實踐的?！保ā吨R分子的背叛》）你能說，上個世紀五十時代初期，我們的一些大知識人在組織還沒有對他們進行大規(guī)模清剿的時候，就痛哭流涕說自己幾十年的著書立說都是廢紙一堆、要脫胎換骨全部都是假話嗎？這就是中國的知識人，他們對自己從來都是缺少把握的，他們根據(jù)政治形勢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包括不斷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所以，有些人在被迫害致死的時候還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有些人從牢房出來之后就諄諄告誡世人，不要計較過去，要向前看。中國的知識人除了竭盡全力為利益集團服務之外，就是喊幾句空洞漂亮的口號，將子虛烏有的東西描繪得美妙無比，比如：我們將來的社會如何平等、美好之類，并煞有介事地號召民眾開展思想解放。博蘭尼曾經(jīng)說過這樣的話：“如若思想和理性自身空無一物，要求思想解放將毫無意義?！保ā蹲杂傻倪壿嫛罚┒覀兊摹笆俊被蛑R人卻在長期從事著毫無意義的工作。誠然，對自己的背叛并不只有中國的“知識分子”，西方也不例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對1840至1940年間德國知識分子的背叛進行了嚴厲批判：“后來，德國的學者和科學家們，除了少數(shù)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統(tǒng)治者。這種作風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全部歷史中是最令人沮喪、令人感到可恥的一幕。”博蘭尼在《自由的邏輯》中也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lián)一些科學家為迎合政府主張放棄基本科學態(tài)度的荒唐行為也進行深入剖析，認為這些人已經(jīng)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立場。唯一區(qū)別在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背叛更普通、更經(jīng)常、更徹底。
導致中國的“士”或者說“知識人”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中的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集體主義和包容意識，這是對中國文化的天大誤會和有意誤讀。所謂集體主義不過是權力擁有者和政治上搶占先機者，讓他人犧牲個人利益的借口；所謂包容更是騙無知者的把戲。二千多年了，除了儒法那幾套招數(shù)，還容忍過其他嗎？正因為中國文化的極度自私，才產(chǎn)生了一批又一批沒有骨氣、沒有思想、沒有責任心的“士”。
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現(xiàn)代文人也要千方百計靠攏、討好權力中心，并以此為榮。而西方文人不這樣，他們要么出身貴族，要么是醫(y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經(jīng)濟上的獨立是他們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的基礎。中國的情況很特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統(tǒng)領一切。但話又說回來，造成中國皇權無限膨脹的根源不就是那些文人和“士”的思想和鼓噪嗎？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士人們在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熏陶和養(yǎng)育下，逐漸形成了“士”特有的主體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從屬參與”。中國的“士”也就是知識人，對級別、地位、榮譽特別在乎，一些人在含冤受辱之后，總是乞求當局為自己“平反”，好像“平反”之后，才能夠挺直腰桿，自己把自己不當人看。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算是知識人吧，他們自己也把自己當知識分子看待，可為了一個主席、副主席職位爭得頭破血流，明槍暗箭齊用。不悲哀嗎？中國“士”不能等于知識分子關鍵在于他們有極強的依附性——這是或為奴才或為人、或為士或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里，我想和大家說說俄國十二月黨人妻子和情人的故事：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他們的妻子與“罪犯丈夫”斷絕關系，為此他還專門修改了沙皇法律不準貴族離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貴婦提出離婚，法院立即給予批準。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shù)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堅決要求隨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亞！迫于情勢，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應了她們的要求。但政府緊接著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對她們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妻子，將不得攜帶子女，不得再返回家鄉(xiāng)城市，并永久取消貴族特權。這一法令的頒行，無異于釜底抽薪，這就意味著：這些端莊、雍容、高貴的女性將永遠離開金碧輝煌的宮殿，離開襁褓中的孩子和親人，告別昔日的富足與優(yōu)裕！但是，沒有幾個妻子不是選擇與丈夫流放西伯尼亞，因為她們都是一群知識分子，還有很多是法國人，甚至與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只是情人關系。
作為知識分子的擔當（對青年學生的幾點希望）
如果你們不只是想做個掙錢活命的動物，如果你們不愿把頭腦典當給別人，如果你們想成為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那么，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學會承擔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啟蒙的責任、揭露真象的責任、堅持正義的責任?！拔逅摹边^去都快一百年了，啟蒙的任務遠未完成，非但沒有完成， 某種程度上，人們的認識水平、分辨能力，還有相當?shù)耐瞬?，甚至連基本常識都不具備。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嚴峻現(xiàn)實。面對這個嚴峻現(xiàn)實，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以李慎之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曾經(jīng)發(fā)出了“回到‘五四’，重新啟蒙”的號召，可惜應者寥寥。即使與九十年代末期相比，我們的物資生活水平已經(jīng)大幅度提高，表面上，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讓我們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和獲取更多信息的可能，但實際上，相當多的人卻被物化了或者說正在被物化，還有一些人則仍然停留在文革時甚至更早一些時期的思維定式里或者說根本就不曾有過正常的思維能力。在我看來，如果不及時進行一場“五四”似的全面的思想啟蒙運動，我們的國家將無法真正的現(xiàn)代化，我們的人民更是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毫無疑問，任何思想解放運動，都應該是而且必須是知識分子唱主角，否則，那就是只是一句空話。
不管我們現(xiàn)在多么富有，我們的部分國民的生活多么地豐富多彩，但是，我必須說，我們的很多人，已經(jīng)喪失和正在喪失判斷能力甚至思維能力，我經(jīng)常與知識人打交道，我的同事也基本上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們對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如民主、人權、個體與集體、法治與人治、責任與義務、制度與自由，幾乎一無所知或者毫無興趣，所知道的也是幾千前的荒唐觀念。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客觀事實。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在被物化的過程中，不愿去思考，去辨別，加上缺少提示和提醒，久而久之，要么成為色盲，視而不見，即便見了也分不清黑白是非；要么隨波逐流，跟著別人瞎起哄。這些年，各種不可理喻、違反基本常識的事情隨時可見、隨處可見。美國“9．11”事件發(fā)生之后，我們不僅有人在國內載歌載舞，大肆慶祝，就連到美國訪問的新聞從業(yè)人員在當事國的國土上還不忘歡呼雀躍；全球頭號恐怖大亨拉登被美軍擊斃之后，許多人將其視為英雄“沉痛悼念”，在所有網(wǎng)站進行的民意調查中，有超過60%的參與者或者為拉登鳴冤叫屈或者罵美國慘無人道；北大某教授對希望采訪他的記者大暴粗口之后，我們相當多的民眾竟然公開稱贊“罵得好”；明明文革禍國殃民，當一些別有用心的教授、學者為文革大唱贊歌時，我們很多人還跟著叫好；明明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也是一件簡單可行的政治制度，連溫家寶總理都說：“我堅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xiāng)，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笨晌覀兒芏嗳藚s說中國人素質太差，不適合民主制度；一些人對于部分民眾的民主祈求，給出的理由是中國人素質太差，條件不成熟，當一些民眾對中國人的一些行為提出批評時，還是這些人，卻說中國人最聰明，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發(fā)達的文明……
有些所謂的學者和知識人，經(jīng)常在報刊和主流網(wǎng)站上發(fā)表長篇大論，論證西方憲政的虛偽和我們制度的優(yōu)越。其主要論據(jù)就是導師的理論和一些空泛的大話，比如說，西方憲政都是為資產(chǎn)階級服務的，人民大眾根本沒有權利，西方也有腐敗，西方也有獨斷專行……我們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比西方議會制度先進，我們的30年超過某些資本主義國家300年的資本積累，我們正在加大反腐力度……
我覺得這些人缺少了作為人的最起碼的良知。作為知識人，不可能不知道人類社會的最大追求是什么，不可能不知道官員自己監(jiān)督自己有多大作用，不可能不知道權力需要相互制約，不可能不知道經(jīng)濟上的放開與政治上的不透明，將會導致更多的權力尋租，不可能不知道我們的官員隊伍中腐敗和職務犯罪的比例有多高，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問題官員為什么十年八年都告不倒，不可能不知道現(xiàn)在的生產(chǎn)力水平與二三百年前的生產(chǎn)力水平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人口總量占世界五分之一……
其實，這些他們都知道，但他們就是不愿正視，不去承認，昧著良心說瞎話。他們總是危言聳聽，嚇唬決策者：憲政和民主是動蕩的根源，并以蘇聯(lián)解體為例。他們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動蕩的國家不是因為有了憲政和民主才動蕩，恰恰是沒有憲政和民主或者說憲政和民主不健全才動蕩。一個真正實現(xiàn)憲政民主的國家是不容易發(fā)生大的動蕩的。憲政民主并不是完美無缺，但它的好處已經(jīng)被充分證明了，東西德、南北朝鮮、中國臺灣，這些活生生的例子已經(jīng)足夠說明問題了。為什么我們一些人還要強詞奪理呢？一些人反對資本主義、仇視資本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東西不可信，卻又時常拿某些資本主義政要、學者對己有利的言論作為有力證據(jù)來證明我們的偉大正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我真的很困惑，明明是好的東西，是可以讓大多數(shù)人有尊嚴生活的制度，我們某些人為什么就愿意承認，明明是三歲小孩都懂得的常識，都應該分辯出優(yōu)劣的事物，我們某些人為什么就沒有這種常識。難道說就是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嗎？可是，我看到某位尚有良知的學者寫過一篇文章，他說，其實憲政最能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有了憲政，那些財產(chǎn)來歷有明和不明的都不用慌忙移民國外了，多好的事啊。
我不知道某些人是否想過，當有一天你的親人被無緣無故地剝奪了自由、財產(chǎn)，當你因為種種原因浪跡邊緣的時候，當你十年八年申訴無果的時候，你是否還反對憲政？在很多問題上，某些知識人完全喪失了良心。
偏偏一些腦殘的愛國賊特別受追捧——從執(zhí)政者到不懂事的憤青，他們舉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大旗，控訴西方的腐朽沒落和兇殘罪惡，歌頌中國的文明進步繁榮和諧美好，譴責一些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批評，要求人們認同現(xiàn)體制，否則就是辜負這個時代。稍微懂得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差距在哪里，中國人與人類社會的其他成員一樣也渴望有尊嚴的生活，中國人并不是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有其他國家的國民相同的追求。一些人常常與中國特殊和國家利益為晃子，剝奪其公民權，試想，國家再強大，老百姓的日子卻苦不堪言、那要這種強大干什么？
用大人物的一句話來說，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你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你們應該勇敢地站出來，承擔起一個知識人應該承擔的責任。
謝謝大家！
主要參考書籍：
（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3月）
（法）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4月）
（英）約翰遜《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英）博蘭尼《自由的邏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美）科塞《理念人》（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
（法）西里內利 編《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
（美）費正清《中國：傳統(tǒng)與變遷》（吉林出版社，2008年4月）
（美）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風雪中那美麗的堅守》（《讀者參考叢書》76）
（演講稿主要內容曾以《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為題發(fā)表于《粵海風》2012年第五期。）
【作者簡介】倪章榮，筆名楚夢，湖南人。作家，文史學者。
總編輯：湖畔煙樹
執(zhí)行編輯：艾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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