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內三寶”傳奇之三
毛公鼎何以去了臺北故宮博物院
任宗儒
號稱晚清“海內三寶”之首的毛公鼎，又與大盂鼎、虢季子白盤、散氏盤被金石學家譽為晚清“四大國寶”。現(xiàn)為“中國十大傳世珍寶之一”。
毛公通常指毛叔鄭，本名姬鄭，周宣王叔父，也是周宣王非常信賴和重用的股肱之臣。被封于毛國（今河南原陽縣），其爵位為公爵，因此史書又稱他為毛公。毛公是毛姓始祖。
毛公鼎制作于西周宣王時期，約2800年前。周宣王即位之初，邀請叔父毛公協(xié)助治理國家。毛公接受任命，鑄造此鼎，作為紀念，以傳示子孫。
毛公鼎是易手最多的一件文物，它一路走來，命運多舛，差點飄零海外。為什么毛公鼎最終去了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此事得從頭說起。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取土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毛公鼎。關于毛公鼎以后的經歷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古董商聽聞此事后，以300兩白銀購得此鼎。但在運回家時，被同村村民董治官以鼎出土于兩家相交地界為由阻攔。古董商不僅未能運走毛公鼎，反而遭到董治官父子毆打。古董商不甘心，出了錢，又挨了打。于是就賄賂岐山縣令，董治官遂被逮捕入獄，鼎被運至縣衙后轉交古董商，古董商悄悄運走，秘藏于西安。此后又輾轉到了古董商蘇億年手中。
另一種說法出自《陜西金石志》，其記載云：毛公鼎“由爛銅鋪在鄉(xiāng)間收買，運省備熔化，為蘇億年瞥見，以市錢六十千購得之，運亰出售，稀世之寶，乃得流傳”。兩種說法雖存在差異，但均提及古董商蘇億年獲得毛公鼎，并將其運至北京準備出售。
話說蘇億年蘇兆年兄弟倆在北京琉璃廠經營古玩鋪子永和齋，他倆深知毛公鼎的價值，得到此鼎后一直在尋覓合適的買家。當時，京城有一位著名的金石學家、收藏家叫陳介祺，此人對青銅器收藏興趣濃厚且鑒賞能力頗高。陳介祺，字壽卿，號簠齋。19歲時便“以詩文名都下”。道光二十年考中進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職。他雖身處官場，卻對金石文字的收集與考證滿懷熱情?！肚迨犯濉贩Q贊“介祺績學好古，所藏鐘鼎、彝器、金石為近代之冠 ”。陳介祺和蘇億年兄弟是老雇主關系，他剛從蘇氏兄弟手中購得天亡簋。陳介祺特別喜愛帶有文字的青銅器，曾叮囑蘇億年：“如有再出字多之器，千萬不可失之。切屬切屬！千萬千萬！”因此，蘇氏兄弟在得到字數(shù)極多的毛公鼎后，自然將陳介祺列為第一買家。
陳介祺卻差點和毛公鼎失之交臂。據陳介祺的后人陳繼揆回憶：當時京城不乏能夠出高價購買毛公鼎之人，而陳介祺剛購回天亡簋，資金并不充裕。此外，陳介祺父親也不支持他購買毛公鼎。陳介祺父親曾為道光皇帝的老師，官至三部尚書。多年謹慎為官的本能使他擔憂其子重金購得寶鼎會招來橫禍。然而，陳介祺對毛公鼎一見鐘情，難以釋懷。父親去世后，陳介祺再次與蘇氏兄弟聯(lián)系，終于在清咸豐二年（1852），將毛公鼎收入囊中。陳介祺得到毛公鼎后，視若珍寶，將其深藏于密室。他憑借深厚的史學功底和金文辨識能力，精心拓印了毛公鼎銘文，并對其潛心研究，考釋出銘文中的大部分文字，為后世學者研究毛公鼎銘文奠定了基礎。此后，毛公鼎在陳介祺家中保存了近半個世紀。其間，陳介祺對其秘而不宣，鮮有人能目睹其真容。
1902年，隨著陳介祺病故，毛公鼎的命運發(fā)生了轉折。他的后人將毛公鼎出售，這件稀世珍寶于1910年落入兩江總督端方手中。端方是清末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對文物興趣濃厚，他費盡心思獲得了毛公鼎，視其為稀世之物。然而命運捉弄人，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朝廷派往四川鎮(zhèn)壓保路運動，途中被革命軍殺死。端方死后，因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將毛公鼎典押給俄國人在天津開辦的華俄道盛銀行。當時，英國記者辛浦森愿出5萬美金向端家購買毛公鼎，端家嫌價格過低，不肯出手。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愛國人士極力呼吁保護國寶，毛公鼎又輾轉到了當時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后來擔任國學館館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手中。葉恭綽視之珍若拱璧，將其存放在大陸銀行。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葉恭綽為躲避戰(zhàn)亂前往香港，毛公鼎未能帶走，藏在上海的寓所。葉恭綽深知毛公鼎的價值，囑咐其侄子葉公超有朝一日將寶鼎捐獻給國家。然而，葉恭綽家中后來發(fā)生內訌，幾房妻妾為分割財產紛爭不斷，姨太太潘氏暗中向日軍憲兵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由于葉恭綽當時是用假名購買毛公鼎的，日本人無法查明其下落。葉恭綽得知消息后，急忙電告上海的侄子葉公超，務必保護好國家文物。葉公超謹遵叔父教誨，面對日軍的拷問，誓死不肯透露寶鼎下落，后被關進了日軍監(jiān)獄。葉恭綽為救侄子性命，制造了一只假鼎交給日軍，葉公超才得以釋放。
1941年夏天，葉公超帶著毛公鼎秘密逃往香港，投奔叔父。不久，香港亦被日軍占領，葉家又托德國友人將毛公鼎輾轉運回上海。后來，由于生活所迫，葉家將毛公鼎典押給銀行。幸得巨賈陳永仁出資贖出，使得毛公鼎免于流落海外。
1946年，陳永仁懷著對國家的熱愛之心和對國寶的敬重之情，將毛公鼎捐獻給了當時的國民政府。次年，毛公鼎由上海運至南京，收藏于“國立中央博物院”。1948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大量珍貴文物隨之南遷臺北，毛公鼎亦在南遷文物之中。
1965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建成，毛公鼎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被放置在商周青銅器展廳最顯著的位置上，向世人展示著其獨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這便是毛公鼎最終流落到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大致經過。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 腹深27、2厘米，口徑47厘米，重34、7千克。其造型端莊穩(wěn)重，口大而腹圓，雙立耳厚實且高大，頸部飾有兩道凸弦紋，其間的重環(huán)紋簡約古樸。腹部呈半球形，三蹄足堅實有力，整體彰顯出雄渾大氣之美感，體現(xiàn)出西周晚期青銅器的典型特征。
最為珍貴的是毛公鼎內壁鑄有銘文499字，是目前所見商周青銅器銘文中最長者，也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銘文分為七段，記載了周宣王對毛公的冊命、賞賜、任命其管理政務等內容。為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禮儀、人事等提供了第一手極其珍貴的資料，對于了解西周的社會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填補了許多歷史研究空白。文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郭沫若稱贊其價值抵得上一部《尚書》。
毛公鼎銘文的書法多為大篆，筆畫流暢，結構嚴謹，是西周晚期金文書法的經典之作。其書法風格具有獨特的魅力，筆畫粗細均勻，起止筆圓潤自然，結體端莊穩(wěn)重，布局疏密得當。對研究古代書法藝術的演變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也為后世的書法家提供了寶貴的學習和借鑒范本。許多書法家都曾臨摹毛公鼎銘文以汲取書法藝術養(yǎng)分。清末書法家李瑞清贊嘆“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書生不讀《尚書》也。”
毛公鼎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作為西周晚期青銅器的杰出代表，造型端莊，工藝精湛，體現(xiàn)了當時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承載著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深厚底蘊，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實物見證。毛公鼎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價值，是研究古代青銅器制作工藝、審美觀念等方面的重要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