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緣視角的觀照下歷史事件也被賦予了情感的底色。當“我”在早稻田大學的講堂上叩問父親當年的蹤跡，當“我”在東京的土地上撒下家鄉(xiāng)的38粒黃豆，當“我”為父親與陳獨秀同在東京卻未曾謀面而深感遺憾，這些細節(jié)都超越了單純的歷史回溯，成為兒子對父親的深情追思?！?8粒黃豆”這一意象尤為動人，它既是家鄉(xiāng)對游子的牽掛，也是父親青春與理想的象征，“‘38’的寓意何等深遠/它暗示一個不老的青春/永恒在歷史的天幕/光照天地不枯不朽”。這種將個人情感與歷史記憶相結(jié)合的寫法，讓詩歌既有歷史的厚重感，又有情感的穿透力，實現(xiàn)了“以情動人”與“以史育人”的完美統(tǒng)一。
更值得稱道的是這種親緣視角并未削弱李大釗的英雄形象，反而讓英雄的偉大更加真實可信。在描寫李大釗奮筆書寫《警告全國父老書》時，詩歌先鋪墊了他作為游子的思鄉(xiāng)之情與作為父親的牽掛，再展現(xiàn)他面對國難時的毅然決然。這種“先見其情，再見其志”的敘事邏輯，讓讀者看到，李大釗的英雄氣概并非與生俱來的孤高與決絕，而是源于對家人的愛、對故土的眷戀、對國家的忠誠。他的“左肩擔日月兮志強，右肩撐風雨兮英揚”，是在“顧盼疆兮故鄉(xiāng)，云霧遮兮迷惘，惟憐妻兮淚汪”的柔情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擔當。這種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英雄形象，遠比符號化的英雄更具感染力與感召力。
意象建構(gòu)核心符號承載的精神演進與歷史縱深
意象是詩歌的靈魂也是詩人表情達意的重要載體，在《燭火之殤／李大釗詩傳》上半部分中，峭巖精心構(gòu)建了一系列極具象征意義的核心意象，這些意象不僅貫穿全詩，成為串聯(lián)歷史事件與人物情感的線索，更承載著李大釗的精神演進與詩歌的歷史縱深，形成了一個意蘊豐富的意象體系。
“燭火”是全詩的核心意象，也是李大釗精神的集中象征。詩歌開篇便以“高粱大豆的田野，一炷燭火啊”為題，將“燭火”與養(yǎng)育李大釗的燕趙大地緊密相連，暗示這炷燭火是從鄉(xiāng)土中孕育而生的希望之光。在第二歌中，母親交給父親的“那盞油燈”，是“父親的寶貝呀/黑夜的眼睛”，這盞油燈既是照亮父親異國求學之路的物理之光，也是支撐他救國理想的精神之光。在第三歌中，“我看到一炷燭火/那光芒直射穿門窗的玻璃/朝著黑夜燎燒/‘嗞嗞’地吟唱著/燒著了子夜的黑長衫”，這炷燭火成為李大釗伏案寫作、傳播新思想的象征，它在黑暗中燃燒，代表著真理與希望，預(yù)示著舊制度的崩塌與新社會的誕生。從鄉(xiāng)土中的燭火，到異國他鄉(xiāng)的油燈，再到傳播思想的火炬，“燭火”意象的不斷演進，對應(yīng)著李大釗從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革命先驅(qū)的精神歷程，也象征著中國革命從萌芽到發(fā)展的歷史進程。
“青春”是上半部分另一個核心意象，集中體現(xiàn)了李大釗的思想核心與救國理念。在第三歌《呼喚青春之中華》中，峭巖用大量筆墨闡釋了李大釗的“青春觀”，將“青春”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結(jié)合。“致我青春之我，/我之家庭為青春之家庭，/我之國家為青春之國家，/我之民族為青春之民族”，這里的“青春”不再是單純的年齡概念，而是一種充滿活力、勇于革新、永不枯竭的精神狀態(tài)。詩歌將“青春”與華夏文明的歷史脈絡(luò)相連，指出中華大地的“青春底色”是“夸父逐日的神奇/精衛(wèi)填海的毅力/愚公搬山的氣概/大禹疏流的善舉”，是“詩經(jīng)”“楚辭”“史記”等文化經(jīng)典，是歷代英雄豪杰的抗爭精神。這種對“青春”意象的深度挖掘，讓李大釗的“青春中華”理想有了堅實的歷史根基與文化底蘊，也讓詩歌的主題得到了升華——呼喚青春之中華，不僅是呼喚一個年輕的國家，更是呼喚一種永葆活力、勇于進取的民族精神。
詩歌中還出現(xiàn)了“黃豆”“丁香樹”“晨鐘”等一系列輔助意象，它們與核心意象相互呼應(yīng)，豐富了詩歌的內(nèi)涵。“黃豆”象征著鄉(xiāng)土情懷與生命韌性，是連接李大釗與故鄉(xiāng)的情感紐帶；“丁香樹”“身子一出土便擰著勁向上長”，象征著李大釗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品格；“晨鐘”則出現(xiàn)在第四歌的標題與篇頭詩中，“鐘發(fā)暗夜兮聲震曉天，星斗顫栗兮東方破暗”，象征著李大釗作為思想先驅(qū)，以筆為槌，撞響了喚醒國人的晨鐘，預(yù)示著黑暗的終結(jié)與黎明的到來。這些意象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立體的意象網(wǎng)絡(luò)，既承載著詩人的情感與思考，也讓歷史敘事更加生動形象，富有詩性張力。
歷史敘事詩性重構(gòu)中的真實與超越
作為一部詩傳《燭火之殤／李大釗詩傳》上半部分的核心任務(wù)是還原歷史、再現(xiàn)李大釗的人生軌跡與思想演進。但峭巖并未陷入對歷史事件的簡單羅列與復(fù)述，而是以詩性的筆法對歷史進行重構(gòu)，在尊重歷史真實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了對歷史的藝術(shù)超越，讓歷史敘事既有真實性，又有感染力。
詩歌對歷史事件的選擇與編排極具匠心，上半部分聚焦于李大釗人生的關(guān)鍵節(jié)點，故鄉(xiāng)成長、東瀛求學、呼喚青春、北上赴京，通過這些節(jié)點的串聯(lián)，清晰展現(xiàn)了李大釗思想從萌芽到成熟的演進過程。在第二歌《東瀛，櫻花飄香時》中，詩歌詳細描寫了李大釗留學日本期間的經(jīng)歷：目睹靖國神社“游就館”中掠自中國的珍寶而心生憤慨，面對“二十一條”的喪權(quán)辱國而奮筆書寫《警告全國父老書》，與陳獨秀在《甲寅》雜志上的“紙上交談”，為討伐袁世凱而往返中日兩國最終被早稻田大學除名。這些歷史事件都有明確的史實依據(jù)，保證了詩歌的歷史真實性。而詩歌的高明之處在于，它并非對這些事件進行平鋪直敘的記錄，而是通過“我”的視角與情感體驗，將歷史事件轉(zhuǎn)化為詩性的敘事。例如，在描寫“二十一條”時，詩歌并未直接羅列條約的內(nèi)容，而是用一連串的排比句揭露其本質(zhì)：“那是一個割你肉不讓喊疼的‘二十一條’呀/那是一個肢解華夏五臟六腑的‘二十一條’呀/那是一個提著長劍叫你下跪的‘二十一條’呀”，這種極具情感沖擊力的表達，讓讀者深刻感受到了當時的民族危機與李大釗的悲憤之情，比單純的歷史陳述更具感染力。
詩歌對歷史人物的塑造也實現(xiàn)了真實與超越的統(tǒng)一。除了李大釗詩歌還刻畫了陳獨秀等歷史人物，展現(xiàn)了他們與李大釗之間的思想交流與情感聯(lián)結(jié)。在描寫“南陳北李”的交往時詩歌既還原了他們“同在東京，同求救國”卻“未曾謀面”的歷史事實，又通過“兩顆心在紙上展開了交談”的詩性想象，展現(xiàn)了他們之間的思想共鳴與精神契合。這種寫法既尊重了歷史的偶然性，又凸顯了歷史的必然，兩位偉大的思想先驅(qū)，即便未曾謀面也會因為共同的理想與追求而產(chǎn)生精神上的共鳴。此外詩歌還通過對李大釗家庭背景成長環(huán)境的描寫，還原了他思想形成的根源：祖父李如珍的“懷德堂”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熏陶，樂亭這片“170年間出進士16名，舉人142名、貢生226名”的文化沃土的滋養(yǎng)，村前青紗帳與家院丁香樹賦予他的堅韌品格。這些細節(jié)描寫讓李大釗的思想演進變得順理成章，也讓人物形象更加真實可信。
詩歌的歷史敘事還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guān)照，實現(xiàn)了對歷史的超越，在第三歌《呼喚青春之中華》中，詩歌不僅再現(xiàn)了李大釗當年對“青春中華”的呼喚，更通過對“青春”意象的深度闡釋，將這種呼喚與當代讀者的精神追求相連。“百金買駿馬，/千金買美人，/萬金買爵祿，/何處買青春？”這句引自李大釗的名言，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而詩歌對華夏文明“青春底色”的挖掘，對歷代英雄豪杰抗爭精神的歌頌，也為當代讀者提供了精神滋養(yǎng)，讓歷史不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能夠照亮當下、指引未來的精神財富。這種將歷史與現(xiàn)實相連的寫法，讓詩歌的歷史敘事具有了超越時空的價值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