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與性惡的當代啟示
一 再說《善良，是生命的最好底色》
文/李咸化(山東濟南)
題序: 乙巳年冬月在網(wǎng)絡上發(fā)了一篇短文《善良，是生命的最好底色》，寫此目的主要是本人受儒家學說影響較深，故而倡導"人生在世要修身養(yǎng)性，積德行善，從良棄惡″。倡導善良，是因為有邪惡，丑惡的存在。不少群友對人性的善惡提出了異議，也引起了我的反思，這也許是我長期從事教師，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職業(yè)病吧？只強調了人性的正向一面。實際上善良與邪惡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都是人性的表現(xiàn)。記得恩格斯有句話:人是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除了他的人性，必然還帶有他的獸性。中國封建社會的啟蒙教科書《三字經(jīng)》開篇即講，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生來就是善良的，其實我很早就不贊成這個說法，后來學法律更加堅定了我的認識，性本善的另一面，會是人之初，性本惡。人是高級動物，動物的本能，先天性是弱肉強食，自私貪婪，同類相殘…這些都會在人身上體現(xiàn)，人之有善，乃后天教化。但天生的野性、兇殘并未完全退化，沒有嚴刑峻法靠教化還不能遏制，這就是性善論與性惡論之爭的交點，故而寫此文，進一步討論人性，與群友商榷，懇請諸友教正。
關于人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爭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綿延兩千余年。儒家與法家作為先秦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學派，分別以“性善論”與“性惡論”構建起各自的思想體系，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倫理與社會治理，也為我們今天理解人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儒家的“性善論”以孟子為代表。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如同“水之就下”，是自然天成的本質。他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四端”如同種子，若加以培養(yǎng)便能生長為“仁、義、禮、智”的美德。在孟子看來，惡人并非天性本惡，而是“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如同樹木被斧砍伐而不能生長。因此，儒家主張通過道德教化喚醒人的善性，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將個體善性推廣至社會治理，形成“為政以德”的德治傳統(tǒng)。
與儒家針鋒相對，法家以韓非子為集大成者，提出“性惡論”。韓非子認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人性本質上是趨利避害的，如同“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并非出于惡意，而是利益使然。在法家眼中，道德教化如同“以瓢測?！?，難以改變?nèi)诵缘谋举|，唯有依靠“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手段，以嚴刑峻法約束人的行為，才能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韓非子曾言“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正是對法治必要性的強調。
細究兩派論爭，實則各有側重。儒家并非否認人性有趨利的一面，只是更看重人性中可塑的向善潛能，主張通過教化引導人“克己復禮”；法家也并非全然否定道德的價值，只是認為在現(xiàn)實治理中，不能寄望于人的自覺，必須以制度約束為底線。正如漢代王充所言：“孟子言性善者，中人以上也；荀子言性惡者，中人以下也”，性善與性惡的爭論，實則是對人性不同側面的觀察。
從歷史實踐來看，單純的德治或法治都存在局限。儒家強調的德治在理想狀態(tài)下能實現(xiàn)“民免而無恥”，但缺乏制度約束時，易陷入“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困境；法家推崇的法治雖能“禁奸于未萌”，但若失去道德滋養(yǎng)，便會淪為“刑繁而邪不勝”的苛政。漢唐以后，中國古代政治逐漸形成“儒法合流”的傳統(tǒng)，如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輔”，既保留儒家的道德教化核心，又吸收法家的制度建設智慧，正是對兩種人性論的兼容并蓄。
回到“善良是生命的底色”這一命題，我們或許能獲得更辯證的認識。人性如同兼具陰陽兩面的硬幣，善與惡并非絕對對立，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呈現(xiàn)的不同面向。儒家的價值在于提醒我們，善良并非后天強加的道德枷鎖，而是人性中本有的光明種子，需要通過教育與修養(yǎng)加以呵護；法家的啟示則在于警示我們，人性的幽暗邪惡不容忽視，必須以制度的籬笆防范惡的蔓延。
在當代社會，這場跨越千年的論爭仍具現(xiàn)實意義。倡導善良的價值，是為了守護人性的溫度，讓社會充滿溫情與信任；建立健全的法治，是為了劃定行為的邊界，讓善良不被踐踏、正義不被褻瀆。正如古人所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唯有兼顧人性的兩面，既激發(fā)善的潛能，又約束惡的沖動，才能構建起既文明有序又充滿活力的社會。
善與惡的爭論或許永遠沒有標準答案，但正是這種對人性的深刻追問，推動著人類不斷探索更合理的生存方式。承認人性的復雜性，既不盲目樂觀于人性的純良，也不徹底悲觀于人性的幽暗，在揚善與懲惡之間尋求平衡，或許才是這場千年論爭給予我們的最好啟示。
2026.元旦泉城草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