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香居里的星辰
文/李咸化(山東濟南)
手機屏幕在晨光里亮起，指尖劃過十來個群聊的小紅點，最終總會停在那個帶著草木清氣的名字上——椿香居詩友群。自二〇二四年這個群落地生根，它便成了我晨昏相伴的老伙計，像巷口那棵百年老槐，默默撐開一片濃蔭，把各行各業(yè)的人攏在樹底下，聽風說雨，論詩談文。
人過七十，早過了見誰都新鮮的年紀。我揣著幾部手機，管著十來個群：有當年教過的學生群，有老同事們憶舊的閑話群，有初高中師范的老同學、“老三屆”老友群，還有孫輩們拉我湊數的親友群?？芍讣庾钇珢鄣?，還是椿香居的入口。這里沒有高低貴賤的門檻，作家畫家詩人與販夫走卒草民能在同一屏里論詩，高官顯貴和街坊鄰居會為一句妙語同頻點贊。若說世間真有“眾生平等”的境地，大抵就是這樣的群吧？二〇二四年春，寧治春先生《椿香居書傳》的座談會，王忠修先生把這些散落在各處的星辰聚到一起，從此便有了這片璀璨的星空。
年輕時我是出了名的“犟骨頭”。一生從事過許多行當:種過地，教過書，管過廠，經過商，在學校操場訓過學生，在政府大院的會議室爭議過方案，偶有文字與影像留在官方報刊、視頻里。參加過各種類型、各種級別 、各種名目的會議，走南闖北閱人無數。表面上見人頷首示意，骨子里卻像塊淬火的鐵，總覺得“服人”二字很難鉆進骨頭里。同事說我“眼光高于頭頂”，老伴笑我“自以為是，好為人師，耿直有余，變通不足，偏又過于自信”。人貴有自知之明，我還不至于暈到不知天高地厚，只是認一個理：這世上能讓人打心底佩服的，從來不是身份頭銜，而是藏在皮囊里的真東西——即德與才。我常說，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沒有貨。從心底里，我瞧不上那些擺架子、打官腔，不肯認真做事做學問，也不會做人，只會裝腔作勢的人。
沒成想，這把年紀竟在椿香居群栽了“跟頭”，服了軟。群里有三位先生，像三顆晃眼的明星，讓我這顆半生孤懸的“老星”甘愿繞著轉。若論年紀我比他們都大，但若論寫作，他們是我的偶像與導師。
寧治春先生的文字，是清晨沾著露的草。初看平平無奇，像村頭老漢蹲在墻根說的家常，可咂摸咂摸，他的筆像把鈍刀子，不疾不徐地割開生活的表皮，露出底下滾燙的血肉，讓你在最平俗的字句里，撞見最動人的心跳。
認識治春先生，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恢復高考時。他去南北寺高中復習備考，我那時已是學校里年青有為的骨干教師。他是主管教學的楊秉任副校長在臨池高中任教時的愛生，我是楊校長的學弟、下屬兼好友，我們常在楊校長家里見面交談。那時便知他是愛書如命、癡迷寫作的高中畢業(yè)的農村青年。
讓我終生難忘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在臨池鄉(xiāng)任文化宣傳干事時，采訪了南北寺校辦工廠，專門為我寫了一篇通訊報道，縣廣播站播放了好幾次，讓我在鄒平一時小有名氣?？h里還讓我填報了科技拔尖人才登記表，后來我們又領到了地區(qū)科技成果進步二等獎的研制人員證書。憑借這些材料，校辦工廠從國家科委申請到了十萬元三年無息貸款。九十年代初，我被聘任為臨池鄉(xiāng)科技副鄉(xiāng)長，他仍在臨池鄉(xiāng)編寫鄉(xiāng)志。我調周村工作后，我們還有來往，直到我定居濟南才中斷聯系。二〇二一年，在臨池鎮(zhèn)政府召開的紅色文化暨《邊聯中隊》成書座談會上，他贈我?guī)妆緯?，我回來后日夜捧讀，他的作品與文字讓我震驚——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在周村時，我曾讀過他的紀實文學《最高和最矮的打工者》，但后來的這些作品，水平更高了。在我看來頗有魯迅的風骨。魯迅曾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我自己?！敝未合壬诮馄首约?、解剖別人的同時，實質是在解剖社會生活的種種現象與本質。特別是近年的《白日夢》，堪稱文學史上的創(chuàng)新。在我熟悉的臨池文人中，治春先生是讓我從內心佩服的創(chuàng)作人。
孫方之先生則像村口的老槐樹，根深葉茂，往樹底下一站，就是一片天地。他寫農村題材，簡直是把土地搬進了文字里。讀他寫麥收，鼻尖似乎能聞到麥秸的焦香，耳邊能聽見石碾子吱呀轉動，連脫粒機濺起的麥糠，都像落在了手背上。他寫村頭的老井：“井繩磨出的溝，比爺爺的皺紋還深；水桶晃出的月亮，比孫子的奶瓶還亮?！蔽疫@在周村住了二十多年的人，竟跟著他的文字重新認識了家門口的老物件。我在農村生活勞動了八年，所見所聞感受也深，卻從未寫出過一篇像孫先生那樣的作品，想來便汗顏。更難得的是方之先生的通透。今晨他那篇講《大染坊》《旱碼頭》的散文，把當年電視劇拍攝的來龍去脈說得分明，連陳杰編劇半夜找他改劇本的細節(jié)都記得真切。我這土生土長的周村人，才知道那部火遍全國的電視劇，原來藏著這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方之先生的筆帶著泥土氣，又像外科醫(yī)生的手術刀，能準確解剖社會生活的現象與人生。他那樸實的鄉(xiāng)土文字比任何華麗辭藻都有力量，因為他寫的不是故事，是日子本身，是生活的真相，是人性本真的表現，是社會本質的揭示。獨到、敏銳、深邃的視角與主題選擇，或許正是文學家們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最讓我心折的，還是李萌政委。說起來，我們也算“老相識”。他在南北寺學校讀高中時，我是校團委書記，老伴教他英語。那時他還是個穿藍布褂子的少年（我那時也不過三十歲），坐在教室后排，眼睛亮得像星。后來聽說他成了部隊的“筆桿子”，我總想著“當年那孩子出息了”，卻沒料到他的文字竟有如此分量。退休后他回鄉(xiāng)侍奉雙親，我們才有了更多交往。這位退休的大校政委，會像普通村民那樣提著菜籃子，和賣菜的大嫂討價還價，誰能想到這雙手寫得出“槍桿子挑著月亮，鋼盔盛著朝陽，喊一聲太陽跟我走，長江黃河腳下流；喊一聲月亮跟我走，背朝家鄉(xiāng)不說愁”的詩句歌詞——這些文字，竟在大閱兵時由閆維文在天安門廣場演唱！他的格律詩頗見功底，自由詩有筋骨，散文更像拉家常，卻道盡了人生道理。他在《卷起來的故鄉(xiāng)》里寫：“一口下去，嚼得哪里是五谷呢？那攤開時渾圓的薄餅，是老家屋頂上的月亮，是當年母親在村口送我遠行時，漸漸凝望著的一個身影。那挺直脆生的蔥白，是父親在田壟間沉默的脊梁，是泥土里生長出來的筋骨”。老伴打趣我：“你這輩子不服人，咋見了李萌的文字就服了？”我嘆口氣：“不是服了，而是心服口服。李萌的筆，是經了風雨見了世面的，寫出來的文字帶著槍膛的熱度，也帶著灶臺的溫暖，有著戰(zhàn)友在戰(zhàn)場上的火熱交情與生死之誼——他們是經受過戰(zhàn)火洗禮與生死考驗的。我這點墨水，不過是應時應事、應付工作湊和著寫寫，多是筆記日記，經不起推敲，給這些軍旅作家詩人提鞋都夠不著啊”。韓愈《師說》有云：“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自古以來，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
手機在手里發(fā)燙時，窗外的日頭已爬過樓頂。往常這個點早該吃午飯了，今兒卻被群里的文字勾著，忘了時辰。老伴在廚房喊：“該吃飯了，還在瞎琢磨啥！”我應著，手指卻又劃回屏幕——治春先生剛發(fā)了新帖，方之先生在跟帖點贊，李萌政委發(fā)了個豎大拇指的表情。
忽然覺得，這椿香居不僅僅是詩友、書友、文友、畫友的群聊，分明是座沒有圍墻的殿堂。三位先生及其他詩人、作家、畫家、書法家是殿里的梁柱，撐起一片朗朗乾坤；我們這些尋常人，就圍著這柱子坐，聽故事，學本事，把日子過成帶墨香的模樣。至于我那些隨手寫的文字，管它是“無病呻吟”還是“胡謅八扯”，能在這樣的殿堂里沾點光，能跟著偶像們往前挪一小步，就比什么都強。
起身時，陽光正透過樓窗，在地板上織出細碎的網。廚房里飄來蔥姜熗鍋的香，手機還在桌上嗡嗡震動，想來又是哪位先生的妙筆，在這尋常的午后，播灑著不尋常的光。
乙巳年小寒草于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