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雕塑為誰立：文化坐標與價值抉擇的深刻叩問
作者：三無
高建國的隨筆《該給誰立雕塑》以甘肅、陜西兩地的雕塑輿情事件為切入點，跳出單純的藝術審美爭議，直抵文化符號建構的核心命題。
文章以犀利的筆觸、開闊的歷史視野，剖析了人物雕塑背后的文化寓意、精神傳承與價值導向，既是對當下公共藝術創(chuàng)作亂象的針砭，也是對民族文化根脈如何具象化的深刻思考。
在文章的核心論證中，作者首先厘清了人物雕塑的本質屬性——它絕非單純的觀賞擺件，而是“人文精神傳承賡續(xù)的導向載體”，是“社會語境和價值取向具象化的標志”。
這一定位為全文的批判與建言奠定了堅實基礎。
針對祁連山麓的漢武帝雕塑，作者的反駁極具歷史縱深感：
從文化地理來看，河西走廊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匯之地，漢武帝作為中原農耕王朝的符號，與當地多元文化底色存在天然隔閡；
從歷史事實來看，漢武帝的開疆拓土涉及多個地域，僅在甘肅立像既無法彰顯“漢武雄風”，反而顯得片面與突兀。
這種批判并非否定歷史人物本身，而是指出公共雕塑的題材選擇必須尊重地域文化特質與歷史全貌，避免文化符號的錯配與濫用。
相較于對不當雕塑的批判，作者提出的“該立誰”的名單更具建設性，也彰顯了其獨特的價值判斷標準。
在河西走廊，霍去病的征戰(zhàn)拓土、李暠的民族融合與家族承續(xù)、左宗棠的邊疆安定與生態(tài)治理，都是與當地歷史進程、文化脈絡深度綁定的功績；
在驪山華清池，秦始皇、唐太宗的帝王氣魄，蒙恬、楊虎城的忠勇擔當，張良、司馬遷的智慧與氣節(jié)，均是“國魂軍魂文魂的杰出代表”。
這些人選的共同特質，在于他們在歷史關鍵節(jié)點上推動了民族發(fā)展、維系了文化傳承、彰顯了精神力量，其形象具備成為公共文化符號的充足底氣。
尤其是對張良與司馬遷的深度解讀，更跳出了傳統(tǒng)認知的窠臼：
張良不僅是“運籌帷幄”的謀臣，更是洞察歷史大勢、懂得進退之道的戰(zhàn)略家；
司馬遷的忍辱修史，不僅是個人逆境中的堅守，更蘊含著對國家意志、歷史使命的深刻體悟。
這種解讀讓雕塑人選的推薦不再是簡單的歷史人物羅列，而是充滿了精神內核的挖掘與闡釋。
文章的批判鋒芒還指向了當下公共藝術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價值迷失。
作者痛斥華清池的楊貴妃雕塑是“對中華龍脈秦嶺、對秦嶺寶地驪山的褻瀆和侮辱”，因為楊貴妃的歷史形象與“亂倫”“禍國”等負面標簽緊密相連，缺乏作為公共文化符號應有的精神價值。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作者列舉了李師師、柳如是、薛濤等女性形象，她們或堅守民族氣節(jié)，或開創(chuàng)文化事業(yè)，其精神境界遠勝楊貴妃，卻未被納入公共雕塑的考量。
這種對比揭示了當下部分公共藝術創(chuàng)作中“重噱頭輕內涵”“重經濟效益輕精神價值”的短視行為——以歷史爭議人物作為營銷賣點，看似能吸引游客，實則消解了公共雕塑應有的文化引領功能，損害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內核。
在更深層面，這篇隨筆探討的是一個民族如何通過公共藝術建構自身的文化記憶與精神坐標。
人物雕塑作為矗立在公共空間的文化符號，其人選的抉擇本質上是對民族歷史、文化精神的一次篩選與確認。
立誰的雕塑，意味著我們要傳承誰的精神，彰顯什么樣的價值取向，引導后人銘記什么、追求什么。
作者強調雕塑題材選擇、主題定位的根本依據是其文化寓意與精神導向，正是看到了公共藝術在塑造民族精神、凝聚社會共識中的重要作用。
當公共雕塑脫離了歷史真實與精神內核，淪為單純的景觀裝飾或商業(yè)噱頭時，其文化價值便會蕩然無存，甚至可能誤導公眾的歷史認知與價值判斷。
高建國的文章以其鮮明的立場、扎實的歷史功底與犀利的文筆，為當下公共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參照。
它提醒我們，公共雕塑的創(chuàng)作不能脫離歷史語境與文化根脈，更不能背離主流價值取向。
在選擇雕塑人物時，必須秉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既要尊重歷史事實，又要考量其精神價值與當代意義；
既要避免文化符號的錯配，也要摒棄功利化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
唯有如此，雕塑才能真正成為傳承人文精神、彰顯民族氣節(jié)、引領社會風尚的文化坐標，在公共空間中無聲地傳遞著民族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力量。
這不僅是對甘肅、陜西兩地雕塑爭議的回應，更是對所有公共文化建設的深刻啟示。
?隨筆?該給誰立雕塑
文/高建國
近來，甘肅和陜西接連出現雕塑輿情事件，吵來鬧去，莫衷一是。顯而易見的是忽略了很重要的問題：雕塑這東西到底是做啥的？到底該給誰立雕塑？
人物雕塑，是具有特定寓意、象征、形象觀賞價值的文化藝術作品；是人文精神傳承賡續(xù)的導向載體；是社會語境和價值取向具象化的標志。這些屬性是人物雕塑題材選擇、主題定位、藝術呈現的根本依據。
在祁連山麓、河西走廊搞漢武帝劉徹雕塑原本就不合適。那方土地非同一般，它是中國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核心區(qū)，是中華民族文化多元并生、多元融匯、多元一體特征中，獨立一元的存在。
漢武帝是“中原王朝”、農耕文化符號，不是“西戎”游牧族群、游牧文化的符號。
漢武帝是一個朝代的國家代表，但當時的國家領土并不覆蓋后世中華版圖的全部。
真的要體現“漢武雄風”，不止是甘肅方向，而是多個方位。
他的開疆拓土涉及內蒙、寧夏、甘肅。他和匈奴作戰(zhàn)的正面主戰(zhàn)場在寧夏內蒙，甘肅只是匈奴后方。
后來，他又把征戰(zhàn)重點轉向南方——秦始皇收復的江浙贛以南的“百越之地”。
在劉邦手里允許以“南越國”名號自治，分裂出去歷六代之久，被漢武帝重新收復回來。
所以，只有寧、蒙、云、貴、粵、桂、以及越南、緬甸都立起漢武帝雕塑，才能盡顯漢武雄風。只在祁連山搞個頭像雕塑，算個啥事?。?/div>
在祁連山麓、河西走廊最該立的人物雕塑是霍去病、李暠、左宗棠?；羧ゲ”娝苤?，不在話下。
李暠的先祖是漢武帝時期“飛將軍”李廣，李廣的孫子李陵。因為李陵兵敗叛變后，娶了匈奴公主，所以李暠是漢匈混血基因。歷經漢、晉、五代，李暠在敦煌將軍任上崛起，平定收復了西北和蒙古，在甘肅武威做了西涼王。完成了建功于祁連之西、立朝于祁連之東的事業(yè)閉環(huán)。雖然他的西涼小王朝只存續(xù)了兩代，但經他之手，復興了被漢武帝“夷滅三族”的隴西李氏家族，為后人李淵、李世民建立大唐王朝，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
左宗棠以陜甘總督身份，為甘肅打下了國防工業(yè)基礎、文化教育基礎，平定了陜甘回亂，創(chuàng)新了西北民族政策，促進了多民族聚集地區(qū)的穩(wěn)定繁榮。為后來以“總理西北軍務大臣”身份，抬棺出征，坐鎮(zhèn)嘉峪關，平定了新疆變亂打下了基礎。左宗棠還組織地方官衙和過往大軍，從平涼到河西走廊“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在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改善甘肅生態(tài)環(huán)境中，立起一道豐碑。而河西走廊恰恰是“回亂”熱點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重災區(qū)。左宗棠是國家棟梁、西北、甘肅、河西走廊的福星、保護神。理應立雕塑紀念。
陜西該立雕塑的歷史人物太多了。西安作為十三朝文化古都，有的資料還說成十七朝，反正人文底蘊足夠厚實。聚焦在歷代王朝“離宮”的驪山腳下華清池，該給有密切關聯的三個皇帝——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六位文臣武將：蒙恬、王翦、張良、司馬遷、魏征、楊虎城立塑像。秦嶺是中華龍脈，這些人是龍脈精華，他們都在華清池留下了光輝足跡。在歷史進程、國運變換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都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國魂軍魂文魂的杰出代表，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精英。
如果再濃縮精簡一下，只要兩座雕塑，該是張良和司馬遷。
張良代表了中國逆境人群頂尖智慧、頂尖能量。人們普遍認知中，只是知道他是“漢初三杰”之一，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本事，但以大歷史觀視角看張良的能耐，是一直順勢借力，作用了三個特別厲害王者的生死成敗。
張良出身韓國“五代為相”的貴胄之家，秦國滅韓之后，成了落魄公子。他曾雇傭武士刺殺秦始皇，結果失敗了。就去投奔反秦復辟的楚國，幫助鄉(xiāng)鎮(zhèn)干部出身、只有兩萬烏合之眾的劉邦正面直攻秦國首都。楚王的用意，和老蔣讓八路軍東進打日本后方一樣，去搞戰(zhàn)略牽制，掩護項羽十萬大軍掃蕩外圍秦軍，少出力，多搶地盤。結果，有了張良用兵計謀，遇上“指鹿為馬”昏聵爛糟的秦二世，趕上秦始皇生前有個死令給北拒匈奴、南定“百越”八十萬虎狼之師：天塌下來都不準回援。多種因素疊加，成全了張良，便宜了竟然劉邦，輕輕松松地滅了秦朝。
本來，張良想著趕緊回去全面復興韓國，結果他扶持起來的新韓王，配合項羽大軍伐秦不力，被項羽一怒之下殺死了。這一重大變故，促使張良對歷史大勢的認知有了質的轉變與飛躍，他看透了復辟大周那種諸侯國自治的體制沒有出路，永遠是紛爭不休、強食弱肉，再扶持多少個新的韓王也立不住。由此死心塌地幫助劉邦，滅掉了以復辟周朝制度、取代周秦為宗旨的“西楚霸王”項羽。這就有了勸阻劉邦滅秦之后不可急于享樂，設計破解項羽的“鴻門宴”，籌劃與項羽玩楚河漢界平分天下格局，支招厚待戰(zhàn)神韓信，傾力把項羽攆到烏江，在“四面楚歌”中自刎垓下，報了滅韓之仇。
張良自知功高蓋主，難免“兔死狗烹”的下場，一面及時止損，主動請辭上秦嶺“修仙”，一面給呂后支招，請“世外高人”朋友輔導呂后親子，哄騙劉邦改變了另立太子繼承皇位的初衷，給自己支起了大大的保護傘。于國于己兩相保全，何人能及！
歷史低估了政治家、軍事家、戰(zhàn)略家于一身的張良，歲月慢待了屈就秦嶺南麓留壩小縣的智者高人張良，而在秦嶺北麓的皇家后院驪山，立起一個肥胖妖冶、天下唾棄的破鞋，靠這種貨色吸引游客，性質上和紅燈區(qū)“小姐”站街攬客何異！
司馬遷，中國正史開山鼻祖，史家絕唱開嗓首響，龍脈之中文脈精華。以大文化觀思量他的內心世界，會發(fā)現迄今多是曲解與誤讀。多是趨向于怨恨漢武帝野蠻殘忍，同情司馬遷蒙受奇恥大辱，感佩司馬遷逆境中逆襲，忍辱負重成就“無言離騷”。但從國家意志、國家盛衰的維度，看漢武帝與司馬遷公案的內在邏輯，會是另一種劇情：李陵作為飛將軍李廣之孫，一代戰(zhàn)神霍去病同齡人，很想創(chuàng)立不世之功。結果孤軍陷圍，被俘投降。又想著偷生取巧，與漢軍里應外合、滅掉匈奴。但可惜的是他不懂雄才偉略的漢武帝。
若是庸常帝王，以極小代價贏得勝利就是硬道理。但漢武帝何等人物！他的文治武功追求，在百年之前可謂空前絕后的存在。他繼承了先皇劉邦“威加四?！钡暮狼閴阎荆瑥浹a了劉邦“安得壯士守四方”的無奈和遺憾。他把劉邦和親外交，用皇家女人換和平的無奈之舉，用國庫財富買和平的不得已看做國恥，他要用積七代國祚之力，坦坦蕩蕩、堂堂正正地重塑國格、重立國威、重振國風，根本不屑于靠鼠竊狗盜、投機取巧、不擇手段的把戲搞來的勝利。
作為史官的司馬遷，顯然不懂漢武帝的心志心性，更不懂皇權至上的時代，帝王心思會轉化為國家意志、治國價值取向和治軍價值導向。所以，才為李陵辯解，才為李陵制勝之道叫好。要命的是司馬遷代表了朝堂一大批人，客觀上是在逼宮，迫使?jié)h武帝必須痛下狠手以正朝綱。在漢武帝看來，軍人本分是精忠報國，寧死不降。縱容叛變行為，莫說是朝堂國士，就連做個男人的資格都不具備。既然如此，索性承受宮刑算了！
在關押司馬遷的監(jiān)所，或許就在驪山腳下的皇家離宮，君臣應該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談。使得司馬遷平復了痛不欲生的羞憤情緒，理解了一代偉大君主的治國理政價值觀，意識到作為史官該有的使命擔當，由此振作精神，拋棄個人恩怨，以全部身心投入修史，終于建樹千秋功業(yè)，立起彪炳后世的文史之魂，成為一位失去男性器官的真正男人。
無論如何，搞個楊貴妃出浴的雕塑，都是陜西人那話：虧他家先人呢！一個被扒灰亂倫的妃子，一個禍亂朝廷的藝人，一個遠遠不如才藝氣節(jié)俱佳的好多妓女，被將士們逼著處死的歷史垃圾人，搔首弄姿地站在那里，是對中華龍脈秦嶺、對秦嶺寶地驪山的褻瀆和侮辱。
如若說西安可以用楊玉環(huán)做華清池景點營銷門面，那么河南開封更應該為宋徽宗睡過的李師師做雕塑，李師師能在靖康之恥，家國大義面前以死明志，比楊玉環(huán)強萬倍！
江蘇南京更應該為“秦淮八艷”、尤其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立雕塑，她們在明朝京都的南京淪陷后表現出了民族氣節(jié)！
四川成都也應該為出生于陜西、出身于“營妓”的大唐女詩人薛濤立雕塑，她掙脫了對官府依附，在浣花溪畔建起文人交流會所吟詩樓，創(chuàng)造出傳播詩作的“浣花箋”，為后人留下一條浣花路。
那些城市放著大大優(yōu)于楊玉環(huán)的資源不用，并非腦子愚鈍短路，而是出于雕塑藝術品的象征意義、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的綜合權衡。
解決了該給誰立雕塑的問題，再說雕塑作品的藝術審美取向，那是另一話題了。
作者簡介：高建國，出生于河北涿州，長期供職甘肅軍界，現為蘭州市軍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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