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在大灣區(qū)文學中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讀荊洚曉的現(xiàn)實題材網絡小說
王小英 杜鈞婷
（暨南大學文學院）
“廣州街頭，綻開的木棉花，從不曾想過，它不能看見，盛夏的陽光。它從春季便這么綻放，在回南天里，在梅雨天里，象（像）一簇簇的火，教人溫暖，教人在這陰霉晦澀里，心懷希望?！?/em>
——《巨浪！巨浪！》第四十四章
當荊洚曉在《巨浪！巨浪！》中寫下這段文字時，他不僅描繪了嶺南的物候景觀，更隱喻了嶺南文化在加速運轉的時代中一如既往的堅韌——在潮濕的現(xiàn)代性裂隙中，嶺南文化如木棉般倔強綻放。廣東潮汕籍作家荊洚曉，以其扎根嶺南的《巨浪！巨浪！》《熾熱月光》《美味關系》三部現(xiàn)實題材作品，敘述了都市女性創(chuàng)業(yè)、嶺南民俗的現(xiàn)代變革、粵菜的與時俱進等具有粵港澳大灣區(qū)色彩的勵志故事。從騎樓下的茶樓到港珠澳大橋的燈火，從醒獅鼓點到一碗鑊氣干炒牛河，荊洚曉以靈動的筆觸，書寫了時代巨變中嶺南文化的個性與風貌。他將騎樓、工夫茶、醒獅等嶺南符號植入職場逆襲、非遺創(chuàng)業(yè)、家族傳承等類型框架，讓嶺南文化在當代敘事中迸發(fā)新生命。這種創(chuàng)作實踐，既是對“嶺南文學邊緣性”的突圍，亦為新時代大灣區(qū)文學的本土化書寫開辟了一條新路。
一、從地域風貌到精神特質：嶺南文化的世俗性與生命力
現(xiàn)實題材的網絡小說寫作總需要為故事錨定一個與現(xiàn)實世界大體吻合的時空點，按照現(xiàn)實世界的邏輯來推進小說故事的進展。一般而言，作家也都會選擇自己最為熟悉的地方作為故事發(fā)生地的原型，譬如趙樹理的山西、賈平凹的陜西、金宇澄的上海、英國作家哈代的多塞特郡都是如此。優(yōu)秀的作家擅于將地方性從外到內深度融入到故事的肌理中，荊洚曉也不例外，其筆下的嶺南城市，絕非浮光掠影的背景板，而是充滿呼吸與律動的生命體。他擅長用建筑勾勒城市的面貌。在《熾熱月光》中，西關那“兩層半”的逼仄私樓，是傳統(tǒng)“竹筒屋”在現(xiàn)代層高限制下最大化的實用方式——每層僅17平方米的垂直空間里，主人公“側身避過墻上那幾個獅頭，走出陽臺”，門前殘留的“五六平方（米的）花圃”，仿佛天井功能的碎片化遺存，訴說著嶺南人“向天要空間”的生存智慧。這種居住空間的高度濃縮，正是嶺南城市應對土地稀缺的創(chuàng)造性方案，也是嶺南“輕質型文化”在居住空間上的創(chuàng)新：靈活地吸收外來事物，并在枷鎖中尋求最大程度的突破。 荊洚曉的建筑書寫采用了非常清晰的對比呈現(xiàn)法：如果說傳統(tǒng)竹筒屋是在層高不變的條件下進行“垂直壓縮”的話，那么新建的高樓大廈則是在向天空進行“空間突圍”。
與建筑空間相應的是，商業(yè)成為文化嬗變的見證者。裝潢陳舊、碗碟有缺的老茶樓里，“賓主盡歡”的氛圍（《巨浪！巨浪！》），是廣府人重人情、輕排場的社交密碼，也體現(xiàn)了嶺南文化推崇務實，排斥務虛的倔強；而CBD邊緣網紅餐廳里“抵食”（超值）的“小湖假山”（《美味關系》），則巧妙嫁接了嶺南四大名園的借景傳統(tǒng)與當代消費心理——當食客為“在CBD高級餐廳絕對看不到的小湖、假山”驚喜時，實質是在快速奔跑的時代列車上展開對嶺南園林的思念和懷舊。
同樣，地標建筑功能的轉變，也構成了嶺南文化“守正出奇”的雙生面向：原先充當航運樞紐的天字碼頭已經轉為旅游景點，港珠澳大橋的通車意味著“灣區(qū)一體化”經濟時代的到來（《巨浪！巨浪！》）；南方大廈延續(xù)的是十三行“商都”基因，友誼商店則是計劃經濟時代外匯商品的特殊通道，二者并置同存（《美味關系》）。
氣候一向是嶺南文化無法剝離的底色。荊洚曉深諳此道，將亞熱帶的濕熱與生機，轉化為獨特的生態(tài)圖景，并在氣候劣勢中寫出了文化優(yōu)勢。驚蟄時節(jié)的“回南天”，墻壁滲出“密密麻麻的水珠”，“發(fā)霉的氣息彌漫，直至占領它能占領的全部空間”，連20層高樓也無法幸免（《巨浪！巨浪！》）。這是嶺南人每年必經的潮濕戰(zhàn)役，催生出獨特的晾曬文化——天臺竹竿陣、陽臺外挑架，都是對自然的創(chuàng)造性回應。然而，就在這“陰霉晦澀”里，火紅的木棉花“簇簇如火”地綻放，它被稱作“英雄花”，凋謝時碗狀花朵擲地有聲，毫無江南落英的傷感，正如陳曉欣嘲諷張若彥的“矯情”：“至少在廣州的木棉，并沒有那種葬花式的傷感”（《美味關系》）。這種“擲地有聲的凋謝”與“暴雨賞花”的市井狂歡（如佛山祖廟北帝誕巡游逢雨反被視為吉兆），共同構成嶺南特有的生命美學——在逆境中綻放剛烈，鐵骨錚錚。同樣，洋紫荊的四季常綠，苦楝樹在煙火氣中“安于淡泊”的峙立，繡球花在暴雨烈日下的掙扎，乃至紗窗外“盤旋尋找空隙”的蚊蟲，日?？臻g中隨處可見，這些與醫(yī)院里沒有的蟑螂（反襯日?？臻g的生物多樣性），形成了鮮明對照。荊洚曉通過這些物候細節(jié)，構建了嶺南獨特的“濕生存哲學”：木棉以蠟質花瓣對抗潮氣，雞蛋花兼具觀賞與藥用價值，苦楝樹在貧瘠中頑強生長——正如嶺南人在資源局限中發(fā)展出的務實智慧與韌性。這些自然意象，不僅構建了獨特的城市美學，更隱喻著嶺南人外柔內剛、務實堅韌的群體性格——在濕熱與局限中，總能找到生機與平衡。
《巨浪！巨浪！》中劉書萱的“背心、熱褲和人字拖”三件套，是濕熱氣候下的經典穿搭，更是廣府人低調務實、不拘形式的宣言；而老式茶樓里“不嚴格禁煙”的寬松，則是對規(guī)則靈活變通的市井智慧。這種時空節(jié)奏的辯證統(tǒng)一，在劉書萱“背心、熱褲和人字拖”的穿搭中具象化：人字拖源自漁獵文化，經現(xiàn)代轉型成為全民日常，腰間隨意打結的寬大襯衣則宣告著廣府人反對形式拘束的自由精神。服飾成為氣候適應與價值取向的雙重宣言。
嶺南文化的魅力，潛藏于日常的煙火細節(jié)。荊洚曉以顯微鏡般的觀察，捕捉生活習性中的文化密碼。清晨街頭，人們拎著塑料袋早餐“趕往公車站”的匆忙，與灑水車播放的“格格不入的緩慢”老式音樂形成張力（《巨浪！巨浪！》），精準地折射出嶺南都市“快節(jié)奏中的慢生活”哲學——既有CBD式的效率崇拜，又有老西關“得閑飲茶”的悠閑隨意，快與慢相得益彰。潮汕牛肉火鍋中“吊龍”“匙柄”的精準切割（《巨浪！巨浪！》），將西方解剖學知識本土化為三十余種細分部位的認知圖譜，將庖丁解牛的技藝升華為現(xiàn)代飲食美學；“工夫茶”儀式里，林靜雯“素手洗杯”的禪意，生普、熟普、單叢的細致講究，是潮汕人“茶三酒四”社交文化的靈魂。當王婷稱咖啡為“鬼佬涼茶”，推崇“磞砂涼茶去濕”（《熾熱月光》）時，她道破了嶺南“以食為藥”的生存智慧——這是地理決定論在味蕾上的具象呈現(xiàn)。
荊洚曉更擅長在飲食細節(jié)中埋藏文化變革的線索：童敏早餐點三份雙皮奶（《巨浪！巨浪！》），打破“甜品不登晨食”的常規(guī)，暗示飲食傳統(tǒng)的彈性；香港街頭“碗仔翅”以粉絲仿魚翅，老抽調色，淀粉增稠的粗料精作，鐵?，F(xiàn)烤的雞蛋仔飄香，展現(xiàn)“粗料精作”的市井智慧。而《美味關系》中“一斤魚做一碗面”的順德鯪魚面，“鑊氣”在高溫爆炒中幻化的香氣，主婦撿拾木棉花曬干煲湯的民間實踐，共同構成“廚出鳳城”的匠人精神圖譜。當李父一品便知巖茶工藝（紅茶手法制巖茶）時（《美味關系》），潮汕“盲品猜茶”的智力游戲，已然將日常飲茶升華為知識展演。
嶺南文化尊崇傳統(tǒng)，但又不恪守陳規(guī)，這一點在社會觀念與民間風俗的變遷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毒蘩耍【蘩?！》中石樸與林靜雯的跨省婚姻，從長輩因“非潮汕人不嫁娶”的激烈反對，到最終接受“兩三小時高鐵不算遠”，是現(xiàn)代社會空間壓縮對宗族觀念的沖擊；《美味關系》中提及的廣州地區(qū)“輕彩禮重嫁妝”的婚嫁模式，表面是“重女輕男”，實則是商業(yè)傳統(tǒng)下為女兒預留經濟保障的風險對沖策略，更是母系家族通過資產贈予維系話語權的隱秘通道。
最具戲劇沖突的是《熾熱月光》中舞獅傳統(tǒng)的性別突圍與技藝革新。當三叔公用粵語粗口咆哮“女人舞咩叉獅？（女人舞什么獅）”“會搞壞全村風水”時，祠堂作為宗族父權空間的禁忌昭然若揭。然而，殷小妙帶領的女子舞獅隊，以“拿起獅頭，就是雄獅”的信念，在高樁上完成“拆蟹青”的極限挑戰(zhàn)：倒扣木盆為蟹殼，柑橘為蟹眼，甘蔗為蟹鉗，竹筷為蟹爪，獅口精準采收（《熾熱月光》）。這套動作不僅要求力量與敏捷（融合洪拳馬步與蔡李佛騰躍），更需獅頭獅尾的高度默契。當“趙云獅”的嬌憨、“馬超孝獅”的肅穆（取“馬超戴孝退曹操”典故）、“張飛獅”的剛猛相繼綻放，傳統(tǒng)程式又被注入了新生命。而頑固的三叔公在女子舞獅隊技驚四座的表演前啞口無言，標志著民俗儀式通過身體實踐突破文化禁忌的可能——醒獅從驅邪納福的宗族符號，蛻變?yōu)榕再x權的現(xiàn)代載體。醒獅，這一承載歷史記憶、武術傳承和民間信仰的儀式，最終在女性身體的勇敢實踐中，被注入了平等與創(chuàng)新的現(xiàn)代基因。
二、灣區(qū)人的義利之辨與務實創(chuàng)新：與時俱進與兼容會通
荊洚曉的人物塑造，是解碼嶺南精神的關鍵。他筆下的人物，絕非類型化符號，而是嶺南文化基因在當代社會的肉身化呈現(xiàn)。荊洚曉的嶺南小說在人所連接的社會關系總和中劃出了獨屬嶺南人行為處事的底層原則。這個原則，簡而言之，即從理性經濟的角度來衡量人與人的關系，在財務邊界清晰的基礎上處理親情、友情和愛情等一系列情感問題，并努力上進、追求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滿足。
《巨浪！巨浪！》中的潮汕女性林靜雯，其創(chuàng)業(yè)史堪稱“紅頭船精神”的數(shù)字化轉譯：從傳銷陷阱突圍到成為德國美容儀代理商，傳統(tǒng)商貿網絡被重構為跨境電商的數(shù)據(jù)流。她身上濃縮了潮商“寧可睡地板，也要當老板”的冒險基因與風險防范意識（如識破騙局時善用法律武器）。而廣府精英劉書萱的塑造更具深意——放棄土豪村優(yōu)渥生活投身港珠澳大橋建設，將“立功”的儒家理想融入國家工程，體現(xiàn)廣府知識精英“經世致用”的實干傳統(tǒng)。這種雙主角設定構成嶺南精神的辯證統(tǒng)一體：林靜雯代表重拼搏的潮商傳統(tǒng)，劉書萱則彰顯重規(guī)劃的廣府理性。但即便林靜雯和劉書萱閨蜜關系再好，兩人也都發(fā)自內心地遵守絕不向對方請求經濟援助的原則，因為二者都明白一旦以友情來要求對方付出金錢，那么多年的友情就會瞬間倒塌。這種一清二楚的財務關系同樣體現(xiàn)在家族生意中，《美味關系》中陳曉欣在接受重振家族餐館的時候，劃出了非常明晰的邊界，將父母、兄長和姑媽的權益列得一清二楚，不虧待他們，但也決不容許他們以親人的身份隨意插手經營事宜。感情歸感情，生意歸生意，在這一點上，嶺南創(chuàng)業(yè)者的區(qū)分異常清醒果斷，而這種處事方式既保證了其商業(yè)上的理性純粹，也為親朋好友的長期相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重“面子”稀里糊涂糾纏不清的人情，在嶺南人務實高效的行為邏輯中完全不存在。讀荊洚曉的小說，也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只可能先發(fā)生在嶺南文化版圖中，因為這塊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務實精神先天適合開拓創(chuàng)新。
值得注意的是，荊洚曉作為男性作家，三部現(xiàn)實題材作品都選擇了女性作為主角。這些女性人物一方面?zhèn)鞒辛藥X南文化精神內核，另一方面又表現(xiàn)出優(yōu)于男性的包容力和溫情，這使得她們在創(chuàng)業(yè)上更加地踏實，也有效地削弱了以男性人物來寫商戰(zhàn)很容易淪為再現(xiàn)叢林原則的弊病。女性善于適可而止，知止不殆，也有更強的共情能力，知道與人為善，這是作者選擇女性人物作主角的高妙之處。而女性角色對職業(yè)性別區(qū)隔的突破也成為時代巨變中女性普遍在嶺南文化中崛起的表現(xiàn)?！稛霟嵩鹿狻分幸笮∶顬橐钟裟杏艳o工舞獅，以情感關懷重構傳統(tǒng)民俗意義；《美味關系》里陳曉欣接手瀕危粵菜館，以“粵菜+創(chuàng)新菜”策略實現(xiàn)味覺政治革新。
荊洚曉的女性書寫，是對宗法制度符號的一場爆破。《熾熱月光》中祠堂舞獅的性別禁忌，實為父權通過空間排斥維護話語權的機制。殷小妙率女子舞獅隊以高樁“采青”突破封鎖，與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表演”理論不謀而合——當盧珍以體操身段完成獅尾托舉，她不僅挑戰(zhàn)生理性別與民俗角色的固化關聯(lián)，更重構了“雄獅”的性別內涵。這種身體實踐解構了“男外女內”的傳統(tǒng)分工：林靜雯（美容代理）、劉書萱（橋梁工程）、陳曉欣（餐館掌門）分別闖入消費、技術、傳承三大男性主導領域。尤為重要的是，《美味關系》中陳曉欣對粵菜館的革新：當“鑊氣”成為標準化與傳統(tǒng)的沖突焦點，她以“低溫鎖鑊氣”技術實現(xiàn)調和，隱喻女性在傳統(tǒng)技藝現(xiàn)代化中的樞紐作用——廚房從性別規(guī)訓場域，蛻變?yōu)槲幕瘎?chuàng)新的實驗室。
荊洚曉對筆下女性配角的塑造也極為出色，恰似嶺南文化的棱鏡，發(fā)出絢爛多姿的光彩?！稛霟嵩鹿狻分械挠绣X有地位的女商人韓素梅，以投資推動非遺舞獅IP化，是潮商“義利并舉”倫理的現(xiàn)代演繹——既追求商業(yè)回報，又承擔文化傳承責任。瘦小卻爆發(fā)力驚人的底層人物王婷，其率真質樸源自潮汕“耕田如繡花”培育的底層生命力，而她在舞獅中擔任獅頭的反差感，恰似苦楝樹“瘦小身形與驚人能量”的隱喻。荊洚曉在訪談中坦言，“人物基本上都是有他的原型，當然我們不可能過分寫實”，而是將多個現(xiàn)實切片調整熔鑄為具有文化典型性的文學形象。
廣府母親群像也值得稱道，她們堪稱情感表達的符號化濃縮。《美味關系》中女主的母親黃櫻經常開啟“毒舌煲湯”模式——一面譏諷女兒“接手餐館等于‘一鑊熟’（全盤崩潰）”，一面默默轉賬支持——簡直是嶺南“矜持美學”的極致體現(xiàn)。這種“湯水關懷”將儒家家庭倫理轉化為味覺傳遞機制，與《巨浪！巨浪！》中林靜雯以“沏而不飲”的工夫茶掌控商業(yè)談判節(jié)奏形成互文，共同構成“重行輕言”的廣府情感語法。
在三部曲最出色的《熾熱月光》一書中，嶺南文化的高度包容性和協(xié)調力在故事中得到了生動且鮮活有力的展現(xiàn)。舞獅隊的組建，是荊洚曉對嶺南文化“融通性”的深層闡釋。廣府人殷小妙、潮汕人韓素梅與王婷、陜西人盧珍、上海人劉潔鈴組成跨地域團隊，本土與外來成員比例設為2:2，暗喻“本土主體性—外部創(chuàng)新力”的平衡。當她們以女性身份突破祠堂禁忌時，三叔公的妥協(xié)實為三重力量博弈的結果：宗族倫理的壓力、非遺保護政策的權威、跨地域團隊賦予的文化正當性。這種人員結構本身，即對嶺南文化“和而不同”特質的具身化演繹。荊洚曉通過這些人物，讓我們看到嶺南文化并非凝固的標本，而是在碰撞與融通中不斷生長的活水。
荊洚曉現(xiàn)實題材小說對嶺南文化兼容并包性的另一個突出性體現(xiàn)在其語言的混雜運用上。他深諳“語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爾）的道理，讓粵語、潮汕俚語成為文本中跳動的文化脈搏，在全球化語境中構建起抵御文化同質化的“話語飛地”。荊洚曉的方言書寫是一場精密的符號操作。其核心策略之一是語體雜糅：古語在當代轉生，“照肺”（X光檢查）被賦予“職場監(jiān)察”新意（《巨浪！巨浪！》）；“寧教人打仔，莫勸人分妻”的潮汕俚語，本是維護家族穩(wěn)定的道德箴言，在網絡語境中被解構為推脫責任的社交辭令。當三叔公咆哮，粵語粗口強化了性別壓迫的暴力，而“老爺保賀（神明保佑）”的反復出現(xiàn)，則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民間信仰的應激性回歸。
粵普融合的寫作模式也頗富匠心：如“看過一部舞獅的動畫片嗎？嗯，你知我講邊部啦”（你知道我說哪部）（《熾熱月光》），在普通話框架中嵌入方言關鍵詞，既保留神韻又降低閱讀門檻。荊洚曉在訪談中強調，“方言的使用，它其實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錨點，就是文化基因的錨點”，因此，對異地讀者，他采用注釋層滲透——在《美味關系》修訂版中為“粉腸”（笨蛋）、“一鑊熟”（全盤崩潰）等俚語添加解釋，形成三重書寫結構：普通話敘述層保證流暢，方言對話層塑造紋理，注釋層完成文化轉譯。
方言生態(tài)圈的構建也是不同地區(qū)語言在文化質地上的彰顯。上海話“阿拉是洋盤沒見事的么？”、陜西方言“出麻達咧（出問題了）！諞個錘子（說個啥）！”在粵語主導的交際場中自然流淌（《熾熱月光》），人物通過即時解釋消融語言隔閡。這種多方言共生狀態(tài)，恰是嶺南作為千年商埠“和而不同”包容性的語言學印證。
三、在地經驗與讀者共創(chuàng)：大灣區(qū)文學新變的雙引擎
荊洚曉轉向嶺南現(xiàn)實題材的創(chuàng)作，源于深刻的在地經驗與文化自覺。潮汕冒險拼搏、誠實守信、同舟共濟的“紅頭船精神”，被他編碼進林靜雯的跨境電商奮斗史中；對廣府騎樓、茶樓文化的細膩描摹，則來自長期的生活浸泡。他在訪談中坦言：“因為我就生活在大灣區(qū)，我的生活中讓我感動的瞬間可能就是比較集中在這個氛圍里面。”他將個人成長記憶（如潮汕“過番”傳統(tǒng)）與時代命題（如大灣區(qū)建設）嫁接，使創(chuàng)作成為一場“文化尋根”的文學考古。面對嶺南文學在主流話語中相對邊緣的處境，他的策略堪稱“文化游擊戰(zhàn)”：將騎樓、宗祠等符號巧妙植入“現(xiàn)實題材+職場逆襲”的類型框架，借網絡空間為地域文化爭奪話語權?！稛霟嵩鹿狻穼⒎沁z舞獅轉化為“文化IP孵化”案例，既契合“大女主創(chuàng)業(yè)”的網文爽點，又暗藏對民俗現(xiàn)代轉型的嚴肅思考。這種“借殼上市”的智慧，正是嶺南文化“務實變通”特質的文學演繹。
網絡文學的媒介特性，尤其是讀者參與機制，為嶺南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獨特助力。起點網的“段評”功能催生了“文化眾包”模式。讀者化身“義務校對”，對抑郁癥用藥規(guī)范、順德鯪魚面工藝等提出專業(yè)指正；對方言造成的閱讀障礙，作者在修訂版中增加注釋，形成“作者——讀者”協(xié)同的文化闡釋共同體。荊洚曉在訪談中證實，“現(xiàn)實題材的作品，就我個人而言，身為作者肯定是非常重視（讀者意見）”，《美味關系》的方言注釋系統(tǒng)正是這種互動的產物。資深讀者對敘事節(jié)奏的反饋更具建設性?！毒蘩?！巨浪！》連載時，有讀者指出“網文讀者群的閱讀習慣一般是三章之內就要有主線”，作者從善如流，在后續(xù)《熾熱月光》《美味關系》中將主線顯性化。這種即時、動態(tài)的互動，使文本在“創(chuàng)作——閱讀——修正”的循環(huán)中不斷進化，也正是網絡文學變?yōu)椤皡⑴c式文化”的呈現(xiàn)——讀者從消費者/用戶轉變?yōu)榫W絡文學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文學的快節(jié)奏要求，也倒逼作者對文化進行“微縮景觀”處理。傳統(tǒng)宗族倫理被簡化為“嫁妝博弈”的戲劇沖突（母親一面毒舌嘲諷，一面暗中轉賬）；工夫茶道的二十一式簡化為“素手洗杯”的視覺焦點；老火湯的慢燉哲學濃縮為母親“煲湯不言愛”的情感符號。這些輕量化的文化“速寫”，雖犧牲部分深度，卻以高辨識度在碎片化閱讀中實現(xiàn)高效傳播，成為小說中展現(xiàn)嶺南個性的聚光燈。
荊洚曉的現(xiàn)實題材網絡小說，是嶺南文化在數(shù)字時代的華麗轉身，一次充滿煙火氣的精神還鄉(xiāng)。他拆解了學術殿堂里關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守成與創(chuàng)新”的沉重命題，將其編織進熱氣騰騰的牛肉火鍋里“吊龍”與“匙柄”的精妙分野中，融入驚險高樁上女子醒獅隊“拆蟹青”的力與美中，藏匿于老茶樓里“寧要河北一張床，不買河南一套房”（珠江河）的房價俗諺與“嫁妝博弈”的溫情算計里。
在騎樓斑駁的磚墻與摩天大樓的玻璃幕墻并置的都市肌理中，在醒獅鼓點鏗鏘的節(jié)奏與智能手機提示音此起彼伏的交響里，荊洚曉讓我們清晰地觸摸到嶺南文化那蓬勃不息的生命脈搏?！稛霟嵩鹿狻分械呐有血{隊在高樁上完成“采青”的瞬間，她們不僅摘取了懸掛的生菜，更摘除了宗法制度的性別枷鎖；當《美味關系》里的陳曉欣用“低溫鎖鑊氣”技術解決標準化難題，她守護的不僅是粵菜精髓，更是傳統(tǒng)文化在工業(yè)時代的生存策略。荊洚曉的創(chuàng)作證明：網絡文學不僅是娛樂載體，更是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能動力量。其創(chuàng)作的核心密碼正是務實智慧——它如同盤根錯節(jié)的老榕樹，氣根垂地即成新干，既深扎于宗祠族譜、茶樓粥水的傳統(tǒng)土壤，汲取著“紅頭船精神”的冒險基因與“得閑飲茶”的生活哲學，又不斷向現(xiàn)代性的天空伸展綠蔭，擁抱高鐵速度、灣區(qū)經濟與數(shù)字浪潮，在碰撞、調試與融通中，生長出“和而不同”的包容格局與創(chuàng)新活力。
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地域文化研究、網絡文學批評乃至當代文化傳承提供了多重啟示，其價值遠超文本本身：
其一，在于大幅拓展了“嶺南煙火敘事”的文學合法性并拓展了其闡釋空間。荊洚曉將工夫茶道中“素手洗杯”的禪意、母親“毒舌”背后“煲湯不言愛”的深沉情感、一碗“鑊氣”干炒牛河所承載的匠藝尊嚴，乃至“回南天”墻壁滲水帶來的日常煩惱，都升華為解碼嶺南文化基因的關鍵符碼。他的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帶有鮮明的地方性色彩和普適性特征，既從最日常的生活肌理與情感褶皺中凸顯了嶺南文化相較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獨特性，也展現(xiàn)了其與中華優(yōu)秀倫理文化的共通之處。例如，“湯水關懷”模式超越了簡單的母愛描寫，實為儒家家庭倫理在嶺南濕熱氣候與市井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獨特轉譯——當《美味關系》中的廣府母親借微信發(fā)送煲湯教程短視頻時，傳統(tǒng)的“孝道”與“親情”便在數(shù)字媒介的催化下，完成了從含蓄內斂到即時互動的現(xiàn)代性轉化，古老的情感表達獲得了新的載體與語法。
其二，在于揭示了網絡文學生產機制本身所蘊含的巨大文化潛能。起點中文網的“段評”功能，并非簡單的讀者反饋渠道，而是構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動態(tài)知識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嶺南本地讀者化身“文化考據(jù)員”，為“工夫茶二十一式”、“順德鯪魚面取脊肉”的細節(jié)正名；異地讀者則成為積極的“文化解碼者”與“意義共創(chuàng)者”，他們的好奇與追問（如“為何嫁妝多于彩禮？”）迫使文本向更清晰的文化闡釋開放；資深網文讀者對敘事節(jié)奏、方言密度的建議，則推動了創(chuàng)作向大眾傳播效度的優(yōu)化調整。荊洚曉在訪談中坦言對讀者意見的重視，《美味關系》對方言俚語的注釋系統(tǒng)正是這種互動的產物。這種由“創(chuàng)作—閱讀—修正—再闡釋”構成的循環(huán)，使嶺南文化不再是凝固的標本，而是在集體智慧的澆灌下不斷煥發(fā)新生的活態(tài)存在，網絡文學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躍升為具有一定話語權的文學生產者與傳播者。
其三，在于人物塑造對嶺南乃至整個地域文化書寫的范式革新意義。荊洚曉塑造的現(xiàn)代職場女性群像——從打破“美容=消費/技術=男性”刻板印象的林靜雯，到闖入“基建硬漢”領域參與國家工程的劉書萱，再到以“粵菜+”策略重振祖業(yè)、爭奪廚房話語權的陳曉欣，特別是以身體實踐爆破祠堂禁忌、將醒獅從男性專屬儀式轉化為女性賦權符號的殷小妙及其團隊——她們共同構成了對“男外女內”傳統(tǒng)分工的強力解構。她們不僅追求經濟自主（創(chuàng)業(yè)、管理），更通過舞獅、廚藝的展演，爭奪并重構了文化意義的闡釋權。她們的故事深刻說明，在宗族倫理的規(guī)訓與現(xiàn)代性的夾縫中，嶺南女性并非被動的承受者，而是憑借實踐智慧、情感聯(lián)結與無畏勇氣，開辟出新的生存空間與價值坐標，為文化敘事注入強勁的“大灣區(qū)特色”的新嶺南人。
荊洚曉的嶺南書寫通過“在地經驗”的深情灌注與“讀者共創(chuàng)”的開放姿態(tài)，通過“煙火敘事”與精英書寫的巧妙對接，為地域文化在數(shù)字洪流中的活態(tài)傳承與創(chuàng)新轉化，摸索出一條充滿溫度與可能性的路徑。木棉花年復一年地墜落于嶺南的雨季，“擲地有聲”的剛烈始終未變，但承載它的土地已從珠江三角洲擴展至數(shù)字原野。荊洚曉的現(xiàn)實題材寫作，恰似那些墜入網絡土壤的木棉——當嶺南的文化基因在億萬次屏幕點擊中重組，那些曾被視作“地域性知識”的煙火敘事，終將在更廣闊的世界孕育新苗。當嶺南的木棉花飄落在網絡世界的土壤，它帶來的不僅是地域的風情，更是一種在堅守中融通、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的文化密碼。這密碼，正隨著每一次屏幕的滑動，悄然注入新一代讀者的精神血脈。
在回南天的氤氳水汽中，木棉綻放如炬。嶺南的古老靈魂，正借荊洚曉的筆端，在數(shù)字時代的晨光里，完成一場靜默而壯麗的突圍。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5年廣東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嶺南文化視域下廣東網絡文學的發(fā)展研究”成果。
（責任編輯：胡笛）
王小英
女，河南輝縣人，文學博士，現(xiàn)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網絡文藝與比較文學方面的研究，主要理論興趣為符號學、敘述學。兼任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文化與傳播符號學分會理事，網絡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出版《網絡文學符號學研究》《媒介突圍：網絡文學的破壁》等專（編）著5部，在《中國比較文學》《中國文學批評》《現(xiàn)代傳播》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多篇。曾獲第十六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
杜鈞婷
女，中國香港籍，暨南大學漢語言文學本科畢業(yè)生，網文寫作者。
來源：《網文新觀察》2025第3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