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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青眼里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之一)
知青—與祖國共命運的五0后
作者/王繼紅
審核/芊芊結
朗誦/合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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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李淑林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過去五十多年了。當年15—20歲的知青們已邁入古稀走向耄耋之年。這兩年,知青的話題越來越多地被人們議論。作為知青的一分子,我也談談自己對知青運動的看法。
寫作此文的出發(fā)點是,作為一個從那個年代的過來人,我根據自己經歷的、感知的、了解的事實,捋一捋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這一過程。以誠實的文字,記下真實的故事。把真實的留下來,就可以讓后來人少一些誤解。
文中觀點僅屬個人看法。文中采用的數據來源于國家方志館知青分館:以及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顧洪章老師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大事記》。

什么是知青?按照國務員知青辦的劃定標準,必須是從城市遷移戶口到農村或兵團或農場并工作超過兩年以上的初中和高中畢業(yè)生。如果沒有遷戶口只能算是勞動鍛煉。按這個標準統(tǒng)計從1955—1976全國知青總人數是1774.8萬。文中我采用1800萬這個數據,是因為實際上國務院停止知青下鄉(xiāng)的政策決定是1978年10月。真實的情況是1977—1979年還有知青下鄉(xiāng)的。而這些在運動尾聲階段,少量的下鄉(xiāng)知青,正好是60后。
1800萬人短期內由城市遷徙到農村和邊疆,這樣的人口大轉移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按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同時也是史學家的顧洪章老師的說法,這個運動的本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移民工程,只有共產黨才能實現。
現在回頭看,這個人口大轉移,是我們國家根據自身國情,解決困境所必須的舉措。

知青與祖國共命運
談論知青和知青上山下鄉(xiāng),不能離開我們泱泱大國的國情。知青上山下鄉(xiāng)從開始提起,到國家定為策略,發(fā)展成為一個運動高潮,再到后來的取消和結束都與國家的生存與發(fā)展息息相關緊密聯系的。
構成知青的主體基本上是50后,(40后占一些)(60后占一點點)。平常,人們常把50后比喻為共和國的長子,回頭看看,這位長子的成長經歷確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了。他們見證了共和國的每個苦難和每一次的風云變幻。他們的青春時段正好鑲嵌在祖國最艱難的歲月里。所以說,知青的命運是緊扣著祖國的命運。
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我個人認為可以分為從1955年—1965年的探索規(guī)劃階段,和1968年—1976年的高潮階段。通常,人們只把1968年后的那個時段稱為知青下鄉(xiāng)我個人認為是不完整的。
一、探索和規(guī)劃階段
建國初期,我們這個幾億人口剛掙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和腳鐐的農業(yè)大國,從幾十年的戰(zhàn)亂中走出來。就像一個元氣不足的漢子,被欺壓趴在地上幾百年,剛抖落一身戰(zhàn)爭的塵埃,倔強地站起來,遍體鱗傷。還沒來得及休養(yǎng)生息,不得已就開始了抗美援朝,被又一次的傷筋動骨。
待結束了朝鮮戰(zhàn)爭,本該放開手搞建設了。但有幾方面的原因令我們還不能快速發(fā)展工業(yè)。
首先是國力不強大,幾十年的戰(zhàn)爭經歷,還沒喘過氣來,抗美援朝一戰(zhàn)我們勝利了,但卻背上了沉重的又一筆外債。
最嚴俊的問題是糧食短缺,全國年人均口糧只有270斤。毛主席曾說過的“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時半干半稀”就是那個時候提出來的。所謂的“半干半稀”實際上是“土豆、瓜,菜代”??梢姰敃r是非常艱難的。
再者是就業(yè)壓力大。當時人口快速暴漲,城市已經開始積聚多余的勞動力,據說陳毅當市長的時候上海已有60萬人沒工作。本來城市有人是發(fā)展工業(yè)的條件,但當年沒有實力。
當時,國家迫切解決的問題是要讓國民吃飽飯。而我國原有的耕地有限,農業(yè)生產的水平也是原始和落后的。要吃飽飯,要多產糧就必須擴大耕地,提高農業(yè)生產力。
從1955年起,國家一面鼓勵鄉(xiāng)鎮(zhèn)知識青年回鄉(xiāng)務農,一面開始把城市多余的勞動力往農村引導。出現了自愿到農村下鄉(xiāng)的先進個人。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1955年,北京第一批500人的墾荒隊奔赴黑龍江北大荒。從而帶動了幾批墾荒隊到北大荒。從1955年到60年代初,除了小部分青年回鄉(xiāng)務農,早期大約有100多萬城市青年到黑龍江北大荒墾荒種地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毛主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大”代表在一起,他要抽煙時,團代表,也是杰出的知青代表徐建春馬上給他點煙。中國青年報記者洪克曾抓拍下這張歷史照片。)
這個時候偏偏天公不作美,華夏大地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吃飯問題就更嚴俊了。雪上加霜的是,災害未了,從1960年又發(fā)生了要在五年內給蘇聯償還86億債務的大事件。
那段時間,國家不但要努力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還號召大家過緊日子節(jié)儉還債。我記得當時有首歌里唱得是:“勤儉是咱們的傳家寶,社會主義建設離不了。不管是一寸布,一粒米咱們都要用得巧……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燒”。這個艱苦的時期,正好是五0后的少年和童年時段,很多人留下了吃不飽飯的記憶。
“上山下鄉(xiāng)”的口號,最早見于1956年10月25號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經過摸索,從六十年代中期起國家已經開始有計劃有步驟組織城市青年奔赴農村邊疆。上海的近十萬支邊青年就是從63年開始奔赴新疆的。
在我下鄉(xiāng)的農場里,先我們而來的老知青們分別是62、63、64,65,年分批從廣州市來到農場的。據這些老知青們回憶,當年動員他們從城市來農村,聽到的解釋是農業(yè)的發(fā)展趕不上工業(yè)發(fā)展,要先把農業(yè)搞上去。而且為了不讓他們有后顧之憂,在64年下鄉(xiāng)的那一屆,迀戶口的時候還給他們發(fā)了戶口保留證,政府的解釋是下鄉(xiāng)期限是四年。四年后可以回城,并安排工作??梢姰敃r已經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規(guī)劃并進行安排城市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到農村去。根據知青分館的介紹,當時的計劃是從1964年起,每年將安排200萬知青下鄉(xiāng)。也就是說,從60年代中期,國家已確定了城市青年到農村去的方向了,并開始了執(zhí)行計劃。

知青下鄉(xiāng)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國家遇上了不利于我們搞經濟建設的國際形勢。六十年代的中期,當時中蘇邊境有蘇修虎視眈眈,中蒙邊境和西南邊陲被蘇修收買的一些小國家都也對我國劍拔弩張。我記得當年看過一本雜志,名字不記得了。里邊一篇講形勢的文章有一幅中國地圖,邊境周邊有好多個箭頭指向我們。
在那種情況下,國家非但不能大規(guī)模搞建設,還把重點企業(yè)往四川,貴州,湖南、云南的大山里藏。這就是當年的“三線建設”,和“備戰(zhàn)備荒”。我記得父親是從64年初就赴四川參加“三線建設”。那時候我剛十歲出頭,小孩子不懂事,懵懵懂懂地會說“我們國家被包圍了”。
在這種情況下,知青下鄉(xiāng)就是一種國情需要,是國家為解決內外困境而采取的一舉多利的舉措。
這種嚴峻的國際形勢一直持續(xù)到1969年中蘇邊境的珍寶島事件的暴發(fā)。
據知青博物館公布的數字,1966年WG前下鄉(xiāng)的大約有370多萬人。從1966年到1968年底前,由于當時的歷史原因,許多工作都停滯了,知青下鄉(xiāng)也暫停了。有人認為知青下鄉(xiāng)是WG的產物,其實這個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非但不是WG的產物,相反,由于WG還中斷了兩年多正在實行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計劃。
二,上山下鄉(xiāng)的高潮
知青下鄉(xiāng)掀起高潮成為運動應是從1968年的第四季度開始的。了解這個高潮就要從WG說起。
WG是1966年五月份開始的。WG開始后,先是中學生(包括高中和初中的畢業(yè)生)停課了。當時的說法是“停課鬧革命”,高考也隨即停了。隨著運動的轟轟烈烈,以不可阻擋之勢的迅猛發(fā)展,后來影響到全國各行各業(yè)都不同程度地停滯了工作。這種情況持續(xù)了大約兩年。到1968年大概十月份。國家號召“抓革命,促生產”,想盡快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
但是,當時中學里停課兩年多,積下了初中,高中共六屆畢業(yè)生。就是后來人稱的“老三屆”。這里解釋一下,老三屆里的高中生,正好是40后,最大的21歲,最小的19歲。老三屆中的初中生是清一色的50后。最大的18歲,最小的16歲,實際很多只有15歲多些。國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就成了各種需要下順理成章的最好的政策選擇。

在正常年代,15歲—18歲,正是一個人學習的大好時光,而50后的這個大好時光碰上了那個特殊的時期,大形勢不容許他們待在城市的課堂了,他們義無反顧地響應國家的號召,告別城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沒有人遲疑,沒有人覺得不該去。那段時間,年輕的心像節(jié)日的焰火噴發(fā),“老三屆”們見面談論的是你去哪里?插隊還是農場?申請書!決心書!比比皆是。有些學生聽說中蘇邊境可能會打仗,堅決要求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為了能得到批準,不惜咬破手指寫下了血書。他們的想法很單純“上前線,那怕犧牲了也值得”。這就是那個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后來有人把那個年代稱為“激情燃燒的歲月”不是沒有根據的。

(熱血沸騰,奔向黑土地的知青)
知青的家里人也是絕對支持孩子們到這些艱苦的地方去鍛煉。一位出身于高知家庭的“老高三”學生。下鄉(xiāng)前,他那位高級知識分子的母親與他談話,這個談話很能代表當時家長們的認識。:“你準備高考了,突然讓你去當農民。社會上有各種工作都需要人去做,組織上讓你去農村,這證明農村有工作需要你去做。你不要在這方面有什么顧慮”?!澳愕睫r村就是壯勞力了,農民的孩子能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你不要叫苦”。
這些話現在聽來,有些人會懷疑是不是做秀?但這就是當年人們的真實心態(tài)。真實的表現。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家長,不會把話說得有條理,但都會認為聽黨的話,由國家安排是應該的,沒有錯。
知青下鄉(xiāng)可以說是井然有序地進行的。有些地區(qū)和城市早期對去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還要政審,后來漸漸的取消了這種政審。知青們一批批地動身,乘客輪、火車、汽車。坐汽車往往還是解放牌貨車,沒有客車。按區(qū)域按學校走向兵團、公社、農場。有送有接。接知青的交通工具有手扶拖拉機和牛車,很多邊遠地區(qū)甚至是背著行李步行一兩天。

(牛車接來新知青)

珠江邊,鑼鼓喧天,紅衛(wèi)輪緩緩離岸,
太古倉碼頭我送走了大哥。火車站,人聲鼎沸,綠皮車一聲長鳴??赃辏赃?,車輪好像被親人不舍的目光拽住,沉重得不愿往前……從68年年底到69年,短期內城市一下子送走了本來積累了三年的中學畢業(yè)生。以后每年的畢業(yè)生繼續(xù)下鄉(xiāng),所以就形成了一個下鄉(xiāng)的高潮。
根據國務院知青辦的統(tǒng)計數據,從1968年到1976年間全國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是1600多萬人,是史上罕見短期內的人口大遷移。國務院知青辦的說法這就是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本質。
這里我想說的是,統(tǒng)計數據是劃到1976年,1976年下鄉(xiāng)的知青出生于1959年,是50后最小的。所以說知青的主體是50后。
知青下鄉(xiāng)的去向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占人數最多的是“插隊落戶”,就是直接到人民公社生產隊,與社員一起出工“掙工分”“分口糧”。其次,去向比較集中的是邊境地區(qū)軍隊的生產建設兵團。還有就是到國營農場,林場

(這是出發(fā)前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當年是待遇最好的,每人都有令年輕人羨慕的新軍裝。)
為了更好地保衛(wèi)邊疆建設邊疆,除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那個期間國家在邊境區(qū)域先后成立了黑龍江,內蒙古,海南島,云南幾個大的生產建設兵團,以及陜、甘、寧,青這些邊遠地區(qū)的幾個小的建設兵團。當年有個口號“全民皆兵”,凡兵團都是軍隊建制。知青的任務是既墾荒又戍邊。亦軍亦農。除了農業(yè)勞作,還定期進行軍事訓練,定期考核,據說兵團里除了步兵連,還有高炮連等技術性能高的連隊。兵團知青成了隨時可以上戰(zhàn)場參戰(zhàn)的隊伍。
三、知青對國家的貢獻

(黑土地上的知青在收割黃豆)
知青對國家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
1,首先是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據知青分館提供的數據,從1955年到1976年,我國的耕地面積翻了一翻;我國的糧食產量翻了一翻;我國的棉花產量翻了兩翻。這些文字與數據,不容置疑是醮著知青們的汗水寫出來的。北大荒楞是被知青們改造成了“北大倉”;新疆的千年荒地,成了萬畝棉田。這些成就徹徹底底的改變了國人吃不飽穿不暖的窘況。知青的這個貢獻,和當年農民的“交公糧”;城市企業(yè)全民的低工資這些都為日后國家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打下了很好的物質基礎,蓄備了能量。
當年,知青們離開城市,走向農村。既為國家創(chuàng)造奉獻了短缺的糧棉,同時緩解了整個國家的就業(yè)壓力。令國家由農業(yè)大國,轉而發(fā)展經濟,發(fā)展工業(yè)起了個很好的緩沖作用。這個作用間接穩(wěn)定了社會。
2、保衛(wèi)邊疆 震攝了侵略勢力

(戰(zhàn)斗在黑土地上的知青)
知青下鄉(xiāng),屯墾戍邊,建設邊疆,為保衛(wèi)祖國做出了貢獻。僅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保障了5700公里的邊境防務。還有內蒙古,云南。陜甘青寧的建設兵團,換句話說,在我國,西南、正北,西北,東北這一圈邊境線上,有著幾百萬的知青。這些知青戰(zhàn)士,既是農業(yè)的生產勞動者,也是隨時能打仗的戰(zhàn)士。為祖國的安全筑起了一道厚實的,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
據知青分館館長介紹,69年中蘇珍寶島一仗,蘇聯輸了,輸得很不服氣。勃列日涅夫集團曾瘋狂揚言要“一周拿下哈爾濱,一個月打到北京?!比欢K修高層一位熟悉中國國情的外交官很清.醒地跟他們說,“你可以打進去,但你很可能回不來了”。畏懼于中國軍隊和邊境線上幾百萬俱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的亦農亦軍的知青軍墾戰(zhàn)士。虎視眈眈的蘇聯最后還是不敢輕舉妄動了。
3,知青下鄉(xiāng)改變了農村的文化教育
在一些落后,地區(qū),知青去了后開展了掃盲工作。知青們白天下地干活,夜晚給不識字的農民上課。
以前沒普及小學的邊遠地區(qū)和山區(qū),在知青下鄉(xiāng)后漸漸地普及了小學。這些學校的老師大多是下鄉(xiāng)的知青。
我平時接觸到一些從農村出來的,已在城市站穩(wěn)腳跟的60—70后,他們一聽說我曾是知青,馬上就有了親切感?!拔覀冎乐唷保拔覀兗揖妥∵^知青”,“我們的小學老師就是知青”。
一位姓葛的北京老高三插隊知青,在當地的小學,初中當了幾年老師。他很欣慰地說,他當年教過的學生的孩子們中出了6位研究生,8位博士生。每當有一個孩子考上了,學生都會向他這位幾十年前的老師報喜。他的學生說:“葛老師,當年你們知青在農村做了許多工作,我們的父母談起你們特別的贊揚,但是對農村影響最大的,就是使農民認識到了知識的重要性”。這位老師覺得自己十多年吃的苦,受的累值了。
知青們是農村這片土地上文化的火種,文化的播種機。

(當年云南邊遠山區(qū)的一群小學生)
4、改變了農村醫(yī)療環(huán)境,
知青們下鄉(xiāng),為改變邊疆、農村之前的落后的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作出了貢獻。 很長一段時間,每個鄉(xiāng)鎮(zhèn)村寨的衛(wèi)生站里的赤腳醫(yī)生,就是那些刻苦好學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知青。那個年代,農村的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逐步建立。都離不開知青們的付出。
在陜北的黃土高坡,曾出現過一支由知青成長的醫(yī)生漸漸成形的窯洞醫(yī)院。開始是一位稍懂針灸的知青為社員治療了牙痛。后來社員們有病就會來找他。憑著一本《赤腳醫(yī)生手冊》他給社員們治病的范圍越來越廣,本村的外村的找他看病的越來越多,常忙到晚上半夜,后來,同來的知青也與他一起學習,一起行醫(yī)。直到有一次遇見一位臨盆產婦,他盟生了到醫(yī)院學習的念頭。
“你若盛開,清風自來。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后來在熟人和家人的幫助下,他們真的得到了上醫(yī)院學習的機會。有好些年,他們這支隊伍,在簡陋的窯洞里可以為社員做好幾種手術……
雖然這個例子是個個例。但也說明了在那個年代農村的需求,知青發(fā)揮的作用,以及他們在這種需求中的成長

(那個年代,農村的赤腳醫(yī)生)
5、提高了農村社會文明的進步
知青下鄉(xiāng),把城市進步的社會文明帶到了農村,影響了原先落后的文明意識。改變了不講衛(wèi)生等等一些落后的陋習。我曾下鄉(xiāng)的農場,一些比我稍年輕的當地青年曾跟我說過:“你們來了后,我們知道了許多知識,見識了不少城里人的生活習慣”。有些地區(qū)農民不刷牙,不愛洗澡,隨地吐痰的陋習,就是在知青們的影響下有了很大的改善。村庒的環(huán)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觀。還有就是對破除迷信,樹立進步的婚姻觀,都起了很好的示范效應。
可見,有文化的知青在邊疆農村的這種滲透,帶動了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促進我們民族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這是金錢換不來的,也是金錢難以衡量的。
綜合起來說,知青上山下鄉(xiāng),解決了國家的困境;改變了農村的教育和醫(yī)療衛(wèi)生狀況。對國家安全問題: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以及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都是意義深遠的。
我個人認為,知青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是應該載入史冊的。
四,知青運動的結束
根據國務院知青辦的定義,知青史是從1955年開始直到1981年國務院知青辦撤銷視為結束,共27年。實際上國務院知青辦是1978年10月決定知青不再下鄉(xiāng)。真正停止下鄉(xiāng)是1979年后。停止下鄉(xiāng)后的知青辦著重于解決知青回城后的安置政策和工作。
知青為什么回城?鄧小平有段話說得很清楚: “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我們國家在困難的環(huán)境下提出來的?,F在形勢變化了,國際形勢變化了,國內打倒了'四人幫',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我們在新的形勢下,要考慮讓知青們不下鄉(xiāng),將來還要考慮從農村吸引勞動力的問題”。
可見,知青回城是改革開放的需要,是國家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需要。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知青們成了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
根據知青分館的介紹。1968-1976年下鄉(xiāng)的大約是1600萬人?;爻堑氖沁@當中的1400萬人。因各種原因有200萬人沒回來。
1955年去北大荒的百萬墾荒隊員;以及1963年,上海去邊疆的十萬支邊青年:還有文.革前插隊的知青都沒回城。他們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祖國最需要的邊疆、農村、黑土地。他們當中曾流行過一句令人心酸的話,說自己是“獻了青春獻后代”。他們的這種徹底的犧牲,每位生活在當今幸福時光里的人們都不應該忘記,那是應該載入共和國史冊的功勛。












總編簡介
李淑林,網名陽光,注冊志愿者,仁義壽鄉(xiāng)民星榜樣.最美家庭,眉山市助人為樂最美家庭,名篇.金榜頭條總編導師,文學藝術網、文學名人堂等十大平臺總編。中華詩詞學會會員,華夏精短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東坡詩詞學會會員、理事,仁壽作協、詩詞學會會員。年年被名篇評為文學領軍人物和年度功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