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納土歸宋”的史話
——電視劇《太平年》觀后感
葛國順
48集電視連續(xù)劇《太平年》聚焦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歷史故事。磅礴浩瀚的內(nèi)容，讓我非常感動。最觸動我的，是其中所描述的“太平”得來何其不易。追劇時的意猶未盡，竟自然而然化作了一場探尋歷史肌理的心動。
亂世中的生存之道吳越國(907年-978年)，是五代十國時期存在于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個政權(quán)，由錢鑼建立，定都今日杭州。其統(tǒng)治歷經(jīng)三代五王--武肅王錢繆、文穆王錢元瑾、忠獻王錢弘佐、忠遜王錢弘、忠懿王錢弘做，長達七十余年，在刀光劍影的亂世縫隙里，織就了一幅兼具家國大義與人間煙火的吳越文化長卷。它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也是我們理解腳下這片土地如何成為今日模樣的線索，在用腳步與目光，開啟一場與《太平年》互動的時空穿越。
劇集沒有刻意渲染吳越國的兵強馬壯，也沒有夸大其疆域遼闊，反而用大量筆墨描摹錢塘江邊的漁火、蘇杭街巷的茶肆、水鄉(xiāng)阡陌的稻浪 —— 這些汪曾祺筆下那般 “接地氣” 的日常，構(gòu)成了吳越國最動人的底色。五代十國，向來是歷史敘事中的 “亂世拼圖”，諸國林立、征伐不斷，“成王敗寇” 的邏輯貫穿始終。而《太平年》卻獨辟蹊徑，將目光鎖定在偏安東南的吳越國，鎖定在錢镠及其后人 “保境安民” 的堅守之上。
“納土歸宋”，是整部劇的靈魂，也是最具爭議的歷史抉擇。公元978年，末代國王錢弘做審時度勢，“納士歸宋"這一以和平方式融入統(tǒng)一版圖的抉擇，使吳越國在五代亂世中獨樹一幟。它憑借的并非武力，而是善事中國"的智慧與“保境安民”的務(wù)實。興水利、修佛塔、促貿(mào)易，這片土地在動蕩年代維系了罕見的安定與繁榮，也為后世江南的富麻埋下了伏筆。
劇集沒有將這一決策簡化為君主的一念之差，而是層層鋪展其背后的掙扎與清醒。一邊是群臣 “死守疆土” 的慷慨陳詞，一邊是戰(zhàn)火將至、百姓流離的隱憂；一邊是錢氏家族百年基業(yè)的存續(xù)，一邊是天下一統(tǒng)的歷史大勢。劇中有一場戲令人動容：錢弘俶登上城隍閣，俯瞰滿城燈火，身后是列祖列宗的牌位，眼前是萬家團圓的市井。他緩緩說出 “吳越之民，已免戰(zhàn)亂百年，我豈能為一姓之尊，斷萬家之安”，寥寥數(shù)語，道盡了 “納土” 的本質(zhì) —— 不是妥協(xié)，而是以退為進的大義；不是怯懦，而是心懷蒼生的擔(dān)當(dāng)。這種 “輕王權(quán)、重民生” 的抉擇，恰恰烙印著吳越文化中 “務(wù)實包容” 的基因。
作為一部扎根地域文化的歷史劇，《太平年》的高明之處，在于將吳越文化的精髓融入敘事肌理，而非生硬堆砌符號。劇中的場景調(diào)度，處處可見江南文脈的印記：蘇繡的屏風(fēng)、龍泉窯的青瓷、評彈的弦索、龍井的茶香，這些風(fēng)物并非裝飾，而是推動劇情的有機部分。錢弘俶與大臣議事時，桌上擺著的是越窯秘色瓷，杯中的是剛采摘的明前茶，君臣之間的對話，也帶著江南人特有的溫厚委婉，少了北方朝堂的劍拔弩張，多了一份 “以理服人、以情動人” 的平和。就連劇集的服化道，也極盡考據(jù)之能事：吳越官員的官服，沿用了晚唐的形制，卻在領(lǐng)口繡上江南特有的荷花紋樣；百姓的服飾，以棉麻為主，色調(diào)素雅，與江南水鄉(xiāng)的溫潤相得益彰。這種對細節(jié)的極致追求，讓吳越文化不再是書本上的概念，而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鮮活存在。
追劇的興致，始終是中國人最樸素的期盼。《太平年》以吳越國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英雄，未必是馳騁疆場的戰(zhàn)將，也可以是心懷蒼生、順應(yīng)大勢的執(zhí)政者；真正的文化傳承，未必是轟轟烈烈的壯舉，也藏在 “納土歸宋” 的抉擇里，藏在江南水鄉(xiāng)的煙火氣中。走出屏幕，蘇杭大地的每一處古跡，都在訴說著那段 “太平歲月”：杭州的錢王祠，香火綿延，供奉著 “保境安民” 的錢氏先祖；臨安的吳越國王陵，石刻上的紋路，鐫刻著納土歸宋的抉擇；蘇州的平江路，青石板路上的車轍，或許還印著當(dāng)年吳越百姓的足跡。就像我多年來集報時收藏的那些吳越文化專欄，文字與影像相互印證，歷史與當(dāng)下彼此交融。
歷史陌生、人物眾多、事件繁亂，是很多觀眾對《太平年》的初始觀感。但每一段歷史都是文明一路走來的腳印，只要我們想知道從何而來，它就不會陌生?！短侥辍反蚱坪裰貧v史劇的收視壁壘，摒棄教科書式的符號化塑造，著力刻畫歷史人物的血肉與困境:錢弘俶從散漫王子蛻變，在納土歸宋與家族尊榮間選擇放下王冠、托起蒼生，走出保境安民的悲憫之路;趙匡胤、郭榮的雄才大略，不再是冰冷的帝王功業(yè)，而是承載著止息戰(zhàn)亂、守護蒼生的沉重思考。觀眾為人物的親情、理想與抉擇揪心，在共情個體命運中讀懂時代邏輯，讓遙遠歷史變成可觸摸的生命經(jīng)驗。
去臉譜化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讓《太平年》契合年輕人欣賞復(fù)雜人性的審美。劇集沒有絕對的善惡，只展現(xiàn)亂世中掙扎的立體人物:桑維翰直面出賣國土的萬世之罪，卻藏著亂世抉擇的復(fù)雜無奈;馮道歷仕多朝的處世哲學(xué)，引發(fā)關(guān)于立身責(zé)任的深層討論;即便是軍閥張彥澤，也具象揭露了武夫當(dāng)國的時代殘酷。這種不預(yù)設(shè)立場的敘事，讓觀眾從被動接受變?yōu)橹鲃铀急妫趶?fù)雜人性中讀懂歷史的厚重與選擇的意義。“何以太平”的千年議題，與當(dāng)代青年實現(xiàn)精神共振，這也是《太平年》的核心命題。劇集核心并非權(quán)力博弈，而是對和平路徑的探索，錢弘俶舍棄尊榮以求百姓不識兵革，這份對和平的務(wù)實追求，擊中了珍惜國泰民安的當(dāng)代青年。劇中“利在天卞必謀之”的錢氏家訓(xùn)，將百姓安康置于家族利益之上的家國情懷，超越了個人成敗，為身處“內(nèi)卷”與“躺平”爭議中的年輕人，提供了高尚的價值參照，喚醒了青年心底的社會責(zé)任感與“大我”認(rèn)同。
歷史的意義，在于理解人的選擇。這場跟著《太平年》開啟的吳越文化之約，沒有終點。當(dāng)我們漫步在江南的煙雨里，翻開塵封的史料，或是在報端讀到一篇關(guān)于吳越歷史的小文時，都會想起那段 “納土歸宋換太平” 的往事。這便是歷史劇的力量，它讓遙遠的歷史變得可感，讓地域的文化變得可觸，更讓我們在回望過去時，懂得 “太平” 的珍貴，懂得包容與務(wù)實的價值。
（2026.3.寫于草頁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