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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熱點 重讀浩然
張興源
我是在陜北的黃土高原上長大的，溝壑縱橫的土地教會了我沉默與堅韌。小時候家里窮，書少得可憐，但凡能借到一本小說，便如獲至寶，夜里點著煤油燈也要一口氣讀完。記得第一次讀到浩然的《艷陽天》，是在大隊夜校的圖書角里翻出來的，紙頁泛黃，邊角卷起，卻像一束光劈開了我少年時的蒙昧。那時還不懂什么叫文學史，只覺得書里的蕭長春、焦淑紅、韓百仲這些人，仿佛就住在我們村頭，他們說話的腔調(diào)、走路的姿態(tài)、吵架時甩出的狠話，都和我爹我娘我姑我姐們一個樣。
后來才知道，浩然不是在“寫”農(nóng)民，他本身就是農(nóng)民。這話說起來簡單，實則重如千鈞。趙樹理是文人下基層，柳青是干部蹲點，周立波是南下干部體驗生活，他們都是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去觀察、記錄、提煉農(nóng)民的生活。而浩然則不同——他生在河北寶坻一個貧苦農(nóng)家，童年失怙，少年流浪，在京郊農(nóng)村扛活謀生，種地、推車、挑糞，哪一樣沒干過？他的筆是從泥土里長出來的，不是從書齋里抄起來的。他寫的不是“農(nóng)民題材”，而是“農(nóng)民本身”。這一點，決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上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位置。
我們這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讀書人，誰沒有被浩然照亮過精神的角落？誰不曾把《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當作通往文學的第一級臺階？我記得當年有幾個文學青年聚在窯洞里討論寫作，一人說：“你想寫出真東西，就得像浩然那樣，腳踩在泥土里，心貼在百姓身上?！绷硪蝗私又f：“可現(xiàn)在都說他是‘政治作家’，作品要過時了?！蔽耶敃r沒說話，只是翻開隨身帶著的筆記本，上面抄著《金光大道》里高大泉的一段話：“咱辦合作社，不是圖個熱鬧，是要讓窮哥們兒翻身做主人！”那字跡歪歪扭扭，卻是我青春歲月最鄭重的信仰刻痕。
今天重讀浩然，已不再是少年時那種熱血澎湃的閱讀，而是一種沉靜下來的回望與省思。我想問自己：為什么在經(jīng)歷了那么多文學潮流更迭之后，浩然的作品依然值得我們反復咀嚼？為什么當許多曾經(jīng)喧囂一時的文本早已湮沒無聞時，浩然的小說仍能在民間口耳相傳？答案或許只有一個：因為他牢牢抓住了生活的主脈，因為他始終站在人民中間，而不是站在高處俯視人民。
一
先說《艷陽天》。這部發(fā)表于1964年的長篇小說，以京東一個普通村莊——東山塢為背景，描寫了1957年春夏之交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斗爭。表面看，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敘事框架，圍繞著是否走集體化道路展開激烈沖突。但從文學內(nèi)部細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浩然真正著力刻畫的，并非政策宣講或路線辯論，而是人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情感邏輯、道德選擇和生存意志。
蕭長春這個人物，常被人批評為“高大全”的典型。但我以為，正是在這個看似理想化的人物身上，浩然完成了對中國農(nóng)民精神世界的深度建構(gòu)。蕭長春不是空降的干部，也不是外來的指導員，他是土生土長的貧農(nóng)兒子，母親早亡，父親病逝，靠吃百家飯長大。他對集體的忠誠，不是來自上級命令，而是源于親身經(jīng)歷的苦難記憶。他深知單打獨斗的個體農(nóng)民如何被地主盤剝、被災荒吞噬，因此他堅信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出路。這種信念，不是口號，而是血淚凝成的生命經(jīng)驗。
更重要的是，浩然沒有將蕭長春塑造成一個冷峻的革命機器。他在處理家庭關(guān)系時有猶豫，在面對戀人焦淑紅的感情時有羞澀，在教育弟弟蕭萬才時有無奈。這些細節(jié)使人物立體而真實。尤其是他對彎彎繞、馬之悅等對立面人物的態(tài)度，并非一味打壓，而是試圖理解其心理動因。比如他對馬之悅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你聰明，可你把聰明用錯了地方?！边@句話里沒有勝利者的傲慢，只有痛惜與惋惜。這正是浩然高出一般公式化寫作之處：他寫斗爭，卻不煽動仇恨；他寫立場，卻不取消人性。
《艷陽天》的藝術(shù)力量，還體現(xiàn)在它對鄉(xiāng)村日常生活圖景的精細描繪。從春耕秋收的勞作節(jié)奏，到婚喪嫁娶的風俗禮儀；從生產(chǎn)隊開會時的爭執(zhí)吵嚷，到婆媳之間的瑣碎摩擦——浩然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構(gòu)建了一個活生生的北方農(nóng)村社會生態(tài)。他筆下的語言更是地道的農(nóng)民口語，干凈利落，富有節(jié)奏感。比如描寫暴雨來臨前的天空：“黑云像鍋底扣下來，風刮得樹梢子直叫喚?！边@樣的句子，既具象又傳神，完全是土地孕育出來的語言。
二
如果說《艷陽天》是一幅濃墨重彩的現(xiàn)實主義畫卷，那么《金光大道》則是浩然試圖構(gòu)筑的社會主義理想藍圖。這部四卷本巨著，時間跨度從1949年解放初期到1955年高級社成立，展現(xiàn)了中國農(nóng)村從土地改革走向全面集體化的全過程。相較于《艷陽天》的緊湊結(jié)構(gòu)，《金光大道》更具史詩野心，人物更多，線索更繁，思想容量更大。
主角高大泉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蕭長春的精神延伸與升華。如果說蕭長春還帶有較多個人創(chuàng)傷記憶的影響，那么高大泉則更多體現(xiàn)出一種自覺的歷史擔當。他是黨員，是村干部，但他始終堅持勞動第一線，“手不離鋤頭，腳不離田埂”。他常說：“干部要是脫離了勞動，就會變成老爺。”這句話至今聽來仍振聾發(fā)聵。
值得注意的是，浩然在《金光大道》中并未回避前進道路上的艱難曲折。他如實描寫了部分農(nóng)民對合作化的疑慮、抵制甚至破壞行為，也揭示了基層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苗頭。但他始終堅持一個基本判斷：盡管過程充滿矛盾，但廣大農(nóng)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社會主義方向是一致的。這一判斷的背后，是他多年深入農(nóng)村所積累的真實感受。他曾多次講過：“我寫這些事，是因為我親眼看見多少窮苦人通過集體化改變了命運。”
當然，《金光大道》也因其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而備受爭議。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對極左路線的反思，這部作品一度被打入“政治文學”的冷宮。有人指責它美化斗爭、拔高英雄、壓制個性。這些批評并非全無道理，但我們必須放在具體歷史語境中去理解。浩然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也是參與者。他不是事后旁觀的歷史評判者，而是正在洪流中奮力劃槳的弄潮兒。他的局限，某種程度上也是時代的局限。然而，若因此否定其全部價值，則未免過于輕率。
試想，如果沒有《金光大道》這樣敢于正面書寫重大歷史進程的作品，我們的文學史豈不只剩下逃避與嘲諷？難道文學只能解構(gòu)，不能建構(gòu)？只能揭露黑暗，不能禮贊光明？浩然的存在提醒我們：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tài)，應當允許多種聲音并存，包括那些愿意為理想?yún)群暗穆曇簟?/span>
三
再說《西沙兒女》。這部中篇小說分為《正氣篇》和《奇志篇》，創(chuàng)作于1974年，取材于1974年西沙群島自衛(wèi)反擊戰(zhàn)。與前兩部農(nóng)村題材作品相比，這是浩然唯一一次涉足軍事與海洋題材。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作品采用了半紀實半傳奇的寫法，情節(jié)緊張激烈，充滿英雄主義色彩。
初讀此書，可能會覺得夸張乃至荒誕：漁民駕船沖向敵艦，婦女持槍守島，老人引爆炸藥與敵人同歸于盡……但若了解當時的國家處境與民眾心理，就能理解這種浪漫化處理的深層動因。那是中國積貧積弱百年后首次在南海亮劍，全國人民壓抑已久的民族尊嚴在此刻爆發(fā)。浩然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了這場精神動員。他要用最熾熱的文字告訴國人：中國人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拼死保衛(wèi)國土！
《西沙兒女》的藝術(shù)價值或許不及《艷陽天》，但它體現(xiàn)了一位人民作家的責任感與時代敏感度。浩然雖長期扎根農(nóng)村，但他的心始終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他知道，在民族危難之際，作家不能袖手旁觀。他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寫作，加入戰(zhàn)斗。這種“在場”的姿態(tài)，本身就具有道德重量。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這部高度政治化的作品中，浩然仍未放棄對普通人情感的細膩刻畫。他寫漁家少女阿芬對戰(zhàn)士的愛情，含蓄而真摯；寫老船工臨終前叮囑子孫“守住祖宗?！保瘔讯簧壳?。這些片段證明，即使在最嚴峻的敘事任務下，浩然依然保持著對人性溫度的尊重。
四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浩然的創(chuàng)作迎來了新的轉(zhuǎn)折。他不再擔任《北京文藝》主編等行政職務，主動請求回到故鄉(xiāng)三河縣落戶，重新過起半農(nóng)半文的生活。這一舉動本身就極具象征意義：當許多人爭相涌入城市、追逐名利之時，他卻選擇回歸土地，回歸本源。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蒼生》《樂呵爸和他的兒女們》《圓夢》等。其中《蒼生》尤為值得關(guān)注。小說通過冀東一個小村莊幾十年的變遷，反映了農(nóng)村改革帶來的深刻社會轉(zhuǎn)型。與早期作品相比，《蒼生》少了些昂揚的號角聲，多了幾分滄桑與思索。人物也不再是是非分明的“好人壞人”，而是呈現(xiàn)出復雜的性格光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王玉敏。她曾是公社時代的積極分子，改革后卻一度陷入迷茫。但她沒有沉淪，而是帶領(lǐng)村民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走出了一條新路。這個形象體現(xiàn)了浩然對新時代農(nóng)民的期待：既要繼承艱苦奮斗的傳統(tǒng)，又要具備開拓創(chuàng)新的勇氣。
《蒼生》的語言更加質(zhì)樸自然，敘述節(jié)奏舒緩從容，顯示出一位老作家的成熟定力。他不再急于表達某種結(jié)論，而是耐心呈現(xiàn)生活的本來面貌。這種轉(zhuǎn)變，不是思想的退縮，而是藝術(shù)的深化。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現(xiàn)在寫小說，不像年輕時那樣想改變世界，只想把看到的人和事誠實地寫出來?！?/span>
五
回顧浩然一生的創(chuàng)作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主線：生活。始終是生活。他從未把自己當成高于生活的啟蒙者或?qū)徟泄?，而是甘愿做生活的學生、記錄者和歌者。他曾說過一句樸素卻深刻的話：“我寫的都是我熟悉的人，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哪怕添枝加葉，也離不開那個根?！边@個“根”，就是他賴以生存、呼吸、思考的農(nóng)民世界。
這也正是浩然與其他農(nóng)村題材作家的根本區(qū)別。趙樹理是“文人寫農(nóng)民”，柳青是“干部寫農(nóng)民”，而浩然是“農(nóng)民寫農(nóng)民”。他的視角是內(nèi)生的，不是外來的。他不需要“深入生活”，因為他就在生活中。他不必“體驗民情”，因為他就是民情的一部分。這種身份的同一性，賦予了他的作品一種無可替代的真實性與親和力。
有人說，浩然的作品因過于貼近政治而失去了獨立品格。但我認為，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是否涉及政治，而在于作家是否真誠地面對生活。文學史上所有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無不與時代政治密切相關(guān)。托爾斯泰寫《戰(zhàn)爭與和平》，狄更斯寫《雙城記》，魯迅寫《阿Q正傳》，哪一部不是深深嵌入歷史洪流之中？重要的是，作家能否在宏大敘事中守住人性的底線，能否在集體話語中保留個體的聲音。在這方面，浩然雖有不足，但仍有閃光之處。
更進一步說，所謂“去政治化”的文學幻想本身就是可疑的。任何寫作都處在特定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之中，都不可避免地攜帶意識形態(tài)印記。真正的文學勇氣，不在于逃避政治，而在于直面現(xiàn)實，在復雜境遇中堅持良知與正義。浩然或許未能完全做到這一點，但他至少努力做到了“不撒謊”。他寫他所相信的，寫他所看見的，寫他所熱愛的。這份誠實，依然值得今天的讀者尊敬。
六
改開初期，文壇上確實刮起一股否定柳青、貶低浩然的風潮，說什么“他們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他們的作品將成為歷史垃圾”。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事實如何？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依然是高校中文系必讀書目，浩然的《艷陽天》仍在不斷再版，連年輕一代讀者也開始重新發(fā)現(xiàn)他的價值。這說明什么？說明真正植根于生活深處的作品，不會因一時風向變幻而消亡。它們像老樹一樣，縱使經(jīng)歷嚴冬，只要根系尚存，春天來臨便會再度抽芽。
我曾在一次文學座談會上聽到一位青年評論家說：“我們現(xiàn)在不需要浩然那樣的作家了，我們需要的是卡夫卡、是博爾赫斯?！蔽衣犃四?。不錯，我們需要多元的文學營養(yǎng)，需要現(xiàn)代主義的探索精神。但我們同樣需要那種腳踩大地、心系蒼生的寫作傳統(tǒng)。沒有后者，前者很容易淪為空中樓閣。文學的參天大樹，既要有伸向星空的枝干，也要有扎進泥土的根系。浩然，正是那棵根系深厚的樹。
今天的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經(jīng)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城鎮(zhèn)化加速，人口流動頻繁，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結(jié)構(gòu)面臨解體。新一代作家中，還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農(nóng)民的喜怒哀樂？還有多少人愿意長期蹲在一個村莊里，跟老鄉(xiāng)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我們越來越多地依賴二手資料、新聞報道甚至網(wǎng)絡段子來“想象”農(nóng)村時，浩然的存在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浮躁與淺薄。
七
我不是主張所有人都去模仿浩然的寫作模式。時代不同了，文學形式也在演變。但我堅信，浩然所代表的那種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誠寫作——永遠不會過時。一個作家，只要你是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只要你是生活中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只要你能把握住生活的主動脈和大方向，而不是只看到某一面、某一瞬，那么你的作品，就可能獲得大多數(shù)讀者永不厭倦的閱讀、理解、發(fā)展和重構(gòu)。
這，就是浩然留給我們的最寶貴遺產(chǎn)。
夜深了，我又一次翻開早年那本破舊的《艷陽天》（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多種版本的新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兒女》）。窗外，延河靜靜流淌，月光灑在黃土坡上，恍惚間仿佛看見年輕的浩然背著鋪蓋卷，走在通往東山塢的土路上。他步履堅定，眼里有光。我知道，那束光從未熄滅，它只是沉入歲月深處，等待被重新點燃。
而我們，是否準備好了接過這支火炬？
1995年8月，買到由京華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金光大道》一年后初稿，
2025年5月，紀念《講話》發(fā)表81周年時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