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ldset id="oqblw"></fieldset>
精華熱點 實現(xiàn)革命理想就是他的第二天性
——忽培元長篇傳記《群山》主人公性格分析
張興源
蘇聯(lián)文學批評家、語文學博士維·米·奧捷羅夫在分析《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之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時說過：“這個人的意義不在于他有什么官銜或稱號，不，這個人的意義在于他的世界觀、感情和行為，以及他的性格的令人驚異的完整性。”奧捷羅夫認為保爾性格的最主要特征是共產(chǎn)主義黨性。黨性使他的思想和行動之間沒有任何分裂，使他的性格保持高度的完整性，使他的英雄主義成為“終身的英雄主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外國文學評論選》下冊第464頁）。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為一部外國小說，與作為當代中國之傳記作品的《群山》似乎不存在多少可比性。但筆者仍然要為通過奧捷羅夫的論述終于找到了概括“馬文瑞性格”的適當方式而慶幸和驚喜。的確，馬文瑞似乎從一踏上革命征途起，就已經(jīng)是一個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重大責任和遠大理想的職業(yè)革命者。他的這種“思想與行動之間沒有任何分裂”的統(tǒng)一完整、平凡樸素而又光彩照人的性格，首先表現(xiàn)在那種不溫不火、恰到好處的政策水平，尤其是關(guān)于土地改革的政策分寸之把握上。劉景范同志的《赤安（三邊）事變》一文中寫道：“原來的政策，是按照剝削程度處理土地問題，依靠貧下中農(nóng)，團結(jié)中農(nóng)，孤立富農(nóng)，打擊地主。對于地主，只要不和敵人勾結(jié)，也給他留一份土地，讓他自食其力。對于富農(nóng)，只動他的封建剝削部分。對于他們的工商業(yè)，一律不動。但是‘土地工作團’到后，一切都變了，把土地多的，沒有剝削的，也當成地主富農(nóng)對待。把富農(nóng)劃成地主，把中農(nóng)劃成富農(nóng)，甚至把有些貧下中農(nóng)也劃成地主或富農(nóng)。記得甘洛縣的葡萄溝有一家人，土地雖多，勞動力太少，打的糧食不夠吃，全家人真是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按土地數(shù)量把他們劃成了地主。那時劃成地主可不得了，按王明路線政策，是要趕到山上吃草的，要肉體消滅的。用這種劃成分的方法，農(nóng)民中有百分之十幾至二十幾被劃成了地主或富農(nóng)?！弊鳛檗r(nóng)民的兒子，馬文瑞深知“政策”的厲害。一種合乎實際、順應民心的政策就會帶來生產(chǎn)力的大解放，生活水平和生命質(zhì)量的大提高；反之，一種脫離實際、違背民心的政策不僅會極大地破壞生產(chǎn)力，極大地傷害人民群眾的感情，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而且說不定就會有多少無辜者因為這禍國殃民的政策而人頭落地呢！因此，馬文瑞在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地域、任何一項工作中都十分注意掌握黨的政策的分寸，這既是對百姓利益的樸素認知與首肯，更是對黨的形象的自覺維護和珍視。想想我們現(xiàn)在一些領(lǐng)導干部，不顧國家大政方針之嚴肅性、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常常憑個人好惡，朝令夕改，反復無常，弄得老百姓終年勞碌而無所適從，有時也便難免要憤怨，要罵娘。這樣的結(jié)果，豈不是走向了黨和人民群眾對他們百般抬愛和高度信賴的反面去了嗎？
“馬文瑞性格”之高度統(tǒng)一和完整的另一個方面，是他始終能夠正確處理好個人與組織、個人與人民群眾的關(guān)系。錯誤“肅反”被糾正以后，周副主席找他談話，問他愿意到哪里去工作。“回想起‘肅反’中的冤情，他此刻心情有些復雜。無憑無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當他面對著這樣一位值得信賴的領(lǐng)導人，有許多許多的話想說，卻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又覺得不該用個人的小事耽誤周副主席的時間”?！八烈髁艘恍?，輕聲說：‘周副主席，工作由組織確定吧。’”這段歷史我們都知道，主持“肅反”的少數(shù)壞人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而在“肅反”中遭殃受害的革命同志卻有不少人被“降級使用”。對此，馬文瑞和他的戰(zhàn)友們?nèi)挤拇缶郑瑳]有一個人因為鬧“待遇”而影響工作和戰(zhàn)斗。作品第93章寫馬文瑞受命去三邊檢查土改工作，途經(jīng)子洲縣馮家渠鄉(xiāng)歇息在馬家岔村一家客店，馬文瑞的遠親馮三給他訴說馬文瑞家鄉(xiāng)“鬧土改可鬧兒啦”的情形?！鞍押萌撕蛪娜硕返揭淮罾锢?。拿咱馮家渠來說，連你大姑（馮文江的母親，馬文瑞的姑母）那么好的人也不放過，斗爭會上連拉帶打……”，“你大姑上了歲數(shù)，受屈不過，她說不活了，幾次要跳腦畔。你大表哥馮文江在家里養(yǎng)病，也遭批斗，他們都天天盼你能回來，說句公道話哩?！表氈?，馬文瑞少年時代“歿了媽”以后，大姑曾把母親般的溫暖與關(guān)懷傾注于他，而大表哥馮文江又是馬文瑞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此刻，只要這位“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長”馬文瑞的一句話，即可挽狂瀾于既倒，解恩人于倒懸；但同時，如果他真說了那句“公道話”，那么，黨的路線和政策，組織的威信和力量就會受到懷疑與挑戰(zhàn)，地方工作也就會亂了陣腳。一時間，公與私，個人與組織，黨性與良心……像一對對赤膊上陣的小人兒，在他的內(nèi)心痛苦地糾扯與戰(zhàn)斗著。斗爭的結(jié)果，馬文瑞終于沒有廉價地充當衣錦還鄉(xiāng)的封建士大夫為親友之私利而逞能護短的不光彩角色，而是堅決地走向三邊地區(qū)，做那些“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去了。
安泰離不開大地。馬文瑞的成長以及“馬文瑞性格”之形成，不僅有黨的教導和栽培，更與人民群眾的孕育與滋養(yǎng)密不可分。馬文瑞出身農(nóng)家，來自社會底層，但又是受過科學文化和革命理論教育和洗禮的青年革命者，所以，不僅普通老百姓會成為他的知心朋友，他在這些群眾中生活和工作殊覺親切和幸福，如魚得水，而且社會上三教九流，販夫走卒，只要不與人民和革命事業(yè)為敵，馬文瑞都與他們建立了廣泛而又真誠的人際關(guān)系。而這一點，恰是他做好地方工作最是牢固堅實的社會基礎(chǔ)?！榜R文瑞看見老謝同農(nóng)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聯(lián)想到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獲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黃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顯然，馬文瑞這段“見賢思齊”的內(nèi)心獨白，也正是他自己與人民群眾血肉聯(lián)系的真實寫照?！叭嗣裼眯∶缀拖滩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著革命，革命者永遠都不能忘記這小米和咸菜”??！這，就是革命者“安泰”和他的深厚而廣漠無垠的“大地”。
“馬文瑞性格”的本質(zhì)特征，我覺著是基于對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清醒認識和執(zhí)著追求而表現(xiàn)出的堅強不屈、百折不撓、視死如歸、勇往直前。小時候讀《革命烈士詩抄》，“面對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這樣的詩句，那時只覺著幾多豪情，幾多自信。但在《群山》的世界中生活與思考過后，想想那些烈士們的吶喊，更覺著幾分血淚與幾分沉重。生命屬于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只有一次，但馬文瑞卻曾有多少次面臨生與死的最后抉擇。每當這生死抉擇的最后關(guān)頭，他想的又絕不只是自己個人生命的安危禍福，而常常是同志，是戰(zhàn)友，是事業(yè)與理想。作品第36、37兩章寫道，由于叛徒的出賣，不少同志被捕，敵人的白色恐怖愈益殘酷，革命者的處境日益危險。此刻，馬文瑞不顧可能累及家人的安危，決心渡過無定河，去到葭縣南洼一帶，“聯(lián)系別的同志，準備召開特委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但“好幾次腳一下去，幾乎遭到滅頂之災，他還是毫不遲疑地往前沖，心中只念叨著‘沖過去、沖過去！’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們等著組織營救；陜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精神還需要貫徹；各地秘密聯(lián)絡站得盡快通報事變情況，以便設(shè)法防范……有好一陣兒，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憑著腳尖奮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滿泥腥味的空氣。后退一步是生，前進一步也許就是死亡?！钡珵榱送?，為了事業(yè)，為了革命，他仍然決定“哪怕是遭到滅頂之災，也要奮力沖過去！”這是與自然的搏斗，但卻是基于一種崇高的社會理想的搏斗。馬文瑞在奮力一搏中終于戰(zhàn)勝了無定河，從而為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創(chuàng)造了基本的前提條件。
作品第42章，寫馬文瑞為了搞兵運跟著敵人騎兵由三邊“跑”到慶陽?！昂脦滋鞗]吃上一頓熱飯了。野菜嚼糠炒面，把他的嘴和喉嚨完全抗爛了……這時候，遠遠地傳來幾聲烏鴉的叫聲，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站不起來，永遠留在這空無一人的荒山曠野……這次長途急行軍，給馬文瑞留下了終生腿疾?！边B“文革”中的造反派在了解了這段歷史之后，也不得不承認“馬文瑞是豁出命來干革命的”。錯誤“肅反”時，當獄中的馬文瑞和他的戰(zhàn)友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院子四周挖了許多土坑”并意識到“挖這些坑，看來是要活埋咱們”時，他決定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要把身上僅有的一塊銀元設(shè)法去交黨費。“他盤算著，得找一張紙或一塊白布，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納最后一次黨費的留言，用這紙或布把銀元包著藏到墻縫或是地鋪下面?！毕胂脒@些為黨的利益，為革命的事業(yè)，在與敵人的嚴酷斗爭中九死一生卻終于活下來的堅強戰(zhàn)士，此時此刻很可能就要死在他們?yōu)橹畩^斗的共產(chǎn)黨自己的監(jiān)獄中了，我們的心禁不住與靈魂一起痛苦地顫粟！“環(huán)縣事變”（第75章）中，為及時鎮(zhèn)壓叛軍，馬文瑞又一次置個人生死于度外，親臨現(xiàn)場，解除危難?！坝行娜税押诤鹾醯臉尶谇那膶柿诉@個共產(chǎn)黨在隴東最大的‘頭子’……其中有些家伙是對共產(chǎn)黨和八路軍懷有刻骨仇恨的血仇分子，有些是地主惡霸，他們同紅色政權(quán)不共戴天。”
請記?。?/span>“死亡”之威脅，在這里絕不是藝術(shù)，而是血淋淋的生活。事實上，馬文瑞的不少戰(zhàn)友，如劉志丹，如謝子長，如任志貞，如無定河上英勇的六烈士，他們已經(jīng)在革命斗爭中走向了另一個世界。馬文瑞之“生”與他的戰(zhàn)友——其實不過是另一些馬文瑞——之“死”，原本不過半步之遙。更何況馬文瑞所面臨的遠不只是“死亡”，還有革命陷入低潮時的痛苦和遭受各種誤解與委屈后的尷尬以及個人感情與革命事業(yè)發(fā)生沖突后的無奈。而所有的這一切，馬文瑞都令人感動地以平常心平靜對待，默默忍受。這使我們深深感覺到，對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不懈追求，已經(jīng)成為馬文瑞生命的組成部分，成為他生存本能之外的“第二天性”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作家忽培元先生與馬文瑞那一代革命者有著相近的心理素質(zhì)，相似的社會理想，相同的人生追求。否則，他絕不可能把那些遠年的人物與事件寫得如此自然貼切，深刻感人，并具有如此不容置疑的真實性和如此鮮明突出的浮雕感。
2021年3月14日于延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