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被標簽遮蔽的教育拓荒者
雜文/李含辛
中學課本里的《別了，司徒雷登》，曾讓這個名字與“美國帝國主義象征”牢牢綁定。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提起他，腦海中浮現(xiàn)的是那個夾著公文包、黯然離開中國的外交家，卻鮮少有人記得，他的人生底色，是一位在中國教育荒原上拓荒30年的校長。
1919年的北京西郊，殘葦敗荷間，司徒雷登騎著毛驢丈量土地的身影，像極了堂吉訶德式的孤勇者。彼時由三所教會學校拼湊而成的燕京大學，內(nèi)部派系紛爭不斷，校舍分散在京城各處，賬上的資金連給教師發(fā)薪水都困難。這位操著流利杭州話的美國人，本可以在南京金陵神學院安穩(wěn)地做他的神學教授，卻因一句“三所百年老校，數(shù)千莘莘學子就這樣毀于一旦？”的叩問，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
此后的20年，他成了中美之間最忙碌的“空中飛人”。為了籌款，他12次橫渡太平洋，敲過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門，也在波士頓的教堂里對著信眾懇切演講。有人統(tǒng)計，他為燕京大學籌得的450萬美元，放在今天相當于數(shù)億美元。但他自己，卻常常穿著洗得發(fā)白的西裝，騎著毛驢往返于京城的大街小巷，為學校購置圖書和儀器。
他給這所新生的大學取名“燕京”，避開了教會學校的生硬標簽，也消解了三校合并的派系矛盾。他請來美國建筑師墨菲，用中國宮殿式的屋頂搭配現(xiàn)代化的實驗室，在西郊荒原上建起了“世界上最美的校園”——未名湖的波光里，至今仍映著他親手栽種的銀杏。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教會學校的桎梏：學生不用強制做禮拜，課堂上可以自由討論時政，甚至公開傳閱進步書籍。“九一八”事變后，當他從美國籌款歸來，第一句話不是問學校的經(jīng)費，而是問“我們的學生有沒有上街游行？”得到肯定答復后，他才松了口氣：“如果沒有燕京學生的身影，那我辦了十幾年的教育，就是失敗的。”
這所他一手締造的大學，只用了短短20年，就躋身世界一流。從這里走出的畢業(yè)生中，有42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有抗戰(zhàn)前線的記者，也有推動社會變革的學者。聞一多曾稱贊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要求的朋友”，因為他比很多本土教育家更懂：教育的本質，是培養(yǎng)能服務于這片土地的人，而非教會的傳教士。
1946年，當美國政府任命他為駐華大使時，司徒雷登的人生軌跡陡然轉向。他試圖在國共兩黨間斡旋，卻最終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犧牲品。1949年8月，他站在南京的碼頭上，望著長江滾滾東逝，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未名湖畔的校長辦公室。而他離開后不到三年，燕京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拆分，文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華，只留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在燕園的風里默默回響。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人們記住了他作為外交家的失意，卻常常忽略他作為教育家的功勛。他生于杭州，葬于杭州，在中國生活了73年，比在美國的時間還長。他曾在回憶錄里寫道：“我認為自己是個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边@種復雜的身份認同，讓他成了中美兩國都難以定義的“邊緣人”——國民黨不歡迎他，共產(chǎn)黨批判他，美國政府也將他視為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如今，當我們漫步在未名湖畔，看著那些從燕京大學延續(xù)下來的學術傳統(tǒng)，或許應該重新審視這個被標簽遮蔽的人。他不是完美的圣人，作為美國駐華大使，他確實站在了美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但作為燕京大學校長，他用半生心血，為中國的現(xiàn)代教育播下了種子。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斷題。司徒雷登的一生，像一面鏡子，照見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掙扎與堅守，也照見了我們看待歷史時，常常陷入的標簽化誤區(qū)。當我們撕下“外國壞人”的標簽，才能看到那個騎著毛驢、為中國教育奔波的拓荒者，看到他留在燕園里的，那些比政治符號更長久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