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沔陽已經解放。我的一些同學和兒時的朋友，想?yún)⒓痈锩娜瞬簧?，有的已經從各種渠道參加了工作。解放初，不像如今工作難找，那時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參加工作。
當時我家家境困苦，5口人無田無地無房屋，租住一棟破屋安身。我向父親提出要參加工作，父親不同意，其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來他是個殘疾人，只有我這一個兒子。我當時在聯(lián)營的蛋行里幫工，每月工資是家庭生活來源的重要部分。
二來當時全國還有很多地方尚未解放，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對參加革命還有些顧慮，怕得罪人，怕“變天”。
三是家里將失去部分生活來源。那時參加革命工作是不
拿工資的，實行的是包干制，只發(fā)服裝和伙食費及極少的零用錢，無法養(yǎng)家。當時我體諒了老父老母的苦衷，沒有急于參加工作。
1950年冬季，當?shù)卣e辦財務會計訓練班，為國家培訓財會人員，于是我就參加了財會培訓班學習。因我文化基礎較好，又能言善講，被當時彭場鎮(zhèn)政府鎮(zhèn)長劉金盛發(fā)現(xiàn)。
當時各級政府都缺乏干部，就動員我參加鎮(zhèn)政府工作，3個月的財會培訓班還未結業(yè)，就讓我中途退出，于1951年1月填表，正式參加工作。
此時，土地改革運動在全縣展開，我被分配到以鎮(zhèn)長劉金盛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為隊員，待遇仍然是包干制(1956年才全面改為薪金制)，發(fā)了兩套像新四軍一樣的灰布制服和一個灰布掛包，參加了一個鄉(xiāng)的土地改革運動和一個鄉(xiāng)的土改復查運動。
1951年秋，我任彭場鎮(zhèn)政府民政助理員，后兼任鎮(zhèn)政府秘書。
當時民政工作主要是烈屬、軍屬、工屬的優(yōu)撫救濟，發(fā)救濟糧、發(fā)寒衣、發(fā)烈軍工屬牌子及各種擁軍優(yōu)屬活動。當時不是義務兵役制，而是志愿兵役制。政府對烈軍屬特別重視，城鎮(zhèn)要辦烈軍工屬小工廠、小作坊，使其有生活保障；農村要組織“代耕隊”，在農忙時，幫助烈軍屬耕種收割。
其次是宣傳新婚姻法。當時沒有司法行政部門，加上新婚姻法剛剛頒布，結婚要到政府登記領取結婚證，這是幾千年來沒有過的事。老百姓不習慣，所以宣傳任務很大。
1952年春天，我在彭場鎮(zhèn)組織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集體結婚典禮，大約有9對新婚夫婦，在劇院舉行，到會者及看熱鬧的達一千多人，擠滿了劇院。學校的“洋鼓洋號”樂隊，許多套鑼鼓，吹吹打打，鞭炮齊鳴，熱鬧極了。
我當主持者，鎮(zhèn)長當主婚人并講話。典禮儀式結束后，舉行游行慶賀，學生樂隊開道，新郎新娘居中，大批親友及群眾隨后，小鎮(zhèn)上的老百姓都夾道歡迎，還有的鳴放鞭炮。
我初出茅廬，在解放初期搞這樣的活動是要有膽略的，花了很大精力，受到了鎮(zhèn)委和縣政府、縣民政局的表揚，說這是宣傳新婚姻法、提倡新式結婚、破除封建禮教的好形式，新事物應當肯定。但在老百姓中非議也不少。這也難怪，千百年抬轎娶親的習俗，在剛解放一年多時間里，老百姓能接受嗎?
1952年7月，我調縣公安局工作。1953年，任縣公安局政保股股員、副股長。1954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調任公安局秘書(即辦公室主任)。
當時公安局人員編制少，很多社會治安工作都是依靠群眾來管。那時老百姓政治覺悟高，見義勇為者多，搶劫、殺人、盜劫等大案很少，社會秩序較為安寧。
公安局機關人員不超過50人，全縣只設有3個派出所，總共約80多名干警。交通不方便，沒有汽車，自行車也很少，辦事全靠兩條腿。我在公安機關那幾年里，大部分時間是寫文章、寫材料，因人員少，有時也抽去參與破案、辦案以及全局性的中心工作。在繁雜的工作中，有幾件事印象很深，作個簡述。
一、禁煙禁毒工作
1952年，我調到縣公安局時，正碰上開展大規(guī)模禁煙禁毒運動。
所謂禁煙禁毒，就是禁止吸食鴉片和其他毒品。
解放前吸食海洛英這類毒品的人甚少，普遍是吸食鴉片煙，大小城鎮(zhèn)(農村也有少量的)開設鴉片煙館、經營煙土的店鋪很多，解放初雖進行過取締，但由于忙于清匪反霸、政權建設等，搞得極不徹底，煙土商和煙民仍公開或半公開地經營和吸食。
這次發(fā)動群眾，對運毒、販毒、經營毒品者進行聲勢浩大的清查“圍剿”，沒收其毒品和制毒工具，逮捕其頑固者和罪大惡極者。對吸食者進行集中教育，集中強制戒毒。老百姓對這一行動拍手稱快，吸毒者親屬對政府這一舉措千恩萬謝，感激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