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弦，中國臺灣著名詩人，本名王慶麟，河南南陽人，在舞臺劇《孫中山傳》中飾演孫中山，海內(nèi)外巡演70多場，紅極一時。
編者按：這是臺灣著名詩人痖弦先生10年前在廣西師大中文系的一篇精彩演講，痖弦先生是河南人，也是河南的驕傲。他的演講就像新詩發(fā)展路上的一盞明燈，今天特刊發(fā)出來（有刪節(jié)），與大家分享。
咱們中國是一個詩歌的民族，樣樣都用詩來表現(xiàn)。你看，夏天，到人家里去，咱從前沒電扇，就拿一把扇子，扇子上面有字：“扇子有風(fēng)，拿在手中，有人來借，大理不通?！睘槭裁矗磕銦嵛乙矡嵫?；到廟里抽個簽，簽條上是詩；家里小孩夜驚，貼個小紅條在墻頭：“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光”；敬茶給客人，茶杯上有詩句：“可以傾心”或者“壺中日月長”；情人談情，把詩題在紅葉上，寫在手絹上。
詩不但可以供人欣賞，而且還可以吟唱，中國的戲曲就是詩句嘛。甚至于說，連官方的告示都是用詩句來寫的，以便于老百姓來記誦，便于記憶，便于傳誦。武松到咸陽道中，看到那官方的告示，如“有大老虎在吃人，不能上山，結(jié)伴同行”等等，都是用詩句來做的。所以在中國可以說，從天子到庶人都寫詩。比如唐朝，壞詩人一大堆，為什么，因為大家都來寫，當(dāng)然會有很多壞詩人。但是沒有關(guān)系，亂是繁榮的另外一個表象，一個繁榮的時代一定是亂的。當(dāng)時附庸風(fēng)雅的人，也會弄假成真，最后慢慢地，經(jīng)過時間老人的耙梳整理，壞的作品不見了，好的作品留下來。所以，在我們中國，詩是人人都會兩下子的。醫(yī)生也會，叫儒醫(yī)；將軍也寫陣中詩，叫做儒將；商人也寫詩，叫做儒商。人人都會。
可是到了新文學(xué)運動以后，新詩出現(xiàn)了，一開始的時候大家也覺得它很有意思，就寫，寫著寫著，把它慢慢專業(yè)化了，就變成只有詩人才寫詩，一般人就不能寫了。報紙上也有詩，但一般人看報，一看到詩眼睛就邁過去了：哎呀我受不了，每個字都認識，接在一起，不懂。所以慢慢地詩歌就專業(yè)化了，這對詩歌是一個很不幸的發(fā)展。
很多人認為詩是高中生的玩意。生日啊或者是哪里有什么慶典哪，總是要送一首古典詩才象樣，覺得現(xiàn)代詩不夠大氣，不夠正式，不夠尊重，所以新詩就變成了青年人的玩意兒、戀愛中人的臆語，變成不好的。因此我主張恢復(fù)我們中華古國過去“人人都是詩人”的境況。專業(yè)的詩人是狹義的詩人，廣義的詩人是也寫兩個句子好玩兒的這些人，人多了就一定會產(chǎn)生好的作品。所以我今天的題目呢，就定在“人人都可以成為詩人”。
現(xiàn)在我想分做幾條來談，如果人人都成為詩人，那么什么樣的人才是詩人？剛才已經(jīng)說了一點，現(xiàn)在我們把它規(guī)律化，演繹成幾條：
第一條，詩人是對生命認真的人。詩人就是真人，最熱愛生活的人，最認真生活的人，一步一個腳印地去過著自己日子的人。通常我們說，詩來自生活，不是來自學(xué)問。學(xué)問越大，詩學(xué)得越反，因為學(xué)問是邏輯的，是理解的，是分析的，而詩是純粹感覺的，這個感覺是與生俱來的。
河南有個作家，是南陽作家協(xié)會的主席，叫二月河，他的歷史小說紅得不得了，而且都拍成電視劇了。他看到我時說：我對詩人充滿了敬意，我什么文體都可以寫，就是這個詩我沒辦法。你說我寫個散文，我湊合著也能寫得出來；寫個小說呢，更是我的專業(yè)；寫文學(xué)評論，也行；你說寫詩，我一句也寫不出來。詩人是天生的，我沒辦法形容，詩就是一種特異功能，呵呵，特異功能。
其實沒那么神秘。詩就是認真生活的結(jié)果。詩人能夠面對生活，忠于生活，善于感覺生活，理解生活，提高生活。我們常常說：詩的生活，生活的詩。先有了詩的生活，才能有生活的詩，生活的深度就是詩的深度。假如一個人不愛在生活上作思考，糊里糊涂地過日子，那他肯定不是一個詩人。所以詩人都有幾分自戀，這沒有關(guān)系，不要太過分就行，詩人是自戀的。長城很多人都去過了，但是詩人去了長城，那就石破天驚，不得了了，一件大事情了，因為“他”來了。
有了詩的生活才有生活的詩，沒有生活就沒有詩人，所以詩人是認真于生活思維的人，對于風(fēng)吹水流花落花謝都有感受。一個花落了，對一般人來講，那算個什么事呢？對詩人來講，可嚴重了，落花有死醉樓人哪，落花聲，那跳樓的人，“啪”地驚呼，就聽到了，那不是好大的事么？所以詩人，他把所有的生活，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擴大，詩人有擴大生活的能力。
風(fēng)、花、雪、月，通常我們拿這些來形容比較浮淺的浪漫主義的東西。通常有這樣一種嘲弄：你這個玩意兒，就是風(fēng)花雪月嘛。其實風(fēng)花雪月是很重要的，我們要考慮如何去用新的觀點來看風(fēng)、看花、看雪、看月。我們當(dāng)年在編《創(chuàng)世紀(jì)》的時候，編過四部文集，第一部叫《風(fēng)之柳》，第二部叫《花之聲》，第三部叫《雪之韻》，第四部叫《月之魂》。多好，是不是？風(fēng)花雪月嘛，新風(fēng)花雪月。所以有人說，你這個是感傷主義嘛。感傷主義也是一句不好的貶義的詞句。其實感傷是很重要的。多愁善感，通常也是嘲弄詩人的句子，其實多愁善感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是你這個愁你這個感是不是有價值，是不是有創(chuàng)意。
中國有句話叫“江郎才盡”，江郎才盡了，完了，他不能再寫東西了。江郎的才會不會盡？不會盡。不是江郎的才盡了，而是江郎的生活盡了。江郎沒有生活了，江郎失去了生活就寫不出詩來了，生活與詩的關(guān)系就是這樣的密切。我們看到兩岸的情況都有點像。大陸改革開放以后，經(jīng)濟形勢大好，所以很多的文人紛紛地下海，更換跑道，本來寫詩的去做生意了。這些人都有一個想法：我把錢賺足了再來寫詩。這好像是個如意算盤，其實很難回頭，生活的步調(diào)亂了，很難再加以整理。
一首詩是一個心情，是一個情緒，這個心情，這個情緒是根據(jù)你的年齡走的，不是永遠可以保持的。超過了這個時段，你再也不能夠把這個時間追趕上，可以說是稍縱即逝，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不能說我把錢賺飽了回頭再來寫詩，不太可能，所以，寫詩或者從事文學(xué)后再去改行做生意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在臺灣更是如此，臺灣的人們連廣播、連廣播電視臺，連電視臺都不上了，認為那個將來也不會有好下場。那就是面對一盞孤燈在寫詩、寫小說、寫你的文章就可以了，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跟作品分離的話，往往傷害了作品的內(nèi)涵。那謝靈運是多大的詩人，他寫山水詩，但他官也做得不小，所以他變成雙重人格，他一方面隱逸于山水，另一方面又去做官，所以謝靈運的詩就不能夠跟陶淵明比。陶淵明是真正的能人，真正做活的，他的生活跟他的藝術(shù)內(nèi)容是完全一致的；謝靈運的詩，當(dāng)然也是非常好的修辭，但有時候仔細一分析，里面有作偽的成分，就是這個問題。
當(dāng)然我們不能說，你的詩寫成什么樣你的人也該是什么樣的，詩很宏大你這個人也很宏大。也不是。有時候，是詩人的內(nèi)在，是他的精神視野很宏大，但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個小人物也說不定。比如說讀傳記，很多人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傳記就非常失望，他在詩里面簡直是一個民族的歌手，其形象何其宏偉，但在他的實際生活里，他只是紐約附近的一個小城的一個報紙的小記者，根本乏善可陳。嚴格說來，他只寫過一本詩集，但是《草葉集》最初出版，沒有人知道惠特曼是什么人，他就弄些假名字，寫評論，“我們美國最大的詩人誕生了”等等，自己吹自己。他是很有趣的一個人，他的詩的內(nèi)容和實際的生活好象是不大對頭的，這沒有關(guān)系，是因為他希望變成象他詩中的那樣一個人，他的精神視野自然是宏大的，這一點是必須要說明的。
第二條，詩人是感情、感性思維非常強旺的人。什么東西都是通過感性的，不是理性的。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學(xué)、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好象車的雙輪、鳥的雙翼一樣，必須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但是我必須說，詩人是非理性的人，詩人是不正常的人，越正常越糟。不正常才能寫詩，非理性。
我們可以打些比方說，理性是什么呢？理性就是走路一樣，走路是有目的的；而感性象跳舞一樣，跳舞并沒有目的，跳舞的本身就是目的。你不能說我跳到哪兒去，我哪兒也不去，我跳舞啊，它本身就是目的。理性就象坐飛機一樣，象我回香港，一下就回去了；感性是放風(fēng)箏，放風(fēng)箏有沒有什么大的意義？沒有意義，只是在空中創(chuàng)造美。理性好象是白天一樣，感性就是夜晚；理性是太陽，感性就是月亮；理性是把米煮成飯的過程，感性是把米釀成酒的過程。飯可以喂飽饑餓的肚腹，而酒卻可以安慰受傷的靈魂。
理性代表工業(yè)精神，它要走得快，越快越好，它是勇往直前的，是不回頭的；感性是農(nóng)業(yè)精神，它是頻頻回首的。我覺得我們大陸今天理性成分太重了，人人都是勇往直前的，都沒有頻頻回首。要回過頭來看看。我們早年在《創(chuàng)世紀(jì)》封面上寫了一句話，我們《創(chuàng)世紀(jì)》今年已經(jīng)是51年的老雜志了，同仁雜志，每期交詩交多少，是我們的精神教堂，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我們什么東西都可以妥協(xié)，只有《創(chuàng)世紀(jì)》是不可以妥協(xié)的，是我們?nèi)松罡蓛舻牡胤?。我們寫在《?chuàng)世紀(jì)》封面上的那句話是：我們歡迎不講理的創(chuàng)作、講理的批評。批評都要講理，但是創(chuàng)作是不講理的，越不講理越好，它是非理性的。假如說你內(nèi)在的思維情況是偏重于這方面的，你已經(jīng)注定是個詩人了，只是你還沒有寫詩而已，因為你的思維狀態(tài)是個詩的狀態(tài)。
第三條，詩人是非常喜歡文字、語言的人。詩人對語言非常敏感，對文字特別敏感，而且對形象化的文字或者文字的形象化特別有一種思維的慣性，什么東西都會想到個畫面，什么東西都想用畫面來表達出來，這是詩人的本性，詩人都有這個能力。
我們常常說，歌德是德意志語言的創(chuàng)造者，普希金是俄羅斯語言的創(chuàng)造者，寫詩跟語言的關(guān)系就是這么密切。詩人甚至溺愛他的民族語言，愛到溺愛的程度，創(chuàng)作了好多新的語言，豐富了我們的日常語言。譬如說，我們有很多成語，很多大家用得已經(jīng)不覺得是詩的語言了，這哪是誰的作品嘛，已經(jīng)變成我們語言的一部分了。一個人失戀了，我們說，哎，你老兄何必那么悲壯呢，天涯何處無芳草啊。這不是引的古人的詩嗎？所以這就是說它已經(jīng)變成我們生活語言的一部分了。詩人從實際生活里提煉語言，再把更好的語言還諸給社會。所以我們的語言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話，即如果它不會老化，不會變成語言的化石的話，就要靠詩人多多去創(chuàng)新。
我是河南人，1949年離開河南的。等我再回到河南的時候，我的河南話變了，速度變了，節(jié)奏也變了，語匯也變了，整個都變了。所以當(dāng)我說河南話的時候，我姨就說，“你看你這味兒，多少年了，這個話我都沒聽說過了，你怎么還會說呢？”為什么？因為我的話是止于1949，是老河南話的活化石，很有研究價值。
社會會變，語言會變，節(jié)奏會變，跟著社會整個的大的脈搏在前進，所以詩人一定要知道，語言象河流一樣，現(xiàn)在新的語言流向哪里，什么樣的語言正在死去，什么樣的語言正在誕生。沒有表達力的語言慢慢就死掉了，沒人再用了，繼續(xù)有表達力的語言、生活的語言在誕生著，詩人一定要完全地掌握這種變動，才能在語言里做一個領(lǐng)導(dǎo)者，做一個領(lǐng)先者，詩人是領(lǐng)導(dǎo)流行的人，可以這么講。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孩子時代，都能夠創(chuàng)新語言，孩子都有這個能力，但是在接受了現(xiàn)代教育以后，這個能力慢慢地就喪失了。我家的小孩兒小的時候，我可以跟她用詩來對話，我說一個東西，她就編一個詩來敷衍我。比如我說眼睛，她就說：一個溜冰場，周圍是欄桿，在時候會下雨；我說枕頭，她說：頭的沙發(fā)。從南到北坐火車可以一路這樣胡謅下去，兒童有這個能力。她看京劇的時候看到趙云后面有四個靠旗，就問我（我大孩子叫小豆，啊，是小米，小豆在這兒）：爸爸，他后面插的是什么？我說：插的旗子。她說：痛不痛？這是我們成人所想不到的，因為這是兒童的世界，兒童其實就是天生的詩人，詩人胚子，在兒童時候有這個能力，慢慢就失去了這個能力。小豆有時候非常調(diào)皮的，她小的時候，大概四歲，剛會講話，我親親她的嘴巴，她有點嫌我，用手按一下（動作），不好意思擦嘛。我說：啊，你嫌爸爸？她說：不是，我把它按進去。（學(xué)生歡笑，鼓掌）看，我對你的吻多么珍惜，按進去。等一下我又忍不住親她一下，她就擦一擦。我說：啊？她說：不是，我把它擦大嘛。你說這種人她是不是詩人？她不是詩人也是外交部部長。可是長大以后，變成了小笨瓜，好多年了，最近才開始寫詩。為什么？是我們現(xiàn)代教育把她變成了笨瓜，感性的能力完全沒了。她小的時候，我們說：月亮出來了。這是個說明性的句子，是月亮出來了，不是星星出來了。但是孩子不這么講，孩子講：月亮來了。我們說“月亮出來了”，看不到月亮，只是一個理性的句子，是一個說明性的句子；說“月亮來了”好，月亮穿著美麗金邊的衣裳，正從天邊一步一步地走下來，好象看得見一樣，形象語言，這是會詩的。是現(xiàn)代教育殺害了詩人，把小詩人都殺死了。
所以我們寫詩的人要有赤子之心，要回到兒童的時候去，要把所有的“名言”改造一下。名就是名字的名，名言是理性的，這是桌子，這是椅子，這是投影機，這叫名言。詩人是為萬物重新命名的人，這個東西他可能起個別的名字，那個椅子也可能起個別的名字，一盆菊花他說“金色的火焰”也說不定，如果是向日葵他說“發(fā)瘋的菊花”也說不定，開那么大一定是菊花發(fā)瘋了。所以如果知道文字里面有很大的彈性，可以供我們做語言游戲的，如果喜歡上這個，他八成將來很容易走向詩的成功。
我想現(xiàn)在各位正處在理性世界剛剛開始侵略，而感性世界還在頑強地抵制的時代，尤其是你們談戀愛的人，那一定是感性得不得了。所以在這個時候，能夠保持感情世界的旺盛來迎接詩的到來。
第四條，詩人是有一貫人格的人。詩人的人格是一貫的。詩不是一種技術(shù)，詩是一種思想，詩是一種人格，詩是一種道德精神的最高顯現(xiàn)，詩是非常高貴的。你看，所有文類都沒有一頂帽子，只有詩人有一頂桂冠。
寫散文的人也寫詩，你永遠不要只夸他散文好。“哎，光中先生，我覺得你的散文寫得好啊?！本褪遣惶嵩?，他心里不舒服。你可以提詩而不提散文，因為散文家沒帽子，詩人有一頂桂冠，這個帽子很重要。所以詩學(xué)是文學(xué)的貴族，詩常常體現(xiàn)一些非常高貴的情操，詩是一貫人格的保持。
臺灣有一位孔子的我不記得是幾世孫了（臺灣尊孔，還有一個“奉”字，跟以前清朝政府一樣的，就是給孔子的后代俸祿，讓他主辦這個繼孔的香火，就象最高的顧問），孔德成教授，是臺大的教授，孔先生就是奉祖的?？椎鲁山淌谛〉臅r候，在山東曲阜嘛，他去念書的時候，因為他們家是貴族，一個人去家里怕他出事，就有一個伴讀的人，年齡相若，象書僮一樣，但是也去念書，那個人姓曲，是孔府的佃農(nóng)，叫做曲萬里。萬里可能是后來讀了書以后又改的名字，原來也許叫做曲什么很不雅的名字也說不定。后來曲萬里也變成大學(xué)問家，孔德成當(dāng)然也是大學(xué)問家，他們兩個都是臺大的教授，可是曲萬里跟他單獨相處的時候還是主仆分得很清楚。日本也尊孔嘛，孔德成到日本去，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吃，吃到最后，發(fā)胖了，已經(jīng)不能彎下腰來系自己的鞋帶了，曲萬里就跪下來給他系鞋帶。中國人講“義”呀，義是一種高貴的情操。當(dāng)彎下身來替孔德成系鞋帶的時候，這個時候的曲萬里是一個詩人，他不是功利之徒，功利之徒說：你小子當(dāng)年啊，雖然我是佃農(nóng)，但現(xiàn)在我不也是大教授了嘛，你算個嘛呀？啊？什么系鞋帶，咱們大家平起平坐。那就不是詩人了。詩人是念舊的人，詩人是充滿感情的人。所以彎下身來替孔德成系鞋帶的曲萬里，在那個瞬間，他是一個詩人。詩人的氣質(zhì)是這個樣子的。
在哥倫比亞大學(xué)有一個講座，是一個美國淘金大王捐的，叫“丁龍講座”。丁龍不識字，是一個被當(dāng)作豬崽賣到美國去的人，后來不知道怎么混到金礦里去，跟著一個美國人淘金。這個美國人是一個淘金大王，事業(yè)大起大落，當(dāng)他最紅的時候，那真是香檳似海，蛋糕如山，請眾親朋好友來吃飯；當(dāng)他垮掉了的時候，股票不行的時候，就變成街頭的一個乞丐。但是不管他大富大貴的時候，還是最苦最苦、一文不名的時候，丁龍都在他身邊，你可能說他這是愚忠，但不能把他寫成愚忠，這是中國人的義氣。你是我的朋友，你大富大貴的時候是我的朋友，你窮途末路的時候也是我的朋友。所以當(dāng)那個人說：你走開，我現(xiàn)在沒辦法發(fā)給你薪水，你走開。丁龍不走，還在他身邊照顧他。當(dāng)那個淘金大王酩酊大醉的時候，他透過朦朧的醉眼，看著那個小小瘦瘦的從礦中來的人。丁龍，是個詩人，他雖然不寫詩，但他的行為是個詩人。
甘地，是個名人，日本有一個首相，叫伊藤博文，也是一個名人，他們兩個都是被刺死的。伊藤博文是被一個韓國青年刺死的；甘地是在一個聚會上，被一個異教徒（跟他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用手槍打死的。他們一個是中刀，一個是中槍，當(dāng)時那個瞬間都沒有死，他們兩個的反應(yīng)很不一樣。甘地在那演講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把一個小手槍放在手里邊，一直往前帶，帶進去的時候就放槍了，甘地就中槍了，甘地中槍的瞬間看到了那個兇手，他苦笑了一下，向兇手拜了拜：謝謝你！意思是說印度這個擔(dān)子很重，謝謝你結(jié)束我的生命，我不恨你，我真的需要謝謝你。甘地的境界多高啊。這是一個死亡的例子。伊藤博文是個文武宰相，可以跟我們中國的李鴻章來教勁，形象完美極了，學(xué)問、道德、世風(fēng)，各方面都是滿分，但是當(dāng)這個韓國青年刺他他還沒有死掉的時候，他橫眉豎眼罵了一句：八格牙路！完了，一輩子的修養(yǎng)完了。所以甘地是個詩人，而伊藤博文不是。
王鼎鈞先生，現(xiàn)在在臺灣是我這個年齡的人，散文寫得最好的，最近他的三部回憶錄出來了，你們一定要找來看。第一部叫《怒目少年》，第二部叫《昨日的云》（“昨日的云”是用我的一個詩句，他也寫了謝謝我，是用我的“昨天的云”抄襲，今天的云抄襲昨天的云，他叫“昨日的云”），第三部叫《官山奪路》，寫國共之間的戰(zhàn)爭，他是用完全客觀的立場做歷史的評估的。王鼎鈞寫過一篇散文，大概不足1500字，叫做《最美與最丑的》，是寫抗戰(zhàn)時的青年軍，高中畢業(yè)再去當(dāng)兵的，從前當(dāng)兵都是莊稼漢嘛，但是那個時候有知識青年從軍，他們知識青年從軍放假了沒事，有的去看電影了，有的說：哎，聽說北京郊外有個地方可以看到宦官脫褲子，這多好玩呢。大家都好奇，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嘛，那就去看宦官。王鼎鈞就描寫這個宦官，他們到了一個泥巴屋子里，泥土墻，草房頂，屋里有條鐵絲，鐵絲上掛著一條被單，象幕一樣，宦官在后邊把衣服脫掉以后，把幕拉開給他們看幾分鐘，然后就收兩塊錢這樣。這個宦官表演過了以后，又到了另外一個屋子，那里有一個瞎眼睛的女人，可能是格格，或者比格格層次更高一點的，因為清朝皇宮已經(jīng)不能待了，就到了鄉(xiāng)下，因為她的眼睛是瞎的，所以沒有人告訴她清朝已經(jīng)亡了。這個宦官進了屋子還是做馬蹄袖的聲音，“啪啪”，她有時候不高興還要他掌嘴，等等這些。這個人就把自己脫褲子賺來的錢買東西給那個瞎眼的格格吃。這中間沒有愛情，只是個“義”字，如果把它寫成愛情就沒有意思了。就這樣，那個盲的皇家的人，還繼續(xù)做著她的皇家的人，這個散文到這兒就完了。這個宦官是個詩人，他有一貫的人格精神。所以詩人已經(jīng)定下了自己的人格，不能再去做生意了，詩人是好莊嚴、好威嚴、好厚重的人物，自己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詩人有他一貫的人格，有他的道德精神，有他不變的情操，所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是非常地嚴謹，也非常地華麗的，所以我們常常說，煉字、煉句、煉意，煉字就是語匯，煉句就是整個的句法，煉意就是意境。我常常說一句話：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煉意不如煉人（人的品格的修養(yǎng)）。詩人在開始的時候比的是技術(shù)，誰的句子用得漂亮，誰的哪一首詩寫得特別好；但最后比的是精神人格，比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完整不完整，他的人格統(tǒng)一不統(tǒng)一。如果他精神世界不完整，他的詩雖然可能會有些好詩，但他只是個小詩人，或者只是個好的詩人，而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偉大的詩人一定有他的精神品格。如果讓在我們中國選一個詩人，那一定是屈原；選兩個可能杜甫在里邊，李白就有點危險；選五個，李商隱可能會在里邊，選四個李商隱在不在里邊很難講，但是屈原一定在里邊，為什么呢？是因為他人格精神的一貫性。屈原是個投江自沉的詩人，我們都是含著眼淚想念他的，實在是偉大，作品的風(fēng)格和人格產(chǎn)生高度的統(tǒng)一性。這樣的人，我們說，他即使不寫詩，但他是把詩當(dāng)作日子過的人，他也是個廣義的詩人。這樣的人生成立了，就是個詩的人生。
現(xiàn)在又有旅行文學(xué)的出現(xiàn)，旅行文學(xué)是“帶著故鄉(xiāng)去旅行”。有一首詩是我讀大陸的年輕詩人的，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寫得非常好。他寫一個帽子，就是鄉(xiāng)下人的斗笠，他是這么說的：離家這么多年了，你怎么還戴著那個破帽子（破斗笠）？對方說：不，那是故鄉(xiāng)的屋頂。頭上戴著故鄉(xiāng)，也真是絕了，每個人的故鄉(xiāng)都永遠戴在你頭上，如影隨形，所以詩人是永遠用他的故鄉(xiāng)來衡量這個世界的人。但是那個寫《一間自己的屋子》的英國作家伍爾芙（后來跳海死了），她說“你永遠回不了故鄉(xiāng)”，因為你回去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不是原先的那個故鄉(xiāng)了，就象你在行船，這一秒種看到的水已經(jīng)不是剛才的水了，故鄉(xiāng)的變化很大，不是說回去就能回去。所以愛鄉(xiāng)愛旅行的人，故鄉(xiāng)跟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和斗爭，這些焦躁這些思考就成為文學(xué)最重要的題材。
